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之于中国。就如同红酒之于法国，啤酒之于德国，茶是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中的璀璨瑰宝，也是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

茶伴随中国的历史篇章缓缓展开，中国茶史可上溯至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当时茶被作为一味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到西汉时，荼已是宫廷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茶兴于唐，盛于宋，唐代饮茶蔚然成风，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荼产业的发展，全国范围内茶铺、茶馆鳞次栉比，茶产业和茶文化空前发达。陆羽撰《茶经》三卷，阐述荼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等林林总总，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著作。到了宋代，宫廷、地方官吏、文人雅士皆尚茶、崇茶，以相聚品茗为雅，进一步推动了饮茶之风的蔓延。平民百姓也是不可一日无茶。“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这是宋代王安石对茶的赞美。明清时期茶叶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作罢龙凤团”使散茶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蒸青的制茶方法改为炒青，同时也推动了其他茶类的发展。茶随着历朝历代的兴盛而兴盛。繁荣而繁荣。

茶与宗教的关系历来也相当密切，不难发现，很多名优茶都与宗教有一段渊源，很多茶最早也是由僧人所种植打理。道教最早将茶作为得道成仙的重要辅助手段，视茶为长生不老的灵丹仙草。佛家也偏爱茶，认为饮茶能“破睡”，帮助坐禅修行，还能清心寡欲、养气颐神。故历古有“茶中有禅、茶禅一味”之说。杭州龙井寺产龙井茶，余杭径山寺产径山茶，庐山招贤寺产庐山云雾茶，“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茶”，一点都不为过。

茶也影响了各族人民乃至外国的文化及传统。从广东人的早茶到北方人的大碗茶，到日本的日式茶道，抹茶文化及英国的英式下午茶。千年来，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国，与各地文化相融合，开枝散叶，浸润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形式丰富的全球茶文化。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更迭。与其同寿的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叶嘉木承载着五千年的岁月，蕴藏了五千年的文化基因。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名片。

“和敬清寂”是日本对唐宋时期习得的中国茶道的提炼和升华，但其中的精神已很难在中国茶人中寻得芳迹；中国千余种茶的品种、传统制茶工艺也有一大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殆尽。此时，急需国民更多关注茶学，研习茶文化，增进传播及教育，以保留、保护、复兴先人给予的茶文化瑰宝。

永恒都是经典的，而要做到经典必先在当下时代成为风尚与流行。让茶在时下成为一种流行、不被淘汰，这是生存与传承的根本。如何把茶做得时尚，让更多年轻人喜爱和接受，是今日茶叶传承之路上需要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今天的90后、00后们将是未来二三十年茶学传播的主力军，要让他们接受茶，就一定要摘掉茶古板的帽子，给茶换上新潮的衣装。其实，中国茶的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唐代茶就流行煮着喝，宋代流行点茶法，明清流行冲泡饮用。

（选自戎新宇《茶，一张中国文化的名片》）

中国古代的天文

李政道

古代西方人的一种观念是“天圆地方”，我们老祖宗却认为“天圆地圆”，有黄道、赤道。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在其著作《天问》中引证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他说：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九天是指坐标，就是昊天（东）、阳天（东南）、赤天（南）、朱天（西南）、成天（西）、幽天（西北）、玄天（北）、鸾天（东北）、钧天（中间向上），一共是九个坐标位置。屈原说，如果天圆地平，就会相交，成“九天之际”。“安放安属？”相交的点放在哪里呢？“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地相交显然不合理。因此，天是圆的，地一定也是圆的。天如蛋壳，地如蛋黄，各自可转。所以中国古代天文就是赤道、黄道两个圆轨道。

他下面再问：天是圆形的，还是椭圆形的？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其中东西是经度，南北是纬度。他问的是经度长一些，还是纬度长一些。实际上，地球的赤道直径与南北两极的距离相差22公里，屈原当然没有求出来，不过他这种解析问题的能力及有关天圆地圆的推测都令人佩服。

《周礼》说：“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璧的外围是圆的，中间有圆孔，代表天。可是，为什么天中有礼？琮的造形更奇怪了，外面是方的，中间也有一个圆孔穿过去。外边为什么是方的？为什么璧代表天，琮代表地？另外，商代还有一种玉器叫璇玑，造型很像璧。璧，璇玑，琮，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虞书•舜典》注疏：“璇，美玉也；玑为转运，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强，王者正天文之器。”

璇玑是一个大的天文仪器。我们今天看到的璇玑玉器，直径仅约33厘米，可能是模型，是商代的文物。那么璇玑怎样做天文仪器呢？

每颗恒星和行星，都要转圈，都各自沿着一个圆在走。大抵球面上有一点不动，就是天球面和地球的轴的相交点，叫做正极。我们可以设想，璇玑或璧、琮的前身可能是一个旋转式天文仪器，目的就是把这个旋转轴的指向定准于正极。怎样做到这个要求呢？

我的猜想是：假如要定准正极，一定要有一根长管。如果转盘的直径是8尺，那么管子的长度应约是转盘直径的2倍，这个管子对着正极。再做一个形状像璇玑的大盘子；边上有三个凹口，每一个凹口正好对着一个星，星在天空转，这个盘子随着星转，竹管是不动的，要定正极的位置，必须通过管子对着正极，然后让盘子随天转动，把三颗星的位置扣住。

竹管一定要和地固定，方法是用一些大石头把它绑起来，每块大石成方形，约高一尺。竹管四周均有大石块，这样的造型的古代天文仪器就有两个部分：一是大璇玑那样的盘子，凹口对着星，随天上的星面转，代表天；一是这些大石头绑住的长竹管，跟地永恒，代表地。假如用很细的针在竹管一端开一个直径为2毫米的孔，管子长15尺左右，它测量正极分类的精确性能达到0.013度。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在商朝时正极没有任何明显的星。人们为了纪念炎黄古代天文学的成功，就制作了璇玑这种小型玉器，后来把璇玑变得更简单：一部分变成璧，竹管和外包的大石块就变成琮。因而“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

①综观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人类不断抗击灾难的历史。不同的灾难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也不一样。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方式，文艺也在对灾难的表现中不断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优秀的灾难文艺总是能超越局部灾难的表现，接通人类有关灾难的思想传统，不断攀升精神与审美的高度。所以，如何真实地描绘灾难，刻画灾害中的人物，挖掘特殊情境中人性的复杂性，并进而对灾害进行反思，从而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更理性地面对自然和人类自身，是文艺家们应该长久探索的问题。可以想见，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灾害将长久地留在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记忆中，对它的书写也将继续下去。

②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艺”？如果对世界文艺史上优秀的灾难文艺进行考察，它们大概体现出如下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可以作为此次抗疫文艺创作的参照。

③首先是强烈的现场意识。现场感最能体现出文艺在灾难面前的人类担当意识。在富于现场感的灾难文艺作品中，灾难仿佛就发生在读者自己的身边。它们以逼真的方式将灾难告诉世界，为人们的记忆提供了完整的灾难地理坐标，复现出真实的灾难场景，特定的事件、人物、气氛如在眼前，从而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强烈震撼。当然，这一切要经过精心的选择、剪裁，力求将有代表性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与事件呈现出来，从而构成完整的灾难叙事。优秀的灾难文艺总是能提供令人难忘的人物与故事，尤其是那些堪称中流砥柱的英雄，他们可能本身就是杰出人物，但也可能是平头百姓。许多作品都将镜头对准了“草根”阶层，普通的、来自各行各业的平头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平凡得让人无法记得住他们的面孔，但当灾难来临时，他们却迸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和智慧人民创造历史，正是他们在灾难中的人生轨迹、性格命运，灾难中的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望，彰显出人类社会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

④其次是自觉的超越意识，在发现与反思中建构人文精神。在优秀的灾难文艺中，反思型的作品令人瞩目，它们常常从一些新的角度去把握，去打量，将灾难中的一切作为思考对象去反思，以忏悔之心检讨错误与教训，以善良的愿望祈祷人类的平安，以建设性的态度呼吁社会的改革，帮助社会成员树立自觉的灾难意识。对此次新冠肺炎而言，可以预见，我们的文艺将会从人与自然、生命，自我与他人，个人利益与公共关系，疾病与病毒的意义，药物与医疗的本质，国家制度与卫生防控体系及其国民安全保障体系，国际间的救助合作机制，科技创新与科研伦理，社会的文明水平等方面作出思考。它应该，也必将会把十几年前的非典文艺的灾难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⑤最后，优秀的灾难文艺总是能对灾难文艺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它们不断丰富世界文艺史上灾难美学的含义，使灾难文艺成为有别于一般文艺的特殊类型。在题材、主题、情节结构、人物塑造、思考方式、抒情手段等诸多方面，灾难文艺已经形成和积累出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灾难往往可以作为重大题材，优秀的灾难文艺从不以为题材就能决定一切，更不会企图只以悲情换取眼泪，它们时刻警惕以浅薄的心灵鸡汤拉低精神的天际线，杜绝以虚假和恶劣的个性化哗众取宠、博人眼球。唯有坚持艺术良心与艺术理想，椎心泣血，精益求精，才会创作出感天动地的优秀之作。正因为志存高远，伟大的灾难文艺常常因为其无可比拟的独特性超越其自身，站到了人类思想与艺术的巅峰。

⑥客观地说，中国的灾难文艺总体水平并不高，与中国多灾多难的历史与现实相比，中国为世界贡献出的优秀灾难文艺作品还不多。现在，中国的文艺家们又一次站在了灾难面前。相信我们的文艺家们一定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承灾难文艺的优秀传统，创新创造，奉献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能与世界灾难文艺经典对话的作品。

（摘自汪政《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