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天”在古代中国虽然是一个自然哲学的范畴，但它又同时具有道德哲学或人生哲学的内涵。张岱年说：“古代哲学中所谓天是有歧义的，或以指主宰之天，或以指自然之天，或以指义理之天。”他还指出古代先贤中，孔子、墨子、孟子及董仲舒都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世界的最高主宰”。宋明理学或讲天即理，或认为心即天，其要义都在强调天的独一和绝对。就是说，遵从“天”是对绝对客观外在的承认，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必然要求。基于这一认识，先秦时代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天下”观念。
“天下”观念的基本原理，就是“‘天下’万物都反映着并且要服从于‘天’的意志”及“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根源，是先秦“天下”观念中所表现的“周边民族集团与中原王朝同属一个‘天下’”的认识，这是“天”作为最高主宰的外在表现。由于“天”在道德上的内涵，“天下”观念还有另外一层道德上的必然，亦即“四夷”尊崇中原，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和优先性。甚至可以说，“天下”观念在早期中国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价值而存在的。当然，早期中国相对周边高度发达的文明，是“天”的外延和内涵被普遍认同的客观原因。
古代中国对于“天下”观念的叙述，可以理解为道德与制度的系统构建。早期中国的“五服”及周的封建与宗法制，秦汉之后的羁縻、土司制度乃至宗藩制度，都是对于“天下”的制度构建。除了原本所具有的道德属性之外，“天下”观念亦因此成为一种维护秩序和安全的手段而被实用化。可以说，“天下”观念兼具道德与实用之二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由多层复杂内容构成的抽象的“天下”观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巩固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维度的“统合”功能。
一是“天下”观念使“华夷一体”或“华夷一家”思想有了理论根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及立场，会使华夷之间既合又分。华夏及“四夷”族群，一方面彼此融合，另一方面又存在客观差别。当强调彼此融合时，即所谓“华夷一体”，是一种“合”的表现。当注重他们之间的差异时，就会存在“华夷之辨”的分野。“华夷一体”及“华夷之辨”在中国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
二是“天下”观念推动了各区域族群的不断融合与统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受“天下”观念影响形成的“天下一统”政治目标追求，有助于各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不同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小而大不断滚雪球式发展。
当然，“天下”观念虽使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态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不断巩固，但理想与现实的割裂、不同区域族群在文化及经济等方面表现的客观差异、“中国”与“四夷”既统一又对立的形态，使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了极大的差别，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复杂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乏“天下”观念，则“华夷一体”将没有适宜的理论阐释空间。“天下”观念使华夷之间的转化、结合有了理论谱系，成为维系中国古代各族群不断融合的根本思想根基。
（摘编自段金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论析》）
材料二：
自先秦以来，古代中国人鲜明划出“中国”“华夏”与“四裔”“夷狄”的界限，而所谓“华夷之别”“夷夏大防”，主要不是族群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差异。孔子说过“内诸夏而外夷狄”，也是就其文化程度而言的：“内诸夏”为礼仪之邦，“外夷狄”乃化外之民。
最初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认为，“中国”即“天下”，后因张骞、玄奘与郑和等出使的经历，对“天下”（世界）与“中国”（华夏）的大小观念虽有认知，但迟至明清，仍顽固地把“中国”等同于“天下”。即便不得不承认“天下”大于“中国”时，他们也依旧坚信，“中国”位居天下之中央，形成一种将“四裔”也包括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观。这种中国中心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构件，附着于儒家思想之上，自始便有强烈的文化意义，并在“四夷”压迫“中国”时越发高涨。当北宋受到辽朝与西夏的威逼，学者石介就在其《中国论》里强调：“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当“中国”一词用于国家概念后，大一统的中国君主，无不把自己视为整个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唐太宗表示：“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这种观念不自唐太宗始，直到明清皇帝那里，仍能听到类似的声音。
在古代世界，中华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不仅朝鲜、日本等深受中华文化浸染的东亚国家对中国深表认同与仰慕，其他周边民族也对中国表示向往。周边民族与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向慕，是中华强势文化在外部世界的折光，这种反射回来的折光，让古代中国人更加沉在原有的文化优越感中。乾隆朝修撰《皇清文献通考》时就陶醉道，四夷“自附于中华之教，是则圣人之道之大与圣朝之化之神也”。
文化优越感以精神层面支持了中国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又以国家形式强化了文化优越感。这种互动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古代中国在处理外部世界事务时，对周边民族与国家往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大与不屑为伍的鄙视。于是，在古代中国与周边“四夷”的关系中，不仅没有平等可言，甚至连起码的对等关系也不能接受。大业初，隋炀帝见到日本国国书抬头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就大为不悦道：“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摘编自虞云国《历史上的中国中心论》）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和材料二提及“华夷之辨”时，指出华夏与四夷的对立与统一在历史上客观存在，且都认为华夷的差异主要在于文化。 |
| B．材料一认为，先秦“天下”观念影响深远，这一观念的形成，是以对“天”的遵从这一道德上的必然要求为基础的。 |
| C．材料二引用北宋石介的言论，说明了中国与四夷在地理位置上的差别，主要论证了地理位置会带来中原与四夷的文化差异。 |
| D．材料二认为，古代中国对待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态度，使得文化优越感和中国中心论产生了互动，并在古代君王的行为中展现。 |
| A．四夷普遍认同“天”的外延与内涵，与早期的中原文明较周边文明高度发达有关。 |
| B．“天下”观念兼备道德和实用二者，制度的构建是对“天下”观念的一种叙述和实践。 |
| C．历史上“华”“夷”或对立或统一的状态，是复杂且抽象的“天下”观念造成的。 |
| D．如果没有“天下”观念，那么中国古代各族群不断融合的进程将会受到极大影响。 |
| A．“凡天子者，天下之首；蛮夷者，天下之足。”——贾谊 |
| B．“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荀子 |
| C．“以四海之广，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江统 |
| D．“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东方朔 |
5．《齐桓晋文之事》中提到的“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体现了两则材料的主要观点，试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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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西方戏剧的观念与中国戏曲的观念，是迥然有别的。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戏剧进行了理论总结，写下了著名的《诗学》。他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悲剧“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中国的戏曲理论，无论是明代的汤显祖还是清代的李渔，阐述的重点都是在演员的演技和唱腔方面，剧本的故事无不处于次要的位置。
这种理论上的差异，自然造就了舞台演出的分疆。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时期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船下要装小轮子。小轮子必须妥善地装上一层厚橡皮，使船能平稳地滑动……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使用的槽是锡制的、空心的，在空心的槽里灌上一半水，摇槽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典型的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把一个不容怀疑和增减的情节让观众接受。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摹仿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观众这种感情是由演员的姿势引起的，正是这种姿势使得这场行船的戏获得名声。”中西舞台演出的不同，自然也造就了欣赏的异趣。
西方看戏剧的观众十有八九是以认知的心态去观赏的。他们努力设身处地地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在戏剧的剧场里，观众的神情始终是关注的，观众席上始终是寂静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偷看”台上发生的“事件”。观众即使被“事件”触动，也不敢即席发声与伙伴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如果“知”了就不再进剧场。西方戏剧以及类似样式的艺术，一般很难吸引没有偏爱的回客。
中国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断）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年；老年演员能扮演青年；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如京剧的梅兰芳；女演员能扮演男人，如越剧的徐玉兰。
这种强调表现力而不重客观真实的舞台准则，是西方戏剧闻所未闻，不敢想象的。
（节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清初画家笪重光在他的《画签》里一段论画面空间的话，也正相通于中国舞台上空间处理的方式。他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有独创性，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中国舞台上一般地不设置逼真的布景。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
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就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
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使舞台上“空景”的“现”，即空间的构成，不须借助于实物的布置来显示空间，恐怕“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排除了累赘的布景，可使“无景处都成妙境”。例如川剧《刁窗》一场中虚拟的动作既突出了表演的“真”，又同时显示了手势的“美”，因“虚”得“实”。《秋江》剧里船翁一支桨和陈妙常的摇曳的舞姿可令观众“神游”江上。中国的演员能用一两个极洗炼而又极典型的姿式，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景表现出来。
（节选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略有删减）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写的对戏剧进行理论总结的名著《诗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戏剧表演。 |
| B．中国戏曲注重演员的表演，与西方的戏剧相比，中国的戏曲情节在客观真实性上远不如西方的戏剧。 |
| C．材料一引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排演《奥赛罗》的例子，是为了证明西方戏剧情节是不容怀疑和增减的。 |
| D．多数西方观众看戏剧抱着认知的目的，关注的核心是演员和情节与客观现实的关系，收获的是“知性”。 |
| A．中国的戏曲的“逼真”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与客观现实没有什么关系。 |
| B．因为中国观众看戏，主要是看演员的表演能力，所以老练的观众对那些最代表名演员表演能力的折子戏专场更有兴趣，百看不厌。 |
| C．中国戏剧舞台上一般不会借助实物来布景，目的是不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使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 |
| D．《画签》里关于画面空间的理论，与中国戏曲舞台上空间处理的方式相通，这说明中国不同艺术之间有共同的特点。 |
| A．数声唱出千秋事，双手招来百万兵。 |
| B．白雪阳春都妙句，高山流水自知音。 |
| C．借虚事指点实事，托古人提醒今人。 |
| D．三五步遍行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 |
5．西方友人观看中国古代戏曲《窦娥冤》时，看到窦娥走向刑场的过程中，舞台上分明只是“窦娥”一个演员，却唱出“则被这枷扭的我左侧右偏，人拥的我前合后偃”的曲词，从而迷惑不解，对此你会做怎样的解释？请结合材料加以说明。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价值观是青年人生和事业中最重要的精神追求和动力所在。英格尔哈特首先观察到了世界青年价值观演化。根据他的理论，“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经济发展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就长期价值观变迁而言“后物质主义”（自我实现、提高生活质量、保护生态环境等）偏好的形成与“代际更替”有关：年轻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接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近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后物质主义”取向也开始在中国“‘00后’一代”青年身上出现。
青年作为社会变革的晴雨表，其思想行为、价值观念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上海社会科学院“‘00后’一代认知特点、思维方式研究”课题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大城市“‘00后’一代”的思想行为呈现出如下新特征、新变化。第一，呈现认同传统文化与理性爱国的情感特征的同时，外来文化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仍占据重要位置。第二，对社会问题看法呈现“观念分层”新特征。第三，传统“权威意识”渐趋淡化，“偶像”开始成为他们的崇拜对象。第四，存在“热血奋斗”与“躺平佛系”二元并存行为特征。第五，兼具“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的“混合价值”取向。第六，平权意识、规则意识增强的同时，对“私领域”行为态度宽容，对“公领域”道德爱憎分明。
由于“‘00后’一代”一出生就已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物质上更加丰富，上学时迎来互联网快速普及时期，眼界更为开放，导致这一代人兴趣爱好的选择更为广泛，思想观念更为多元与兼容。“00后”仍是以独生子女为主流的一代，因而也具有独生子女的特性，例如较为自我、更关注个人感受等。
从观念建构理论来考察，青年一代是历史的产物，社会重要事件给每代人的成长都烙下了时代印记。并非所有事件都和价值观念变化有关。只有那些与人的价值追求强烈勾连以及与理想蓝图相关的社会重要事件，才会反复渗入观念建构之中。总体上看，40多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变革因素已鲜明地嵌入这一代青年人的性格行为之中，造就了具有鲜明独特时代印记的“‘00后’一代”中国青年。“‘00后’一代”的成长经历了许多国内外重大事件，如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升空返航，“00后”普遍具有较高的国家自信和民族认同感。加上“00后”青春期又遇上互联网、人工智能与5G应用快速发展，接触到的信息量大、知识范围广，因此对这一代而言，如何处理、筛选触屏的海量信息比如何获取更多信息更具挑战性。
从思想品质看，“‘00后’一代”思想约束少、个性强、生活态度洒脱。从社会变化来看，市场经济规则，如自立、竞争、追求效益渗透到了这一代的人生观、价值观之中。从家庭结构来看，作为独生子女一代，其小家庭结构与人际关系趋于简单，使得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代际传递规训较少。因此，观察“00后一代”价值取向之演变，需要将这一代青年人的特性融入社会时代背景加以考察，分析其时代特性以及与社会结构的嵌入性。
（摘编自杨雄《“‘00后’一代”青年价值取向新特征》）
材料二：
北京冬奥会让我们见证了运动健儿们勇夺奖牌的荣耀瞬间，更记住了那些在赛场上坚毅果敢、无畏前行的身影，这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必然属于17岁的苏翊鸣和18岁的谷爱凌。他们用勇气和实力谱写出“最燃”的青春之歌。
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优秀的青年代表。他们让世界看到新一代中国青年的盛世风华，看到新一代中国青年的团结向上、自立自信和风趣幽默。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的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这样的时代造就了新一代中国青年，他们身上少了踌躇不前，多了毅然决然；少了犹豫不决，敢于突破；少了局促不安，多了谈笑风生、落落大方。
新时代造就了中国青年，而中国青年也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而时代的光荣也属于青年！
青年人是圆梦人，圆梦需要魄力，需要突破自我。在参加冬奥会之前，苏翊鸣和谷爱凌已经被世人瞩目，在各自的领域取得骄人成绩，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选择在冬奥会这个强者云集的舞台，尽情展示自我、勇敢突破自我。取胜固然重要，但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成功就是又一次突破了自己！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梦想在那里，所以永不言败！事实上，在东京奥运会上，以杨倩、孙颖莎为代表的“00后”已经开始扛起中国体育的大旗，向世界展示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一次，冰雪之上，世界通过冬奥会再一次看到中国青年的魅力！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愿中国青年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摘编自刘岩《中国青年，谱写“最燃”冰雪之歌》，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2月11日）
1．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英格尔哈特认为，青年的价值观是不断演化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相关调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
| B．我国大城市“‘00后’一代”思想行为呈现的新特征、新变化，与中国几十年来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革相关。 |
| C．“00后”普遍具有较高的国家自信和民族认同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重视外来文化。 |
| D．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与5G应用的快速发展，“00后”青年面临的考验比上一代人更具挑战性。 |
| A．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老一代持有“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而年轻一代则秉持“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 |
| B．青年是社会变革的晴雨表，把握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轨迹，也就把握了青年思想行为、价值观念演变的历程。 |
| C．人们记住了北京冬奥会上运动健儿的身影，是因为他们让世界看到了新一代中国青年的盛世风华以及优秀品质。 |
| D．在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上大放光彩的“00后”青年一代，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鲜明独特的时代印记。 |
| A．苏翊鸣、谷爱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是中国优秀青年的代表。 |
| B．时代造就青年，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中国青年应努力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
| C．青年一代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
| D．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民族造就了新一代中国青年。 |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元明之际，因政局混乱以及思想控制的松动，文人的思想活力获得极大释放，一个传统的诗学话语——“穷而后工”被旧话重提。值得玩味的是，此际文人非但丧失仕进的机会，甚至穷困潦倒，避乱山林，却反对“穷而后工”，这来源于易代文人特有的儒者心态与生命意识。
哀世有变风变雅之音本属正常，却招致一些文人的反对，以“穷而后工”为非。刘永之、刘崧等人主张“诗非穷而后工”，其理论内涵有两点：一是超越个人穷达富贵，主张不为物累的超越性人格，如此为诗而易工巧；二是反对困厄无聊之辈的凄然愁苦之辞，倡导豪迈隽伟、怡然自得的审美趣味。
“诗非穷而后工”说虽受到元延祐以来雅正诗风的影响，但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文人心态与出仕态度的变化。由于元代汉人出仕艰难，南人尤甚，因此，江南文人普遍经历由积极仕进到甘守山林的心态历程，但其间亦有区别：有些文人仕进不能，加之遭遇元季战乱，便遵循儒家待时而动的处世哲学，蛰伏山林以待世运清平，宋濂、刘崧诸人可归于此类；有些文人则彻底断绝仕进的念头，怀道而隐，讲经论史以践行儒者之道，刘永之、梁寅诸人可归入此类。这两种心态，既是年齿不同之故，例如刘崧时值壮年，而梁寅则垂垂老矣，又在于他们对行道方式的态度差异。
两种士人心态与出仕态度皆可导出“诗非穷而后工”说。待时而动的文人则倾向于强调儒者在遭遇低谷时的生命力，刘崧“乱石满江滩路浅，唱歌踏水负薪来”之语正是此种生命力的展现。因此，刘崧诸人否定“穷而后工”，实际上隐含着对身居清要之职而行儒者之用的向往。怀道而隐的文人倾向于模糊穷、达二者的界限，具有超越个人际遇的儒者胸怀。刘永之对“穷而后工”说的反对，实际上是对儒者因志不获伸而哀叹穷苦之辞的人生模式的否定，进而反对此种诗风。
（摘编自陈光《论元明之际文坛的“诗非穷而后工”说》）
材料二：
“穷而后工”这一命题的复杂之处在于：“穷”还存在着外部环境之穷、个人处境之穷和个人体验之穷的区别。在对穷而后工的讨论中，会出现个人处境与外部环境不一定完全相合，个人体验与个人处境也不一定穷达一致，更不用说个人体验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相逆的可能。那么，穷而后工这个命题本身便存有三个根本困境：
第一，穷而后工与时运、诗运关系评价体系的矛盾。穷而后工既然强调环境，那就不可避免地指向与时代的关联。乱世、亡国的大环境，诗人自然是处穷无疑。在传统诗学观念中，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时运与诗运关系，乱世之音、亡国之音，自是变风。变风虽然也不能说不工，但终究价值低于正风，作为对个体感受和创作的激励，肯定抵不过对群体政治理想的文学期待。所以，“工”的价值究竟体现在什么程度，难以定论。而另一方面，盛世中处穷也是常见，这个处境中的诗人，其诗之工是否归功于“处穷”？那么个人处境之穷与盛世之矛盾，该如何解决？
第二，穷而后工与“诗可以怨”复杂的离即关系。“诗可以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诗歌对主体情绪的表达功能，但必须是“怨而不怒”。那么，无论是诗人的个人处境、个人体验还是外部环境，诗人对“穷”的表达，究竟需要限制在什么程度，才被称为“工”？一旦诗歌变成了诗人“境遇”的写照，诗歌评价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就会有或内容上或风格上的误会，也容易被置换为“穷苦之言易好”。如侯方域为宋荦作序时提出：穷而后工的价值判断，使得很多人无病呻吟，特别是富贵者作穷愁语，这显然与温柔敦厚相悖。富贵者作穷愁语是错误理解了穷而后工，只不过是用诗歌表现“穷”状，发“穷苦之言”而已。穷而后工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自身的价值。
第三，“工”的价值难以定位。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实则是建立在“写人情之难言”基础上进行的判断，即处穷之诗人在对自身处境的感触和表达上，特别是涉及到难言之情状，会更具观察力，也有发言权。当时，“工”是一个大家约定用来判断诗歌具备某种价值的语汇，但绝对不是最高一级的，或唯一的对“好诗”的评价。而由于清人对“好诗”的具体标准，如“高古者格，宛亮者调”之类一一摒弃，致使“工”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以不指向任何确定性风格和表现方式的“工”，作为诗歌较高甚至最高一级的判语，似乎是整饬诗坛较有效的途径之一，所以，当清人在讨论穷而后工的时候，他们的言论也可能同时暗含着对诗歌审美价值最高一级评价的问题。
（摘编自唐芸芸《清代唐宋诗之争中的“穷而后工”》）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政局混乱的元明之际，身处穷困境地的文人重新提起“穷而后工”，但他们对这一传统诗学话语有不同的看法。 |
| B．对不为物累的超越性人格和豪迈隽伟、怡然自得的审美趣味的追求，是元明之际“诗非穷而后工”的理论内涵。 |
| C．“穷而后工”中的“穷”有多种情况，且这些情况之间并不能够完全相合，因此“穷而后工”命题本身便存有困境。 |
| D．“工”在欧阳修所处的时代可以作为一种判断诗歌具备某种价值的依据，到清代则成为衡量诗歌的唯一标准。 |
| A．由于身处人生阶段和践行儒者之道方式的不同，元明之际的江南文人由人世转向退隐的心态也有所不同。 |
| B．待时而动者和怀道而隐者主张“诗非穷而后工”受到雅正诗风的影响，可见诗风决定诗学理论的发展。 |
| C．乱世之中人们更期待反映群体政治理想的文学，这就意味着抒发个人感受的作品无法使用“工”进行评价。 |
| D．只要明确了诗歌表达“穷”的程度以及“工”的价值，就能破解“穷而后工”这一命题本身的根本困境。 |
| A．司马迁《屈原列传》中指出“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
| B．欧阳修《薛简肃公文集序》中指出“矢志之人，穷居隐约”，认为他们“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 |
| C．方孝孺《逊志斋集》中指出“困折屈郁之谓穷，逐志适意之谓达”，而“人之穷达，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贵贱贫富”。 |
| D．张潮《幽梦影》中指出富贵中人如果想写出好的诗歌，可以通过出游增长见闻，“借他人之穷愁，以供我之咏叹”。 |
5．袁宏道在《谢于楚历凷草引》中说，假设真的是“穷而后工”，那么曹氏父子就应当是鄙贱之人，谢灵运也就不会写出清新秀丽的诗篇。请结合材料二谈谈你对袁宏道这一看法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