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诚意

朱自清

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从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性而言。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养；品性的表现出于自然，是整个儿的为人。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诈伪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总算账。君子大概总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人。不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作伪的时候。还有一层，这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的加减他们的诚意，去适应那局势。这就是态度。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态度出于必要，出于处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故人情”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

但是一般人用这几个词似乎太严格了一些，照他们的看法，不诚恳无诚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轻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的。这样用“虚伪”那个词，又似乎太宽泛了一些。这些跟老先生们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同样犯了笼统的毛病。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诚实的品性确是不可多得，但人孰无过，不论那方面，完人或圣贤总是很少的。

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诚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际不同，无妨斟酌加减点儿。种种礼数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的。日常生活里所谓客气，也是一种礼数或过场。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的态度。这些人主张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见生人就如此这般，就有点野了。即使熟人，毫无节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妇算是熟透了的，有时还得“相敬如宾”，别人可想而知。总之，在不同的局势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诚意，客气也可以表示诚意，不过诚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客气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

看人，请客，送礼，也都是些过场。有人说这些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但是这些其实也是表示诚意的。总得心里有这个人，才会去看他，请他，送他礼，这就有诚意了。至于看望的次数，时间的长短，请作主客或陪客，送礼的情形，只是诚意多少的分别，不是有无的分别。看人又有回看，请客有回请，送礼有回礼，也只是回答诚意。古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无论古今，人情总是一样的。有一个人送年礼，转来转去，自己送出去的礼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里。他觉得虚伪无聊，当作笑谈，笑谈确乎是的，但是诚意还是有的。

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分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客气等等一定有人觉得是做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诚恳、诚意也未必不是戏。现在人常说，“我是很有诚意的”，自己标榜自己。大有卖瓜的说瓜甜的神气，诚实的君子大概不会如此。不过一般人也已习惯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的分量，强调自己的态度，跟买卖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儿。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势斟酌加减他们的诚意，变化他们的态度．这就不免沾上些戏味。

（有删节）

材料一：

庄子游鱼之乐所体现的思维，是一种会通万物的思维，在诗意的心灵中，打通“我”与世界的界限，通世界以为一，这一理论在中国美学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鱼乐之辩中，庄子以知游鱼之乐而发出会心的感慨，惠子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诘难之，透露出道、名二家的不同思想指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惠子的问难若从理性角度看，是完全合理的：鱼的快乐是鱼的体验，人不可能知道鱼的快乐。“出游从容中”，是鱼游动的样态，并不表示鱼有这样的情绪体验。庄子与鱼别而为二，二者各为孤立的世界，不存在相通的物质因缘。因此，从科学角度看，庄子的论断不成立；从逻辑上看，庄子的推论也无根据。

游鱼之乐这个论题的要点之一，就是“知”。惠子认为，鱼之乐不可“知”，但庄子说“助我知之濠上也”。这句话是此论辩的关键。正像宣颖所解释的：“我游濠上而乐，则知鱼游濠下亦乐也。”正因“我”来到这河边，徘徊在河的桥梁上，正因“我”心情的“从容”，在这从容游荡中，“我”感到无拘束的快乐，所以“我”“觉得”游鱼是快乐的，山风是快乐的，白云是快乐的，鸣鸟是快乐的。这是诗意的目光、审美的目光。

惠子守其孤明而不与万物相通之心，而庄子却致力于凿通孤立世界之间的界限，是人与物关系的“绝地天通”。他以诗意的眼光超越“人”的态度，超越科学、功利的视角，以天心穿透世界。他在桥上看鱼，鱼在桥下优游，在他的感悟中，桥没有了，水没有了，“我”没有了，鱼和“我”的界限也没有了，世界即如一大河流，他和鱼都在这河流中优游。鱼非“我”眼中所见之鱼，而是在“我”生命中游荡的鱼，“我”也非故常之“我”，而是“丧我”之“我”。在“遇”而不是“目视”中，二者会通合一。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如果站在人与天分离的角度看，天是天，物是物，我是我；如果站在诗意的立场看，“我”与世界的界限打破了，“我”和世界融为一体，还归于世界的大本。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意的眼光，就是从生命的角度看世界。庄子所反复强调的“天地与我并生”“磅礴乎万物以为一”云云，即是说“人在世界中”，人并不在世界之外。人在世界中，是世界的“在”者，而不是“观”者。

庄子将会通物我的纯粹体验境界称为“物化”，“化”于物，“我”就是物，没有了物我之间的界限。“物化”是和“对象化”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将人从“对象化”中拯救出来，让生命自在显现。濠梁上的快乐，是非“对象化”的境界，这一思想在后世中国美学中得到了丰富。

（摘编自朱良志《游鱼之乐——会通物我》）

材料二：

我们通常都有“以己度人”的脾气，即每个人对旁人旁物处某种境地、有某种知觉、生某种情感时，是凭自己的经验推测出来的。庄子看到鲦鱼“出游从容”便觉得它乐，也是因为他自己对于“出游从容”的滋味是有经验的。

正如我们常说云飞泉跃，但云何尝能飞？泉何尝能跃？我们常说山鸣谷应，但山何尝能鸣？谷何尝能应？而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是把无生气的东西看成有生气的东西，把它门看作我们的侪辈，觉得它们也有性格，也有情感，也能活动。根据自己的经验来了解外物，这种心理活动通常叫做“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移情学作用是和美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移情作用不一定就是美感经验，而美感经验却常含有移情作用。美感经验中的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

既然美感经验是人的情趣和物的姿态的往复回流，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前提中抽出两个结论来：首先，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返照。物的意蕴深浅和人的性分密切相关，深人所见于物者亦深，浅人所见于物者亦浅。比如一朵含露的花，在这个人看来只是一朵平常的花，在那个人看或以为它含泪凝愁，在另一个人看或以为它能象征人生和宇宙的妙谛。一朵花如此，一切事物也是如此。因我把自己的情趣移于物，物才能呈现我所见到的形象。我们可以说，各人的世界都由各人的自我伸张而成。欣赏中都含有几分创造性。其次，人不但移情于物，还要吸收物的姿态于自我，还要不知不觉地模仿物的形象，所以美感经验的直接目的虽不在陶冶性情，而却有陶冶性情的功效。心里印着美的意象，常受美的意象浸润，自然也可以少存些浊念。苏东坡诗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竹不过是美的形象之一种，一切美的事物都有不令人俗的功效。

（摘编自朱光潜《“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宇宙的人情化》）

材料一：

随着我国青少年的触网年龄不断降低，他们能否健康、安全、文明上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多青少年处于叛逆期，寻求猎奇、新鲜，为排解社交焦虑，他们积极地在社交媒体平台参与群体交往，容易形成小圈子的意见，情绪极化，引发群体谩骂、煽动对立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滕乐说。沉迷虚拟社交，缺失现实社交，也让当下的青少年们，更容易被误导，不自知地陷入群体意见极端化。而很多家长对此无所适从。“疫情期间，孩子一直在上网课，花在手机和电脑上的时间变多了，但我不知道她在网上除了学习还干些什么。”北京朝阳区的一位家长说。一些青少年毫无顾忌地在网上发出一些带着脏话的弹幕、评论、跟帖，很多人不禁问：这些青少年到底怎么了？

“连哭都这么恶心！”“现实生活中肯定也是小三！”……热播剧《三十而已》中“林有有”角色的扮演者被观众骂哭：“一切来得太快，完全超乎我的预想。”诗人北岛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首自己的诗歌，没想到却引来了围攻，有的网友甚至用网络缩写对其进行辱骂。北岛在评论区回复：“这是讨论诗的平台，不应使用语言的暴力，我从此关闭自己的评论区。”

青少年正陷入遭遇网络暴力和参与网络暴力的双重身份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数据显示，28.89%的青少年在上网过程中遇到过暴力辱骂，其中以“网络嘲笑和讽刺”及“辱骂或者用带有侮辱性的词语”居多。68.48%的青少年遭遇暴力辱骂信息的场景是社交软件；其次是网络社区，比例为55.3%；而在短视频和新闻留言上遇到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分别为30.66%和30.16%。

“新媒体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渗透性和嵌入性非常强，他们很难区分社交媒体中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对于秩序、场景、规范的认识不清，易引发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斌说。除了网络暴力，青少年还在遭遇其他网络安全风险。《青少年互联网平台参与风险研究报告》显示，在青少年遭遇的网络违法侵害风险中，网络诈骗占比高达46.67%。

新媒介赋权青少年自主学习、表达、交往的能力，但是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带来的影响相比，青少年对媒介及信息的认识和辨别能力还存在很多不足。整体来看，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我国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亟待提升，就像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样，不能把交通事故的责任都归在驾驶者身上，还要依靠交规、交警等多方管理的合力。

（摘编自《面对网络风险，青少年媒介素养如何提升》）

材料二：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选择和理解的能力、质疑和评估的能力、创造和生产的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等。这在新媒体海量信息时代尤为重要。暑假，是青少年与电子设备“亲密接触”的高峰期，这让许多家长担心孩子沉迷游戏，或受到低俗、庸俗、媚俗等网络“三俗”的不良影响。家长们的担心并非多余，青少年媒介使用技术娴熟，但媒介素养有待提升，容易受到网络“三俗”侵蚀。要提高青少年网民的媒介素养，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媒体、社会”立体参与。

价值观引领是首位。媒介素养强调的是分辨和解读信息的能力，那么以什么尺度去分辨和解读呢？先进的思想、正确的价值观就是度量信息的尺子。有的青少年容易受到“三俗”影响，其根源在于心中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要帮助青少年明是非、辨善恶、知良莠，使他们拥有度量信息的尺子。要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用他们喜欢和愿意接受的方式去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就像《觉醒年代》等影视作品那样，在潜移默化中讲述党的初心和革命先烈的高尚情怀。

人文教育是奠基石。如果人文精神缺失，一些年轻人就容易陷入空虚和迷茫，让网络“三俗”钻了空子。无论教育处于哪一个阶段、哪一种模式，都应该充分重视人文学科，仅从实用和技术层面来谈人文学科是目光短浅的。人文学科的独特价值，正是在于其能塑造青少年的心灵和人格，培养批判意识和理性思考能力，而这正是良好媒介素养的根基。

父母是第一影响人。如果年轻父母没有节制地玩手机、刷视频，很难想象孩子能养成好的媒介使用习惯。由于父母的引导方式不同，使得孩子的互联网使用习惯产生了很大差异，有的偏向学习信息，有的偏向娱乐消遣。一样的屏幕和键盘，由于父母媒介素养的不同，让孩子走进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父母的爱和陪伴、父母的正确引导和以身示范，能使网络在青少年成长中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社会团体可为助力者。社会团体在青少年媒介素养提升过程中可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团体应举办丰富多彩的媒介素养实践活动，以游戏、竞技、趣味的方式来训练和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使之成为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有益补充。

总之，随着我国青少年触网年龄的不断降低，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已是当务之急。《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就指出，加强全社会网络法治和网络素养教育，制定网络素养教育指南；加强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引导青少年理性上网。

（摘编自《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小说《地泉》是作家阳翰笙的代表作。上世纪30年代《地泉》再版之际，阳翰笙邀请作家茅盾。为其作序。茅盾在文中直言不讳:《地泉》“缺乏对于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有感情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为人作序，像茅盾这般指出作品不足，而且言辞如此犀利者，并不多在再版后的《地泉》一书中，阳翰笙不仅全文收入这篇序言，还收入了其它几篇含有批评意见的文章，目的就是“使我及本书的读者，都能从他们正确的批评中，得到些宝贵的教训”。

焦菊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总导演，曾针对戏剧界过于看重明星效用现象提出批评。他认为即使靠明星赢得了眼前的票房，但从戏剧艺术的长远健康发展看，也得不偿失。所言理性中肯，并不怕薄了那些熟识的舞台明星的情面，对当时一味追逐明星的舞台倾向发出了清醒之声。

这表明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镜子与良药。今天，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层出不穷，尤为需要文艺评论增强朝气锐气，更好发挥激浊扬清、褒贬甄别的作用。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和锐气，是来自文艺现场的呼唤，也是推动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首先要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对文艺评论者来说，具备批评精神意味着敢于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碍于情面，避而不谈，要客观公正地从作品出发，对作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判断与评价。事实证明，那些不痛不痒、回避问题的文艺评论，发挥不了应有作用，终将行之不远。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具备批评精神的文艺评论能够帮助自己客观认识创作得失，提升艺术创作水准和思想认识水平。对读者观众来说，通过批评性的意见能更全面地认识文艺作品，更深入地理解文艺现象。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有洞见的文艺锐评更能得到受众的信赖珍视和自发传播。倡导批评精神、强化褒贬甄别功能的文艺评论，还有助于营造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促进文艺生态健康有序地发展。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要以扎实的专业素养为根基。评论者要能够从思想、艺术等多个维度，对文艺作品做出精到的分析，指出不足的同时也肯定优长，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在20世纪戏曲艺术的现代转化中，古老的戏曲艺术之所以能够去芜存菁、重获新生，一些理论评论家的专业眼光和评论引导功不可没。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还要走出书斋和自我的小天地，深入广阔的文艺现场。只有深入文艺现场，文艺评论者才能逐步培养起对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敏锐的感受力和精准的判断力，才能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及时捕捉到文艺创作、文艺生态与文艺思潮的新动向与新气象。这样写出来的文艺评论，也就跳出了“自说自话”“隔靴搔痒”等窠臼，言之有物、生机涌动，更容易引发共鸣，让文艺评论更接地气、更有人气。

新时代新征程呼唤着文艺的繁荣发展。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离不开强有力的文艺评论。增强朝气和锐气，新时代文艺评论必将大有可为。

(摘编自徐馨《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

材料二: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是文艺评论的道德“底线”。但事实上，因为利益和偏好而对文艺作品进无原则吹捧和无根据棒打的现象却总是存在的。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就在《骂杀与捧杀》中就批评过这种“骂”与“捧”的乱象，并指出“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文艺评论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传播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人人都是评论者成为现实，公号、微博、短评、短视频、弹幕等，构成文艺评论的大千世界。由于受到各种利益、动机、个人偏见、商业竞争的驱动，骂杀和捧杀现象常常出现。其恶果在于，扰乱文艺评论的生态，混淆观众和读者的视听，引发种种人为的对立和冲突。这几乎可以说是文艺界的公害，不仅影响到创作生产者的利益，而且也伤害了观众和读者的权利。

这种骂杀和捧杀，其共同点是只顾利益、只讲立场、罔顾事实、罔顾理性。有的对文艺作品过度拔高，甚至举劣为优，“艺术创新”“史诗”“才华横溢”“艺术高峰”“黑马”等帽子满天飞，背后其实反映的往往是票子、圈子、面子这所谓“三子”的利益;有的则是对文艺作品大打出手，指责作品一无是处，而事实上剧集才刚刚开播、电影还没有上映，他们只是根据演职员名称、幕后消息、映前广告等就盖棺定论，背后反映的往往是个人好恶、博眼球动机和种种不可告人的商业利益。与此相关还有完全主观的选边刷高分和选边刷低分，党同伐异、硝烟弥漫，造成评论生态的种种不健康乱象。创作者们深恶痛绝，观众读者嗤之以鼻。

(摘编自尹鸿《肃骂杀捧杀之乱象，倡风清气正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