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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家国天下是中华文化无论走向何方都割舍不了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情结。它指涉三种伦理实体：家是本源而直接的伦理实体，是最小的共同体；天下是普遍而抽象的伦理实体，是最大的共同体；国作为现实的伦理实体，既是家的扩展，又关联着天下之想象。家国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诠释的中心，它使中国人在不同的实践境域中，无论是作为家人、国人还是作为天下人，都与其所在的世界结成唇齿相依的关系。

中华文化中各种共同体的道德前提离不开家国天下的伦理情结。以此观家、观国、观天下，就是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把个体与整体相贯通的家国天下的伦理观。用这种伦理观看待家国天下，则一切共同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延展来看，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内蕴着一种走向世界的伦理情结，并由此预设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精神轨迹。

共同体的想象是中华文化礼治德治之本和文明教化之根。它从历史深处走来，构成了中华文化将个人命运与共同体整体命运相融贯的伦理型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植于共同体之中。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摘编自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德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在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之义；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张载提出“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恩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里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愿望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

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大学》的“修齐治平”思想深入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摘编自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一：

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孔子儒学是这棵大树的主干，这棵大树的底部是孔孟老庄在内的春秋战国先哲，孔孟老庄这些先哲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我们上古时期文明的土壤。

当我们理性冷静地回望过去，我们会发现中国在上古时期，从先舜以来，在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已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期。看待中国儒学，我们不能说因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所以我们就只从孔子开始讲起。在很大程度上，孔子是在中华五千年的中间位置。孔子学术的特点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就是传述，就是继承，就是发扬光大，孔子尊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述而不作。

我们说孔子好学，好学得先有所可学，就是学习先贤。学习先贤思考人与人相处的根本原则，“养生送死”，无非是人生活于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何以生活得更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需要养生，送死，孔子还思考由民生而人生的问题，抓住根本，治理一个小小区域，进而治理整个鲁国、整个天下，这是空间的放大。

除此而外，孔子还说时代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管理的方式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就是损和益，损就是把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去掉一些，益则是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增加一些，但深品的东西不会变，“虽百世，可知也”。在这里，孔子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时间的绵延连续。孔子说的三代、十世、百世则是时间的绵延。

不管是时间的绵延还是空间的放大，孔子最为关注的还是能够超越暂时与区域性的深层次的根本问题。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们有自己的自然追求：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有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社会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从根本上接合与调和，孔子思考的深刻恰恰就在于此。

儒家的“信”字，很像一个人在洗澡，以水冲洗沐浴濡身。其实这个儒，在商周时期就是相礼的人，也就是古代举行礼仪活动时，别人不懂的礼仪他懂，他的身份就是儒，是一种职业。

但到孔子创立儒家的时代，情况不一样了，孔子不但要洗净身体，也要洗净心灵。儒家，以先王之道濡其身，用尧舜禹汤文武等先圣之道来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孔子跟他的学生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小人儒只是把儒当成一种课生手段，而君子儒应该致力于素养的提升，致力于社会的改良。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君子的德行就像风一样影响大家，他怎么做老百姓就怎么做。所以政者正也，为政者正，则天下不能不正。

儒家追求的正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个人不自私就是公，这就是公共意识、公德意识。一个人具有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这个人才是优秀的人，如果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都这样，天下的人都这样，天下为公，那领一定是大道之行，这就是儒家的追求。所以“天下为公”实际上说的是，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这种公共意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主动追求成为一个有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的人。

（摘编自杨朝明《时空维度下的孔子与儒学》，《光明日报》2020年6月27日）

材料二：

从孔子创立儒学一直到董仲舒确立儒学为一尊的这段时期是儒学登上历史的主旋律舞台的时期。儒学的创立是孔子对西周以来强调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思想传统的全面总结和继承发展，孟子和荀子又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孔子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与完善，奠定了儒学的基本理论格局。

春秋时期没有统一的主流文化，儒学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只是多元文化的一元”。春秋末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旧的价值观解体了，而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利益纷争空前激烈，对利益的关注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因而以对人的价值和德行为诉求的儒学就遭到了冷遇。在那个各国追求迟速强大争取霸主地位的时代，在那个没有统一、稳定的时代儒学是不可能被社会所接受的。这也恰恰说明了儒学更适合在一个稳定统一的国家中发展成为治理理论，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或者动荡时期是会被冷落的。

这种多元文化的格局直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才宣告结束。到了汉武帝时期，制度稳定发展国力进一步强盛。这样一个稳定强盛的国家急需要一个统一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来适应当时的专制统治。董仲舒适时地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信术”的思想，自此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正式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

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能够成为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是国为儒学适应于中国当时经济、政治制度的需要。当时封建社会的统治是一种集权的统治，统治者需要这种绝对权力、绝对忠诚和绝对服从的思想。儒学还具有调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的功能，在不动摇统治者权力和地位的情况下，让统治者适当地实行仁政爱护人民，让人民被这个“仁”迷惑，甘于受统治者统治。在封建社会，一个稳定的时期内没有什么理论思想比儒学更适合的了，儒学自此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统治。

（摘编自赵颖《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

在现代社会来临之前，民歌一直就是时尚。“歌谣所生，宜自生民始也。”作为口头语言艺术的民歌，其起源即昭示着人类的起源。人类自脱离动物界的那一刻起，也就开始了超越性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言谈歌咏之中。作为中国文学起源佐证的两言《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越人之歌；而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元典《诗经》，其“国风”部分也是民歌歌词的总汇。从先秦的歌谣，到汉魏乐府，再到唐宋间的曲子词、竹枝词等体式的流变，民歌生长在百姓的唇吻和心灵之上，始终是社会风尚的主要组成部分。明代沈德符记录了万历年间江南小调的流行状况：“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每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致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我们也可以说，民歌又何尝不是一部时尚史呢？

问题是，今天当很多人在叫嚣“娱乐至死”、张扬多元价值的时候，当多数民歌所描述的农耕甚至游牧、渔猎生活情境离绝大多数人已很遥远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和民歌生活在一起吗？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理解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现代性并非一种全然固定的僵死结构，它应该是开放的，既对空间开放，也对时间开放；它应该是一种建构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间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变得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的诗意生存的需要。这样来理解，传统就不再是一个被降服、被审判、被耻笑、被切割、被虚假玩弄的概念，而应该是唤起我们敬畏感的、我们借此和世界真诚连接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传统洞开人类生命的本质存在，回归人类应然的统一存在。

民歌正是自传统社会以来，人们和世界真诚连接的一种生命的打开方式。在欣赏民歌的时候，我们感到在传统人文世界中找到了人应该为人的那种存在的方式，我们觉得人应该那样和这个世界进行美好的连接，应该那样诗意地栖居。这种人的本真的状态，并不以样貌的陈旧而过时。反倒是，我们越是在非熟人社会孤独地存在，越需要追寻这种源自文化母体深处的熟稔和亲切。同时，在民歌的歌唱中，艺术活动和人的肉身体验、生命器官高度合一，是在深层次上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弘扬。在歌唱中，身体这一自然客体、心灵寓体的能量被强烈激发，人的主体意义被充分地释放，这是艺术的解放，更是人的解放。

今天，我们在理解民歌价值的时候，应该有更宽广和更深沉的追问。唯有如此，我们对民歌艺术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才可能会有更多的期待。而对民歌的自信，也正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一部分。

（摘编自杨晓华《民歌，可以重新成为时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