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得以延续的核心。如果没有乡村文化，那么乡村也就成为一潭死水，无从振兴了。如果乡村的振兴只是在乡村建设几间民宿，开上几个咖啡馆，让一些城里人到乡村来换换空气，尽管可以增加就业、提高收入，但是却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乡村文化的振兴。

文化赋予了生活意义。乡村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同时又超越了个体，是文化将这些个体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赋予乡村生活以价值。比如乡村社会中有许多节日，每个节日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人们庆祝这些节日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生者与亡者保持了沟通，成为联系密切的共同体。文化也赋予乡村社会以秩序，在乡村社会中，文化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比如要养成尊老爱幼的风气就需要有尊老爱幼的文化氛围。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社会变化相对比较缓慢，老年人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可以教导青年人，因此老年人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但是到了现代社会，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有很多渠道获取知识，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更容易利用这些渠道获取知识，要维持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尊重，就需要文化力量。乡村文化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基础。西方国家在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快速发展是以乡村社会的消亡为代价的。与西方国家不同，东方社会都希望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保留乡村，如日本、韩国等，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都曾经以不同名义推动乡村的振兴，希望避免走上西方乡村消亡的道路。东方社会振兴乡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保护乡村文化。

中国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是实现乡风文明，通过文化建设，实现乡村的和谐和有序发展，因此乡村振兴需要文化先行。文化先行可以从物质层面做起。但是，物质层面的乡村文化建设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乡村文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物质文化建设上。有一些地方的乡村文化只是停留在物质建设上，精神文化建设没有跟上，物质文化也就很快消失了。在物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要推动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事务就是大家参与来管大家的事情。乡村振兴需要乡村居民之间相互协作，协作的过程就会有更多公共的事务需要大家去参与和决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逐渐完善乡村的各种制度。比如现在许多村庄制定有村规民约，这就是处理村庄公共事务的手段，但是要避免为了制定村规民约而制定村规民约，要让村规民约真正发挥作用。乡风文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要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村文化是相通的，我们可以通过政府推动和村民参与，在乡村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

(摘编自王晓毅《乡村振兴，文化建设要先行》）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贤，旧时又称乡绅，是指在本乡本土知书达理、才能出众、办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在传统中国，乡村的基层建设、社会秩序和民风教化等，主要由每个村落和地方的乡贤担纲。这些乡贤或以学问文章、或以清明善政、或以道德品行等赢得乡邑百姓的高度认同和效仿，从而形成植根乡野、兴盛基层的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大体属于地域文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特色，共同演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彩。乡贤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积累，在乡村治理、文明教化、谋利桑梓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基层稳定、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扬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乡贤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乡贤，乡贤的流失，必然导致乡贤文化的式微。

（摘编自钱念孙《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

材料二：

以“贤”作为乡贤文化的核心，科学阐释和积极培育当代新乡贤观念。我们所说的“新乡贤”，不局限家世出身、籍贯居所。只要个人在人文、社会、科技等领域取得突出业绩，愿意为农村、社区建设尽力，都可认定为新乡贤。在过去，由于地域信息的封闭性，一个人要在乡里维持地方风习、推动地方公益事业，往往要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宗族势力才行。而在今天，便捷的交通、发达的通信，凭借人格魅力、学识修养、名人效应、创意点子，都可以吸引大量资源造福乡里，赢得乡里社区声望。一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村干部”，一个活力四射的回乡创业青年，一个潜心创作的艺术家，还有退休回乡的干部、教师、工人等，只要能服务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起到引导示范作用，则不论其身份、官职、教育背景、年资阅历，只要有德行有威望，且有热爱乡梓、护佑乡亲的赤子情怀，始终以德为先、敢于担当，就都能归入新乡贤之列。这种新观念，摆脱了传统封建等级制度及其伴生的权力依附、人身依附与宗族依附，在平等、民主、法治的环境下，转变形成一股新的乡贤文化力量。

重视新乡贤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示范作用，发挥新乡贤文化在促进乡村治理中的引领功能。乡贤文化植根乡土、贴近乡情，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内在力量。新乡贤大部分来自农村，并在大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之后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成功。他们将自身的知识阅历、城市资源带到了乡村，成为城市和乡村之间共同发展的桥梁。新乡贤的出现，弥补新农村建设的部分资源不足，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基础。传承优秀的乡贤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新乡贤为模本示范引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耕文明与时俱进、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正确认识新乡贤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发挥新乡贤文化在促进乡村治理中的践行功能。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乡村治理人才流失、主体弱化、对象多元化、环境复杂化等问题凸显，新乡贤及其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大，乡贤文化对于今天的乡村治理仍具有独特的人文道德价值以及经济社会效益，它是倡导文明乡风的精神力量、传承地域文化的方向坐标，在乡村社会矛盾化解中起着“安全阀”的作用。鼓励推动乡贤治村，不是也不能寄希望于把新乡贤打造成为乡村治理唯一的甚至决定性因素，而是要按照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构建一个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

（摘编自张雯婧《新乡贤文化：乡村治理的时代选择》）

材料三：

乡土文化所代表的农耕文化是解决今天人类世界一些根本性冲突的良药。宗教冲突、神学与科学的矛盾、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导致的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在今天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都是西方文化所无法解决的，但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应对和解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和合观念、中庸思想、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等都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大法。联合国的一些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高度契合，这也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念是今天人类的最高理念。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丧失殆尽，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仍然弥漫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与呼吸中。不仅仅是中国需要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世界也需要向中国文化学习。

诚然，乡土文化是解决今天人类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但并非唯一的良药，更非万世良药。任何一种文化，无论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还是农耕文化，都有其产生、壮大、完善的过程，也有其生病、僵化、老死的过程，当然，也有其新生的可能。

（摘编自徐兆寿《乡土文化何以复兴》）

秦帝国的建立是法家学说在实践上的成功。比较而言，秦国的改革在当时各国中进行得相对较晚，但却最彻底。东方的齐国改革较早，在春秋中期齐桓公的时候就开始，所以国家较早强盛起来。晋国、郑国在春秋时期也进行了政治改革。但是，在所有诸侯国家的改革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改革像秦国的改革那样系统和彻底，那样具有革命性。为什么较早改革的国家没有较晚改革的国家成功，先驱者反而被后来者战胜？这曾经是一个历史之谜。我们认为谜底可能有三：一是改革越早历史包袱越重，受到的阻力越大，越不容易彻底；二是改革越晚可借鉴的经验教训越多；三是有了系统化改革理论的指导。在社会变革时代，在外部环境你死我活的条件下，法家学说是走向成功的理论利器。

秦帝国建立以后，继续推行了先前的法家政策，几乎把法家学说发挥到极致。秦帝国的君臣们没有理由改变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因为过去的经验已然证明法家学说的成功。也正因如此，秦帝国时期焚书坑儒，

确定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基本国策。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帝国做出了统一文字、修驰道、筑长城、建宫殿、抗击匈奴等前无古人的事业。所有这一切都在帝国建立后十几年时间内完成，政治、经济的建设成果令人叹为观止！正因如此，秦始皇信心满满地向世人宣布他的赢姓帝国将传承千秋万代。

然而事情的结局出人意料。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匹夫群起响应，庞大的帝国大厦轰然坍塌，秦帝国存在了不到二十年光景便灰飞烟灭，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人们彷徨困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是困惑汉初思想家的难题。人们最初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求真务实、富国强兵有错？但事实无情，答案摆在那里，不容置疑。错在哪里？痛定思痛，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反思，终于得出了答案。西汉前期贾谊的《过秦论》是这一政治反思的理论结晶。顾名思义，《过秦论》的宗旨就是论述秦帝国错在哪里，为什么错。贾谊告诫人们，打天下和守天下策略不同，打天下需要法家学说和孙子兵法，守天下法家的学说不行，它激化社会矛盾，是亡家亡国之学！

为什么法家之学是亡家亡国之学？贾谊的回答并不彻底，他还没有看到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带来的社会长治久安。为了揭开秦帝国成败的真相，在《秦帝国政治模式分析》一文中，我们采用政治模型分析的方法，归纳总结了秦帝国的政治环境条件、秦帝国政治模型的要素、秦帝国政治模型的效应，得出了两个层面的结论。第一个层面是具体的，指出秦帝国的一统强化了法家政治意识，这导致了极端的权力专断，极端的权力专断引致双重效果：行政的高效率与政局的不稳定。大规模工程建设的完成是行政高效率的体现，国家的迅速崩溃是政局不稳定的恶果，而这一切的直接原因是国家的统一，间接根源是法家学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得出了第二个层面的抽象结论：政治意识的唯物化与国家的富强成正比，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成反比。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经验事实。

（摘编自张荣明《中华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