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诗学形态，有光耀古今的诗歌大师，有令人百读不厌的名篇。这既是新诗写作者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又构成创新与突破的沉重压力。面对中国古典诗歌悠久的传统，中国现代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五四”时代的新诗缔造者们，以一种不容置辩的态度揭竿而起，为了冲破中国传统诗学的沉重压力，他们选择的是面向外国寻找助力，从异域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矜自己的诗学革命之火。但与此同时，不时流露出的则是由他们骨子里的民族文化的基因并决定的对古代诗歌意境与表情方式的欣赏，对博大精深的古代诗歌美学的眷恋，正是对待传统的复杂心态，使他们无法摆脱焦虑。“五四”时代，革故鼎新的时代，新诗的缔造者们对旧诗的传统发起的抨击，有一些明显是情结化的，是过火的。胡适在《谈新诗》中写到：“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像这样不加区分地把近体诗的形式一挺打倒，无疑是简单化的。取消了诗歌写作的技艺与难度，诗歌就很容易滑向浅白的言情与对生活现象的实录。

新诗与传统的审美习惯的冲撞，还鲜明表现在新诗人与持有旧的诗学观念的读者身上。新诗一出现就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声浪；而且九十年来，质疑与责难的声音始终伴随着新诗的成长，不绝于耳。这是因为新诗违背了传统的审美习惯，因而引起了某些读者的反感。诗歌鉴赏，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信息的交流活动。由诗作发出的信息，只有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相适应，才能被接收，被加工。诗歌读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从宏观来考察，是人类世世代代审美经验的沉淀；从微观来考察，则是个人有生以来的宙美经验的总和。以我国读者的诗歌审美观念来说，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前我国的古典诗歌开始出现的时候。先秦时代形成的“风、雅、颂、赋、比、兴”即所谓诗之“六义”，其影响一直绵延到今天。 我国古典诗歌到唐代进入鼎盛时代，各种诗体备具，形成了完整的格局，自此以后，古典诗歌代代相传，形成了一种超稳定性，即使是新诗诞生多年以后，旧体诗还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以及数量可观的作者。

新诗的艺术上的创新与完美固然有待时日，读者的诗歌审美心理结构的改变也是个漫长的过程。为弥合新诗尤其是自由诗与传统的审美方式距离过远的不足，新诗人也做了不少工作，诸如何其芳、林庚等为构建与古典诗歌格律有所衔接的新格体律诗的努力，尽管收效不大。但这种尝试精神却是可贵的。从新诗发展的历程来看，新诗的草创阶段，那些拓荒者首先着眼的是西方诗歌资源的引进，但是当新诗的阵地已巩固，他们便更多地回过头来考虑中国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衔接了。

(摘编自吴思敬《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

在人们心目中，孔子似乎是循规蹈矩、严肃的老学究，其实这是一种刻板印象。读读《论语》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孔子言行的文本，就会发现孔子并不呆板拘泥，相反他在思想与行为方式上很是权变灵活、机智辩证，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合理的选择。

推崇孝，却不提倡愚孝。孔子非常重视孝道，将孝视为为人之本。《论语》第二章引弟子有子的话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他认为对父母孝的人也会忠君爱国，如果人人为孝，则天下大治。可见，他认为孝是治国的根本。但是孔子并没有将孝绝对化、极端化，为人子女不见得要无条件服从父母，需要看父母有没有道理，如果父母无理要求也可以不服从。《荀子•子道》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吗?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贞吗?一连问了三次，孔子都不回答。他后来跟子贡说，国家如果有敢于谏诤的臣子，就不会出现大问题；一个家庭也是如此，“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即父亲有直言规过的儿子，就不会做出不合礼制的事情。

好勇却不主张无谓的莽勇。孔子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也是一个十分有血性的人，他有许多令人激情澎湃的话语：“见义不为，无勇也”“勇者无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这掷地有声的话语鼓舞了后世多少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英勇无畏，奋斗牺牲。但孔子对勇的态度非常冷静理性，他时常提醒弟子不要意气用事，而要仔细谨慎，有勇有谋。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番话是针对子路说的，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之一，他曾给予子路很高的评价，说他颇具治国之才，但子路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好勇逞强，伉直鲁莽。对此，孔子经常批评子路“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可见，孔子不赞成莽夫之勇。

不鄙视财富，也不刻意追求。孔子不重物质利益，名利心淡泊，“子罕言利”。他将对待义与利的态度视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对感官享受看得很淡，认为君子应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主张“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但他绝不反对财富，认为求富求贵、嫌贫恶贱是人的本能，无可厚非。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如果通过努力能获得财富，即使一般人以为低下的事情他也愿意去做，比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他特别注重获取富与贵的手段，一定要正当、通过辛勤劳动得来，否则坚决不占有，所谓“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他还义正词严地宣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总之，《论语》所言，“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孔子不凭空臆测，不绝对武断，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其实，灵活变通、不拘泥、不古板之特点体现在孔子思想与行为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张文珍《孔子讲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