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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作为文学体裁中的一种，直接取材于自然界和现实生活。林庚曾在《唐诗综论》中指出：“诗歌语言诗化的过程， 不止是语言的精炼灵活而已，更重要的是形象性的丰富。展开对形象的捕捉，活跃诗人们的形象思维，最广阔的天地便是大自然的景物，这就是大自然的对象化。”这里的大自然应属于广义的自然，即人的生活环境，因为唐诗中不仅仅有山水湖海、花木禽兽，更有大量的亭台楼阁、宅院庭房，这些建筑描写同样是当时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写照。

“径”作为生活居处组成部分，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径” 的本义是小路，径的；形态特征是窄与曲，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径”频繁出现在诗歌作品中，如“花径不曾缘客扫”“野径云俱黑”“万径人踪灭”“竹径通幽处”等。再如“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谢灵运《游南亭诗》）、“紫荷渐曲池，皋兰覆径路”： （江淹《池上酬刘记室》）。从形式上说“被径”与“发池”相对，“曲池” 与“径路”相对；从内容上说“兰”与“径”共同构成幽雅之境。可见，“径”已经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小路而具有了审美性。

为了使“径”意象的形成脉络清楚化，采用列表方式，梳理了六朝诗歌（表1，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诗歌为依据）和唐代诗歌中“径”的用法。

“一个物象可以构成意趣各不相同的许多意象。由‘云’构成的意象，例如‘孤云’‘云山’‘宫云’等我们习以为常的词语，呈现在我们心镜中的，是玲珑明彻的两个物象。”诗人们将两个普通的物象结合起来，并把自己的情感熔铸其间，从而形成了一个不普通的意象。同样，“径”由一个物象经过诗人的情感点缀转化为了一个个丰富的意象。“竹径”“幽径”“野径”等在唐代诗歌中被大量运用，并不是偶然的。正如梅兰竹菊并称“四君子”、松竹梅并称“岁寒三友”那样，“竹径” 从普通的物象进入到诗歌里，已经逐渐产生出象征的意义。诗人不仅用植物性情来表征“径”之情态，还把士人崇尚的品格叠加在“径”的意象上，形成了各种不同性格的径，如“竹径”“兰径”“松径”和“隐径”“野径”“逸径”等。于是，“径”便由一个普通物象转化为诗歌中的审美意象，由实而虚，完成了诗意化的过程。

“三径”和“竹径”，在唐诗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三径” 最初指家宅中的小路。典出东汉赵歧的《三辅决录》：“蒋诩归乡里， 荆棘塞门，舍中三径不出，唯羊仲、求仲从之游。”这是有关“三径”的最早记录。由于蒋诩的高蹈和隐逸引起后人模仿，因而“三径”便与隐逸相关联，被认为是古代隐士的家园。最先引“三径”入诗文的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中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之句，由于陶渊明在后代文人中的影响深远，因而出现了“元亮径”“松菊径”等各种说法，以至于出现了“历来对‘三径’一典，多认从陶渊明之《归去来兮辞》”的情况。另外，用求仲、羊仲之典象征友谊，如“叹兹三径断，不践十年余”（乔知之 《哭故人》）用“三径断”慨叹敌人的离去，友情之深可见；“应怜蒋生径，秋露满蓬蒿”（钱起 《秋夜寄袁中丞、王员外》）用“蒋生径”倾诉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可谓对“三径”的拓展。

“竹径”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实指到虚化的过程。唐诗中的竹径也有很多写实的诗句，如常建的“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破山寺即兴福寺，在虞山北麓，寺中有大片的竹林。由于对竹径的喜好，唐代文人在园林中“开竹径”，如“自须开竹径，谁道避云萝”（杜甫《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三首》）。竹径被虚化，首先用来表现幽雅意境的构筑。后人评常建此诗指出，“第二联和第三联是并列的，用几个具体意象来表现古寺的幽静”。其次，“竹径”经常与“上人”“山人”“寺院”等相联系表达禅境。第三，竹径与桃源、仙家的结合更把竹径虚化了。“竹径桃源本出尘，松轩茅栋别惊新”（崔混《奉和幸韦嗣立山庄应制》），竹径与桃源并列象征出世的高洁；“御酒瑶觞落， 仙坛竹径深”（徐彦伯 《侍宴韦嗣立山庄应制》），竹径与仙家并列象征隐逸的闲适。“竹径” 于是从生活中的竹林小路这样一个现实性的具象上升为具有隐逸和闲适色彩的幻化意象。

“径”由具体的生活物象转换成为审美意象，这是一个诗化的审美过程，也是文化的积淀过程。成为诗歌意象之后的“径”，不再是普通的小路，而是含有丰富文化意蕴和象征意义的符号。但诗化以后的“径”意象，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诗歌和其他的文学创作中，而是再一次被运用到建筑环境的营造中，重新成为实指的物象。这一次意象重新转换成物象，不再是早期实指的物象表达，而是将诗化的载负着文人士大夫价值观的意象，运用到庭院或园林的布局中。生活中的普通物象，经过历代文人的歌咏，成为审美意象；又因它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而被再次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成为真实物象。这种转换，使得建筑物象渐染了文人性情，从而打通了诗歌与其他物质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使我们看到诗歌是和文人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关注诗歌与文化大环境的联系，是我们认识诗歌本质的重要方面。

（摘编自朱易安、王书艳《物象的“诗化”和意象的“实化”》）

材料一：

中国科幻界的共识是，生于1963年的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平”。《三体》于2015年获得雨果奖，这或许足以证明刘慈欣已经达到“世界级的水平”。这不仅是中国科幻史上的里程碑，在世界科幻史上也有着前所未有的意义。作为首部赢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的非英语原创作品，《三体》在亚马逊网站成为最畅销的中国文学作品。我们将目光转向更大的背景，把刘慈欣的成功看作是过去十五年间科幻小说在中国重新兴起的无数案例之一。中国科幻再次兴起与当代文化、社会的改变密切相关：互联网为新作者提供了免费的发表渠道，而新的时代不仅心怀对变化的迫切渴望，也深深焦虑于社会发展的问题。

在刘慈欣的笔下，崇高和神秘、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奇妙地融合在一起，人性与情感的变数更是对照着科学主义的严肃感与确定性。刘慈欣推崇“硬科幻”，擅长将科学推想与文学幻想结合在一起。在他看来，科学的变化才是令小说产生惊奇感的关键。

人类与第一批已知的外星族群“三体人”之间的交锋是《三体》三部曲的主线。然而“三体人”的外貌也从未被直接描写过，他们仅仅是在名为“三体”的虚拟现实游戏中依托拟人的角色出现。人类玩家在游戏中扮演着周文王、墨子、秦始皇、哥白尼、牛顿、冯•诺依曼等历史人物，随着游戏的进程而渐渐了解到“三体人”的真相以及无形无质、毫无规律的三体世界。在第一部的末尾，“三体人”将名为“智子”的小型智能粒子遣往地球，用来监视人类文明。

刘慈欣描述的正是经典意义。上的康德式的“崇高”：无限、无形、无边、压倒一切，其宏大程度已然超出了人类的测量水平与感知能力。在《三体》小说最后，人类存活者开始渐渐拼凑出宇宙的故事。据说宇宙曾有十一个维度，一个永恒的、无止境的世界，仿若天堂。然而，它很快被降至十维，然后是九维、八维，一直到如今的三维。如果想要消灭整个世界，降维或者改变宇宙的物理规则是最有力的方式。《三体》第三部恰恰揭示了我们如今的三维宇宙正是战争余下的废墟，甚至可以追溯到时间开始的一刻。

（摘编自宋明炜《在崇高宇宙与微纪元之间：刘慈欣论》）

材料二：

《三体》最初于2006年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第二部《黑暗森林》和第三部《死神永生》出版后，该系列由“地球往事三部曲”更名为“三体三部曲”。作品讲述了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的信息交流、生死搏杀的故事以及两个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

《三体》第一部写天文学家叶文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历经劫难，被带到军方绝密计划“红岸工程”。叶文洁以太阳为天线，向宇宙发出地球文明的第一声啼鸣，取得了探寻外星文明的突破性进展。“三体文明”正被逼迫不得不逃离母星，而恰在此时，他们接收到了地球发来的信息。对人性绝望的叶文洁向三体人暴露了地球的坐标，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地球的基础科学出现了异常的扰动，纳米科学家汪淼进入神秘的网络游戏《三体》，开始逐步逼近这个世界的真相。而在地球上，面对三体人的到来，形成了一个秘密组织，并分为两个派别：拯救派和降临派。拯教派希望三体文明来解救地球，而降临派希望“三体”来毁灭地球。汪淼参加一次玩家聚会时，接触到了地球上应对三体人到来而形成的这个秘密组织。地球防卫组织中国区作战中心通过“古筝计划”，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拯救派和降临派扰乱人类科学界和其他领域思想的图谋，获悉处于困境之中的三体人为了得到一个能够稳定生存的世界决定入侵地球。在运用超技术锁死地球人的基础科学之后，庞大的三体舰队开始向地球进发，人类的末日悄然来临。

（摘编自中研网）

材料三：

《三体》爆红之后的几年里，大众读者逐渐建立起“中国科幻”约等于“三体”并在世界上享有较高声誉的粗浅印象。复旦大学教授严锋在序言中有句话后来流传很广，说《三体》“凭一已之力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高度”。对此，刘慈欣本人倒是谦虚：“就是一本小说而已，能有什么。”然而，这不会改变《三体》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科幻IP的地位。

2019年中国科幻电影大爆发，很多人说这是“划时代”的。事实上，“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概念已经炒了好几年。尽管万众瞩目的电影《三体》难产至今，但已确认上映两部的“中国制造”都是卖刘慈欣的IP：《流浪地球》请来“战狼”吴京主演，《疯狂的外星人》则由票房高手宁浩执导。

5至10年之后，中国或许会成为好莱坞那样的科幻影视大国，刘慈欣自己也有这样的预测。尽管科幻影视市场的泡沫同样显见，但他对于繁荣前景的乐观，主要还是基于对产业和市场本身潜力的信任，而这建立在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的大前提之上。刘慈欣说：“科幻影视化当然是好事，能适当带动小说，引起人们对科幻的兴趣，内容生产才是科幻的基础。”

（摘编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