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苞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再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而且，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特殊语言”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因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我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而且我还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取得极大发展，但乡村文化发展依然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导向出了问题，即实行城市文化向乡村文化单向输入，乡村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缺乏建设自身文化的内生动力。

文化下乡活动的开展标志着乡村文化政策由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向乡村文化建设的逐渐转变。如今，文化下乡已成为一项定期性的、制度化的活动。在此过程中，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促进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流动，如建设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乡镇电影院，送文艺演出、电影放映、图书等。

文化下乡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但从其政策特征来看，文化下乡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城乡二元性在文化领域的延伸。下乡的“文化”实质上就是城市文化，二者是同质构成的。反过来看，这隐含着乡村缺乏文化或者乡村文化是边缘性文化，需要扶持和帮助。在这种政策立意中，作为主流文化载体的城市具有乡村无法比拟的文化优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城市文化散发出先进、文明的气息，代表着主流的、主导性的文化。唯其如此，才有必要向乡村输入。

此外，文化下乡政策也体现了单向的外部输入性。文化下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从供给的主体看，这是一种主动的作为，文化下乡活动往往是多部门联合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推进，各司其职。从被供给的对象看，这意味着被动接受从外而来、从上而下的文化。就发展历程看，受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的影响，我国乡村文化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强势改造。

（摘编自鲍磊《文化下乡及其影响》）

材料一

人类的阐释自始至终都在追求真理性和澄明性，那是人类向往的阐释目标，也是阐释的理想境界。真理和澄明虽然昭示的是阐释的两个不同的层级，但都指向一个事实：阐释是面向公众的。这意味着阐释是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只有坚守公共性，才能圆人类的阐释之梦。离开公共性，阐释不可能，更遑论真理性和澄明性。阐释本身有它的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总体来说极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好随意确定。它可能是整个人的规则，也可能是生活在特定区域或国家、操持不同语言、从事不同专业研究者的规则；它遵循的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沟通、交流之后业已达成的共同性，其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意义的澄明。

我们言说政治，政治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我们言说历史，历史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我们言说道德、伦理，道德、伦理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我们谈论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公共性本身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但它又蕴含着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公共性包含着真理和谬误。真理不可能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族群都是真理，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谬误也是。当然，这种公共性是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没有永远的真理和谬误，而公共性却是永远的。公共性的存在需要公共阐释去解惑释疑，需要公共阐释去彰显真理。在一定程度上，公共阐释维持着时代的公开、透明，维持着社会的公平、公正，维持着政治的民主、正义，维持着人类的审美判断。

（摘自李健《公共阐释：作为一种阐释理论的合法性》）

材料二

“公共阐释”也即“阐释的公共性”，是对文学阐释行为根本属性的一种界定。任何一种阐释行为，都是一种参与生活、理解世界的方式，只有“公共阐释”才能让每一个个体有效并且高效地充分对话。与之相对的，则是“个体阐释”，也即释的个体性。它强调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都有着自己的个性、性别、民族与生活经历，对待同一问题的视角与态度确实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是，如果仅仅将两者确定为二元对立的概念，显然是将问题简单化了。一般来说，“个体阐释”中会带有“公共阐释”的烙印，每一个个体都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而“公共阐释”中也会带有“个体释”的痕迹，如果没有个体作为基础，就不会出现阐释的具体性与交互性。面对如此棘手的“阐释循环”，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这一进入就是一种“介入式”的阐释行为。在置身于他者之中时，个体也在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视域。这里的他者既指向个体（文学作品、个体读者），也指向整体（社会历史环境），更是要领会到“整体只是源于单个情形的范式展露”。文学阐释激活了世界、读者、作者与文本这四个时常被不同的文学理论切割破碎的要素。

文学阐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阐释”。它首先面向的是文学作品，即对文学作品作出阐释主体的感受、理解与判断。在具体的文学阐释过程中，存在着以“个体阐释”为基础，并从个人走向社群再到整个人类的一种趋势。这一过程的每一次完成则意味着“个体阐释”得到了时空的检验而成为“公共阐释”。

从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往往会将“公共性”与“私人性”对立起来谈，但是如果转移到文学领域，“公共性”的问题还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维度。这就是“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问题。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说，“事实上，任何文学史都不会没有自己的选择原则，都要做某种分析和评价的工作”。从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史来看，文论研究的重点出现了一个从“文学之外”转向“文学之内”，再转向“文学之外”的过程，即我们通常所描述的从“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再向“读者中心”的两度转向。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来，即使是“文学之内”的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及其关系，也是社会历史的再现或投射，这些均是现实生活在文学世界中的一种艺术化表达。

因此，强调“公共阐释”或“阐释的公共性”，应该落脚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点上，即在处理“文学内外”关系上，坚持“文学之外”的关系为主来统摄“文学之内”的关系，重建“隐含作者”“叙述者”与“真实作者”“理想读者”“真实读者”以及人物间的社会关系的投射等。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批评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历史功能，这也正是强调“公共阐释”或“阐释的公共性”的要义之所在。

（摘自曾军、辛明尚《文学阐释的公共性及其问题域》）

材料一：

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乡村建设的难点，也是乡村建设的灵魂，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途径。以往一些乡村文化建设项目之所以流于形式或者难以取得理想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乡村文化知之甚少。提高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性，需要清晰认识三个问题，即乡村有哪些文化，乡村文化保存在哪里，如何建设乡村文化。

乡村是文化的宝库。乡村文化总体而言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农耕文化。这是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知识、技术、理念的综合，包括农学思想、栽培方式、耕作制度、农业技术等。二是乡村手艺。像木匠、石匠、蔑匠、刺绣、酿造等技艺，凝结了先人的生存智慧，反映着村民们的精神信仰与心理诉求。三是乡村景观文化。乡村景观以农业活动为基础，以大地景观为背景，由聚落景观、田园景观、社会生活景观和自然环境景观等共同构成，集中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四是乡村节日与习俗。生活习俗作为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包括衣食住行的方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习俗，以及民间信仰与禁忌等广泛内容，也包括乡村艺术和娱乐活动等。

任何文化都需要特定载体，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在乡村。由于传统文化的复杂性，每一类文化的存在空间、呈现形态都不尽相同。以下三个方面对乡村文化建设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乡村的空间形态。乡村空间形态是乡村文化得以存在的物质载体。乡村空间由村落、民居、院落及公共空间等构成。村落空间具有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感化、感染或教育功能。二是乡村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是传承农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农具的使用、地方品种的延续与更新、传统我培措施、特殊的农业制度等都存在于特定农业生产过程之中。三是乡村生活。村民日常生活的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信仰以及街谈巷议、饮食习惯等都是传统文化载体。失去了乡村生活，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会成为“展品”和记忆。农耕文明所孕育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等，与今天所提倡的和谐、共享、低碳等理念十分契合。在理解乡村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乡村文化建设要特别注意遵守以下两个原则。

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原则。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他们既是乡村文化的建设者，也是乡村文化的受益者，只有农民最理解乡村文化与自身生产、生活的关系。任何排斥农民主体地位，试图越姐代庖，把本来的主人变成看客的做法，都必然失败。因此，要尊重农民的创造，如倡导德孝文化、弘扬优秀家风、通过村规民约移风易俗等，均是来自基层行之有效的乡村文化建设经验。

二是坚持保护好村落原则。丰富的农业文化以及尊老爱幼、诚实守信、邻里互助、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存在于乡村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中，农家院落及其特定的排列方式构成的村落形态、村落公共空间，乡村的劳动与消费方式、节日与交往习俗，以及乡村的家庭、家族、邻里、亲缘关系等，都是乡村文化得以存在和延续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正是要加强村庄风貌引导，保护传统村落，严格规范村庄撒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的重要原因。乡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乡村文化建设只有从保护村落开始，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做到与时俱进，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避免出现建设性破坏。

（摘编自朱启臻《乡土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材料二：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蔬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飙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苞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再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而且，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特殊语言”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因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我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而且我还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取得极大发展，但乡村文化发展依然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导向出了问题，即实行城市文化向乡村文化单向输入，乡村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缺乏建设自身文化的内生动力。

文化下乡活动的开展标志着乡村文化政策由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向乡村文化建设的逐渐转变。如今，文化下乡已成为一项定期性的、制度化的活动。在此过程中，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促进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流动，如建设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乡镇电影院，送文艺演出、电影放映、图书等。

文化下乡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但从其政策特征来看，文化下乡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城乡二元性在文化领域的延伸。下乡的“文化”实质上就是城市文化，二者是同质构成的。反过来看，这隐含着乡村缺乏文化或者乡村文化是边缘性文化，需要扶持和帮助。在这种政策立意中，作为主流文化载体的城市具有乡村无法比拟的文化优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城市文化散发出先进、文明的气息，代表着主流的、主导性的文化。唯其如此，才有必要向乡村输入。

此外，文化下乡政策也体现了单向的外部输入性。文化下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从供给的主体看，这是一种主动的作为，文化下乡活动往往是多部门联合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推进，各司其职。从被供给的对象看，这意味着被动接受从外而来、从上而下的文化。就发展历程看，受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的影响，我国乡村文化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强势改造。

（摘编自鲍磊《文化下乡及其影响》）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上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

家族虽则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依人类学上的说法，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具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我的假设是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而且凡是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都需要长期绵续性的，这个基本社群决不能像西洋的家庭一般是临时的。家必须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氏族本是长期的，和我们的家一般。我称我们这种社群作小家族，也表示了这种长期性在内，和西洋家庭的临时性相对照。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这说明了我们乡土社会中家的大小变异可以很甚。但不论大小上差别到什么程度，结构原则上却是一贯的、单系的差序格局。

（摘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家族》）

材料二：

古代的婚姻只是为了延续家族和祭祀祖先，完全以家族为中心，不是个人的，也不是社会的。延续家族与祭祀祖先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就重要性而言，祖先祭祀更重于家族延续，即为了使家族延续不辍，祖先崇拜可以说是第一目的。因此，缔结婚姻成为子孙后代对祖先的义务。独身及无嗣被认为是不孝的行为，即孟子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古代的婚姻以传宗接代为目的，因此婚姻关系对于家族关系的重要性要远大于个人。通过上文所述，在缔结婚姻时，男性的直系尊亲属拥有绝对的主婚权，子女没有婚姻自主权，也不难理解婚姻对于家族维系的重要作用，因此主婚权必定牢牢掌握在父权手中。他的意志可以命令子女与任何人结婚，社会与法律都承认他在此方面的权威并予以强有力的支持。

而这样的婚姻关系，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存在夫尊妻卑。在家庭关系中，夫拥有绝对权威，妻依附于夫而存在，又由于婚姻缔结的实质目的更多是为传宗接代。这种差等反映在夫妻分工上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妻主要负责育子、做饭、洗衣等工作，其中包括妻对夫的服侍。反映在法律上表现为夫与妻适用法律的差等。例如，法律严格限制财产权，妻在财产方面只有行使权，并无自由处分权及所有权。以告诉罪为例，妻告夫则治妻干名犯义罪，诬告则处绞刑，即使妻告夫与人通奸也不例外，夫告妻则不成立干名犯义之罪。又如殴打罪，在夫妻相殴的事件中，法律完全根据尊卑相犯原则来处理，对妻采取“加重主义”，对夫则采取“减刑主义”。此外，无论是否有理由，无论情况有多么危急，妻都不能进行自卫。凡此种种，都是男尊女卑、夫尊妻卑原则在法律实践中的体现。

此外，在女子出嫁后，便是加入夫家，参加夫家的宗教活动和经济活动，而对其父母和其他亲属降服。尽管她在形式上仍与母家的亲属保持固有的关系，但实际上亲疏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她对父母及其他亲属降服（女子未嫁与男子同服，出嫁则为本宗降服，除祖父母及曾祖父母不降外，为其他亲属皆降服一等。本宗为出嫁之女亦降服一等），她的家属对她也降服。这种变化使得她与原本家族的亲属关系由亲而疏，同时亲属的范围亦趋于缩小。

大体说来，婚姻制度作为延续家族、祭祀祖先的手段，完全服务于家族，失去了其原本应有的含义。

（摘选自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