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我国传统美学和文论中，“意象”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是出现得很早并富有深广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主观情志与外界客观物象相碰撞而契合的产物。

“意”和“象”，最早见于《周易·系辞》“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之言，实质是指可通过有限的可穷尽的形象，传达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内在意义。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还进一步阐明了意、象、言三者的关系：从文学的创作来看，即是从内心的“意”到关注的“象”，再至依托的“言”；从文学的鉴赏来看，即从依托的“言”到关注的“象”，再至所传达的主观“意”。

将“意象”引进文学领域并实现其根本性语义转换的是晋代的挚虞，而南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则第一次将“意象”合为一词并引进文学理论，使它具有了美学意义。实际上，刘勰是将营构“意象”作为艺术构思的首要任务来看待的。从此以后，对“意象”的认识及其在文艺美学上的地位就确定了下来，在文艺创作中，审美意象的营构是艺术家们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是“眼中竹”至“胸中竹”的中间环节，即“意象”成为了现实生活向艺术作品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介；而同样，在艺术欣赏活动之中，“意象”也起着一个读者从作品中获得审美感受的桥梁作用，亦是第二个中介。在艺术欣赏活动之中，读者要运用自己的还原能力、再创造能力去复现、补充甚至丰富作品中的“意象”。这是从创作构思角度提出了“意象”这一美学概念。

由“意”、“象”至合成词“意象”，经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和语义转换，作为一个专门的文学术语终于生成，并得到后世认同，被广泛运用于文学鉴赏、批评之中。

在我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理论中，“意象”的具体含义有四个方面。第一，“意象”是意中之象，可理解为“人心营构之象”，即是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与审美客体的审美特性的有机统一，最有典型意象的是郑燮《题画》中有云：“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这里的此竹非彼竹，就是指客观的竹已在画家心中意化为审美的竹，形成了“意象”。所谓“成竹在胸”也是艺术家头脑中营构出的“意象”。第二，“意象”指艺术形象，特别是在明清的文艺理论中，普遍被采用来评论诗歌、绘画和书法创作。第三，“意象”指自然景物的形象。第四，“意象”指人物的风度神态。

总之，“意象”是有意味的具体形象，或者说是显现在具象中的意味；是“意”与“象”的融合。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一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合体，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意象”如同是组件、基础、构架，不同的“意象"有机结合而组成文学作品，作品的意义和整体审美效应也由具体可感的“意象”生发而来。我国浩瀚的古典文学作品沉浸在“意象”的海洋之中，“意象”也成为评论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

（摘编自雷江红《浅析中国传统“意象”的起源与发展》）

材料二：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试图给“美”下一个永恒完整的定义：“美是有用的”“美是恰当的”“美乃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等。一次次对美的概念的界定，乍看恰当，再品又觉片面，经反复推敲又一再推翻，周而复始，最终柏拉图找不出准确的语言定义“美”，只能无奈地概括为：“美是难的。”

美究竟是什么？美是客观的吗？关于美，不应悬置在一个孤立静止的语境中谈其本质、属性及内在关系，更不能机械地认定“美是客观的”或者“审美是主观的”，否则永远跳不出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定式和理论模式。

美在感知中，亦在情景中。美乃人类对世界的意象感知。美在感知中，毕加索曾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这便是美在“意”中。美亦在“情景”中，正如庄子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人与“情景”互生互存，交融亲和，“情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而人也非独立于宇宙之外的所谓主体。因此，当人与天、地融为一体时，在恰当的“情景”中，美即闪现出来，这便是美在“象”中。可见，美具有“意”和“象”的双向性，当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闪现，艺术家便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之境。

艺术作品的价值贵在情感，而审美价值存在于——人、艺术作品和宇宙——艺术三要素之中，当三者在一个共同的维度，且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引发情感共鸣，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才真正得以实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郑板桥的“三竹说”反映了艺术创造中人、自然和作品之间的这种审美互动。美的闪现，美的感知，美的捕捉，美的体悟，皆在“物化”的意象中完成，并且通过艺术家之手，以笔墨的形式落实到纸面上。当美在“意”中，美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难以捕捉的，它需要艺术家和宇宙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感应，将抽象之美在意念中不断强化，通过艺术家个人的审美行为，将无形之“美”落实成“象”，使之成为有形之态。

判断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是错综复杂的。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存在层次上的差异，有高低之分，有雅俗之别。标准难以统一并不会弱化审美的重要性。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中国文化，以中华美学传统为核心，汲取中西美学精华，让中华美学精神在今天释放其巨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既应和时代的呼唤，也契合国人美好的精神需求。

（摘编自王可《美在意象》）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学，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靠种地的人谋生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有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多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材料二：

在农村，土地代表活着、代表希望、代表一切。世世代代的农民把土地看作安身立命的根，傍土而生。一代又一代在土地上耕种，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土地，似乎他们的生命和土地的生命都联结在了一起。土地肥，庄稼密，则人丁旺，家庭关系和谐，社会地位高。因此在农村人心中，土地大于一切。也正是因为他们对土地大于一切的热情，对生活中的其他需求也就越来越少，文化是其中一个方面。农民的无知具有社会因素。老一代的农民大部分都是文盲，从小生活的环境不允许他们有除吃饱之外的欲望，眼中的世界只有自家门前的一亩三分地，脑子里只想着把荒芫的地变为生存的成本。他们没有空来读书学习，一纸单薄的书带来的精神食粮绝没有收成时的喜悦更能让人感到踏实。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刷下，世俗主义甚嚣尘上。物质至上的观念占据了很多人的心灵，对精神性的追求严重缺失。乡土社会像是封闭停滞的世界，前进每一小步都会引来农民们偌大的关注。他们有一套属于自己和外界接触的方式，且很难改变。他们与土地的共呼吸，他们待人善良淳朴，他们思考问题极易简单粗暴。而这一切也成为所谓劣根性形成的根本原因。

（杨沛瑶《（乡土中国）中的乡土性分析》，有删节）

我去王家，找王家少年的一个本家婶婶了解情况。王家，和梁家隔着一条公路，也是我们下地干活的必经之路，然而，却非常陌生，即使小时候玩耍，也很少跟他们的小孩在一起。我不知道小时候是如何有这种区分的，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接受与认同。王家婶一听我是来问王家少年的事，非常警惕，显然，王家婶不愿意讲他的事情。我们坐下来拉家常，问王家人的生活状况，慢慢知道，原先曾经二十几户的王家人，经过二十多年的变迁，现在只下十来户，搬走的搬走，绝户的绝户。王家少年的事一出，王家稍微大一点的男丁，都出门打工了，哪怕出去搬砖块，也不愿意待在村里，怕人看不起。

（摘选自梁鸿《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