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吗？”——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吗？”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乡土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成了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类成群结队地拥向文明发达的城市之后，人们的情感与乡土仍然有着不能阻断的精神联系，乡土成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也是滋补作家的肥沃土壤。马克·吐温对家乡密西西比河的乡村生活的描摹，福克纳对美国南方风情画般的描绘，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的广阔草原、森林和乡村生活的由衷赞美，都已证明乡土像母亲一样孕育了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从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茅盾、沈从文、废名，到后来的汪曾祺、孙犁、莫言等，他们始终痴情地关注着那片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土。

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是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这是相对于其他生活领域，如城市、军营、知识界等而言的。他们努力追求自己笔下乡间的独特性，并一律带有较为浓重的“乡恋”色彩。与此不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一个中国古老、充满苦难的乡村，它不是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乡村，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被时间滤去了历史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特征，其生活呈现为最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暴力、死亡……他努力书写高密东北乡人的贫苦，写出他们的艰难抗争，写出他们虽贫困却拥有的不屈的精神、美好的道德与淳朴善良的人性，表现了作家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去整合现实、祈求故土复兴的美好愿望，成就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

（摘编自黄志刚《莫言小说乡土情结探源》）

【推荐2】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材料一：

①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文如其人”命题，其思想基础既在于儒家思想及文人普遍观念对之反映、认识功能的信赖，也在于儒道两家共同标举的“贵真”理想。

②中国古代“文如其人”说的支持者众多，如叶燮所说的“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如此，“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心声心画，吾辈正赖有此留天地间互相参验如此。

③尽管在具体表达时，“文如其人”命题往往也包含对“文”的审美形态的描述，但它主要的阐释目的，终归在于肯定“文”承载创作者人品、思想情感或个性气质等信息的有效性。而在传统儒家思想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中，恰有一种与此息息相关，那就是承认并重视“文”，尤其是自作之文的反映、认识功能。儒家诗学经典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可谓该观念的典型体现。《诗大序》中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至少是在认定，诗能够反映创作者的思想情感。除此之外，孟子被众多后学奉为圭臬的认识方法——“以意逆志”，实际上也包含着上述事实判断。孟子认为，解读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要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一观点无疑有对正确发挥解读者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与期待；此外，还有一点比较隐蔽，那就是对语言文字反映、认识功能的认可。因为在对该方法的表述中，孟子否定的仅仅是认知主体不恰当的理解方式，而绝不是作品承载“志”的真实性——“以意逆志”成立的前提之一，正是         ；若非如此，即使解读者“知人”能力再强，也是无处应用的。当然，除了上述儒家经典文献，在古人其他常见表达中，“文”的这类功能也一再被确认。众所周知，所谓“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是被古人多次重复的心愿，这其中潜藏的，是对“文”能够承载他者情志、个性的肯定。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报任安书》中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不单关注着“文”对德性或声名的传播，还表达出对“文”之展示自我情感、个性的信赖。在这类观念中，具备上述功能的“文”已经不仅是一种认知工具，更是异代之人感通的桥梁，是创作者精神永存的保证。显而易见，将“文”等同于反映、认识创作者个人信息的可靠媒介，乃是被经典著作及文人反复确认的真理性认识。既然如此，“文如其人”命题能够得到长久的拥护，自是绝非偶然。

④“文如其人”命题存在深厚的思想基础，表达的是一种“贵真”的理念，即文、人一致是理应追求的境界，而“真”正是古代文论一以贯之的价值尺度。总体来说，中国古代文艺观中的“真”尺度一方面要求作家真诚地表达真实的思想情感，一方面要求作品具备完满呈现作者真情实感的水平。当“真”成为古代文人立身、为文的普遍追求时，在他们心中，同样标举该理想的“文如其人”也就具有“应然”意义了。

（摘编自徐楠《“文如其人”命题探微》）

材料二：

①中国古代诗学以“文如其人”说作为风格论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既从先秦时期孟子开创的“知人论世”“知言养气”的批评传统导出，也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之风中得到支撑，最终发展为“以气论文”的风格学说，形成了以诗观人、以人论诗的批评传统。

②西方的“风格即人”说出现较晚，是在超越了以修辞特点论风格之后，才真正关注艺术家的气质个性与其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内在联系的。歌德曾指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

③耐人寻味的是，“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这两个十分相近的风格论命题产生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和原创性诗学体系，又在比较视域中成为中西诗学风格论汇通性的鲜明表征。两个命题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运用不同的例证和表达方式，却共同揭示着文学风格的内在特性，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共同的文学规律”。当然，这两个命题只是相近而非相同，钱钟书曾经做过痒析，认为文如其人“乃读者由文以知人”，而风格即人“乃作者取诸己以成文”。这种内在差异的存在恰恰显示出其间互识和互补的可能性，也体现着不同民族诗学并非趋同的独特性。

（摘编自《文学风格论与当下文学实践》）

鲁迅作品包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的确可以从其与政治的关系中来进行读解。但这样的读解一旦过了适当的度，就会割裂其内在的意义关系，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东西。“鲁迅”的意义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回归“五四”，强调其启蒙的意义。这是由鲁迅前期小说的启蒙主义性质决定的，但更是出于反思和克服极左路线所造成的人格扭曲、思想异化的严重后果的历史需要。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重新评价，突出其批判封建蒙昧主义文化的本来意义，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为思想解放开辟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鲁迅研究已经成了打破现代迷信、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深刻地影响了新时期的历史进程。

人们对鲁迅的理解，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甚至是尖锐对立的，但“鲁学”始终占据着显学的位置。这种情形到21世纪初，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鲁迅从政治的符码、文化的符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人们可以更真切地深入他内心，去体味他在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在面对无路可走的绝望时，心里如何挣扎，如何反抗这绝望，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喜爱和崇敬鲁迅的读者，可以从记录他心路历程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力量去追求光明和真理，哪怕要经历鲁迅式的艰难也罢。这样的“鲁迅”，就成了一座人格的丰碑。

（选自陈国恩《鲁迅的意义及当下价值》，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