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先唐游仙主题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现存的文本看，后世虽然在作品的数量上超越了先唐，但在主题内涵、要素构成上却很难有大的突破。

从游仙的形态看，神游与形游作为最基本的类型仍然得到延续。与亡魂之游潜藏于人们信仰深处不同的是，生魂之游频现于游仙文学中，尤其是描写梦魂之游的作品更是触目皆是。从唐代王勃《忽梦游仙》、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李贺《梦天》，到宋代陆游的《记梦》、梅尧臣的《梦登天坛》，无不沿袭着这一传统。凭借巫术或方术而达到的魂魄分离状态下的生魂之游，在后世文学中虽然出现频率较低，但也还留有踪影。《长恨歌》中所说的“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偏”，就是很好的例子。有时，这种魂魄分离的生魂之游也会发生意外，传说中的铁拐李离形而去，神游华山，朝见太上老君，结果他的徒弟误以为他已死，竟把他的肉身火化了，以至于他回来之后，无所依附，不得已附着于乞丐之尸，结果弄得个蓬头垢面、袒腹跛足的丑陋形象。

与神之游相对的形游，在后世游仙文学更是常见。曹唐《大游仙诗》《小游仙诗》，说来说去的无非是仙人之游或求仙者之游，是很典型的咏仙诗。当然，也有不少文人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游仙经历的。其中，李白又跟其他诗人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诗人作品中的“我”只是一个求仙途中的凡人，而李白笔下的“我”却常常自认为是一个暂落凡尘的谪仙，由此他能够超越时空、挥斥八极，“飘飘入无倪，稽首祈上皇”，而上皇亦热情款待，“呼我游太素，玉杯赐琼浆”（《古风》其四十一）；在“西岳莲花山”，又有美丽的玉女“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入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古风》其十九）。

（节选自朱立新《论先唐文学的游仙主题》）

材料二：

游仙是诗文创作的一大永恒主题，最突出的当属屈原与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屈原被疏远流放后，徘徊行吟于山泽水畔，对现实中污浊黑暗的苦闷久久不能忘怀，他意欲求仙意获得解脱，故对光怪陆离的神仙生活进行大胆的想象。至于国强民富的大汉盛世，游仙在一些散体大赋中也颇有体现。魏晋时期更是游仙创作的高峰期，不仅作家与作品数量众多，还出现了以“游仙”命名的作品。东晋时期，玄学与佛教思想更加兴盛，郭璞致力于创作游仙诗，成为游仙文学作品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然而，这些游仙的诗篇真正以求仙或求长生为主题的并不多，更多地寄托了现实的寓意。

在众多的游仙作品中，东晋文人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与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两者虽一诗一赋，文体有别，但作者都通过幻想或梦游的方式对美丽奇特的仙境以及多姿多彩的神仙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使读者如临其境并如闻其声。总地来看，两篇作品在游山时的侧重点、艺术技巧的使用以及游仙的情感寄托等方面皆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与两人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孙绰生活在玄风极盛的东晋王朝，在赋作中通过对天台山自然景物的描写来体悟“道”的奥妙无穷，获得了心灵的清净与超脱。虽以神游的方式游山，但诗人尽量隐藏虚构的成分，于虚构中见真实，在平淡中显奇巧。而生活在繁荣强盛的大唐王朝的李白，在诗歌中则是纵情高歌并任意挥洒，展现出狂傲与自信的人格魅力，在行文中也毫不避忌虚饰的色彩，借梦游的形式，使诗歌更加摇曳生情与瑰丽多姿。一赋一诗，虽篇幅有限，但读者却能管中窥豹，由此感受到东晋和盛唐在社会思想与文人心态上的巨大差异。

（节选自梁雅阁《孙绰与李白的游仙文学比较》）

材料三：

游仙诗从其本质来讲，是个体借用原始的神话、神仙故事及相关活动方式，展开对长生升天及神仙世界的想象式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游仙诗，其实都是一种自我抒情的方式。但汉乐府的游仙诗，则以一种相对客观、写实的方式来陈述仙事，其中有一些是以旁观者的立场来记述的，表现的是群体的求仙热情，其中个体或者说自我的色彩并不突出。建安诗人尤其是三曹的游仙诗，自我色彩开始突出。阮籍会合玄趣的游仙之作，与曹植的作法接近。郭璞《游仙诗》，如锺嵘所说“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实是“坎瘰咏怀，非列仙之趣”，自我意识是很强烈的。但是从写作的模式来看，郭氏这些作品，直接以“我”为主角讲述升天游仙的作品并不多，更多是讲述神仙故事，其实是较多地继承汉乐府、汉赋中的游仙写作传统。这也是后来文人游仙诗的正宗之体。至于东晋以后在道教徒中流行的仙真诗、步虚词，倒是以神仙的“我”作为主角来展开叙述的，但失去了强烈的、与现实中生命困境密切相关的情感，也失去了一种“风动”的艺术效果。因此从未被视为典型的文学创造，最多只能说是一种道教文学。

比起唐代其他诗人的游仙诗，李白游仙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最大程度地拉近神仙与自身的距离，在很多时候直接进入神仙诗歌。从神仙道教的一方面来讲，几乎从他同时代的人开始，李白就被神仙人物化，其临终也被塑造成一种仙去的故事。后来的道教典籍，也把李白列入神仙谱系中。如明代王世贞《列仙全传》就叙述李白成仙故事，说李白水解为仙，屡曾显现，并有“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之号。这当然是道教徒的构造。但这与李白在诗中对自我神仙形象的塑造有直接的关系。但即使在将自身形象纳入神仙境界时，李白的游仙诗，与步虚词、仙真诗也是不同的，他始终是以凡人的身份来虚构遇仙故事的，其境界都是稍纵即逝，并非久住仙境。这种叙述的根源在于，作为受儒家理性影响的文人，李白对于长生升天，其内心深处仍然抱着一种怀疑。其实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交织着超越现实的愿望，使得以李白为代表的一部分古代诗人，不能抗拒这种最能张扬生命的自由、独立意识的游仙幻想。这当然也是因为神仙文化本身的丰富性与其特殊的魅力所致。

从主观精神的方面来说，李白对原始性的神仙意识的执着，不仅是个体生命意识的强烈表现，同时也是对超越现实的愿望的曲折表达。在封建时代，文人无疑是个性意识最为突出的特殊群体，但儒家知识分子及士大夫的身份，又让他们自觉地承担着维护整个封建体制的任务。因此在他们的现实人生中，常常是最大程度地抑制个体意识，尤其是自由的意识。但是对个性化与自由的追求，不仅存在于知识者和自由意识中，同时也存在于人类的天性中。对古代的文人来说，其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希企隐逸、遨游山水的行为，其次则是更为夸张的游仙行为与意识。

李白对神仙之事，其内心的情感是复杂的。刘熙载云：“太白诗多有羡于神仙者，或以喻超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若昌黎云：‘安能从汝巢神山。’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此论比较中肯。他的诗中，一方面酣畅淋漓地抒写神仙幻想，另一方面却经常抒发求仙不得的悲哀，其实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神仙之说的质疑。他的求仙，其实是希望超越现实、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的一种反映。

（节选自钱志熙《略论李白游仙诗体制类型及渊源流变》）

为什么有人认为科幻小说欠缺文学性？

科幻小说描绘幻想世界，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某些相似性，但是在细节设置和整体结构方面，幻想世界是超出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和人的行为心理的。一般的小说在进行情节描绘的时候，存在一种天然的便利性，作者不用浪费笔墨在整个世界的构想上，细节的描绘和推陈出新就成了这些小说的长处。作家也不必为新的人际关系、社会行为、世界结构负责，只需直接去描绘既有世界下细微的情感波澜和社会反应即可。相比而言，每一部科幻小说都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每个细节都牵涉新世界的结构，要为人物的行动设计好相应情境，因此他们必须不断插入结构因素的解释。作家一旦将笔墨只集中在这些大的框架上，作品整体的文风就不免显得疏阔。读者依据传统的阅读体验去衡量，往往就会觉得科幻小说过于粗陋，即便是《三体》，在人物设置和情感描写上也显得新异有余，细致不足。

从题材来说，科幻小说关注探索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对细致的形式也产生排斥，从客观上导致了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欠缺。探索的乐趣在于惊奇，要达到惊奇，必须在情节设计上出乎意料。遥远星系、微观世界、新奇未来、不断穿越……在这些或恢宏或奇诡的题材的映衬下，科幻小说对形式的探索并不用力，因为形式探索无法与新奇世界的探索形成同等的阅读快感。

可见，科幻小说的特性导致了它的努力方向不会是传统的文学性，而集中于新世界的探索以及新世界人性结构的深度开掘，其实这些方面自有其文学魅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看待科幻小说呢？文学理论家卡勒提出，文学性其实就像杂草。没有任何一种草天生就是杂草，杂草是根据人们的目的来划分的。如果希望庭院里种的是鲜花，那么任意生长起来的糜类植物就是杂草；如果希望种植野菜，那么偶尔生长的鲜花就是杂草。文学史中的文学性已经形成惯性，但是这并不表明所有的文学性都是如此。如果缺乏变革意识，那么我们就陷入将文学性纯粹化、永恒化的误区，而这种态度忽视了文学性形成的机制。

文学性重要吗？重要。一种文学范式稳定之后，各种文学规则才得以确立。但当新的文学样式崛起，挑战既有文学范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关于原文有的文学性不足以涵盖新的文学样式，这时文学性本身也要改造。在科幻作品面前，假如不顾时代的要求，把文学性固化，那么科幻小说会沿着自己的方向掘进，而将基于文学史树立起来的文学性抛在脑后。

(摘编自王峰《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典戏曲随着从元代杂剧到明代传奇的发展，以大团圆结尾的固定构成逐渐增多，尤其是进入明万历年间以后，以才子佳人恋爱为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并且形成了必定是才子科举合格得以与佳人团圆的固定模式。据伊维德考证，明代刊印的元代戏曲，大部分都对原戏进行了改编，其中最重要的改编之一，就是把结尾都改成了大团圆。

这种“俗套”的结尾模式在当时就曾受到许多精英文人的批判，戏曲家卓人月说：“今演剧者，必始于穷愁泣别，而终于团圆宴笑。似乎悲极得欢，而欢后更无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后更无死也，岂不大谬也！”最早将戏曲艺术的团圆结局与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挂钩的，大概是王国维，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精英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团圆的迷信”充分暴露出中国人不敢正视现实、直面矛盾，缺少悲剧意识的国民性弱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瞒和骗的文艺”。不过，精英知识分子对大团圆的批判，与其说是出于审美的目的，不如说是出于启蒙的目的。无论是启蒙文学还是革命文学，最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主题，唯其不满，才有必要且有可能借助通俗文学的形式唤醒民众，以激发其奋起改变其现状。而大团圆故事却被认为是粉饰现实、麻痹斗志的文学，这是有悖于启蒙目的和革命目的的，因此遭到精英知识分子的嘲讽和批判，这一点也不奇怪。

不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需要在平淡的生活中注入一些幻想的亮色，不仅需要故事，而且需要能满足他们美好愿景的好结局的故事。所以说，“对于戏曲中的‘大团圆’，尽管鲁迅等新文艺人士深恶痛绝、屡加痛斥，却始终无法动摇其民间根基”。

问题是，我们在多年的文化学习中，逐渐习得了这些文化精英的启蒙判断，认定了大团圆结局与所谓“民族心理”之间的表里关系，普遍将大团圆故事模式误作中国特产，以为对大团圆的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心态和民族心理”。事实上，精英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标准与民间文学非现实的幻想性之间，本身就是相互垂直的两套体系，当你用这一套体系的标准去衡量另一套体系的时候，就只能得出“无价值”的结论。

（摘编自施爱东《故事法则》，有删改）

材料二：

在西方也有这种只重情节的戏，叫melodrama，中译名有“传奇剧”“通俗剧”“情节剧”不等。此种戏剧没有日常生活与人物心理的具体描写，但有紧张的戏剧冲突与悬念迭起、引人入胜并带有一定惊险性的情节。布景华丽壮观，有刺激性。人物是类型化、公式化的，人物关系中充满误会与偶然性，大都以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得以团圆为结局，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另外，起自法国的所谓“佳构剧”（well—made play），也是一种善于编织情节的戏剧，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佳构剧的人物是类型化的，为情节服务。而“有生命力的剧本和没有生命力的剧本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人物支配着情节，而后者是情节支配着人物”。

佳构剧反映了19世纪中后期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掩盖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道德危机。用戏剧揭露这些矛盾和危机，最成功的就是易卜生。在《玩偶之家》里，他写了娜拉个性意识的觉醒，撕破了蒙在家庭关系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展示了中产阶级的冷酷和自私。也许易卜生笔下的人物还不如契诃夫、奥尼尔写得厚实丰满，但他们都是一些有个性的人，或为伸张个性而斗争的人。有个性才有价值。易卜生重新确立了个性在戏剧创作中的核心地位，为现实主义戏剧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在审美上，易卜生一反佳构剧向壁虚构的创作方法，认为创作必须从观察和体验出发，写亲眼所见的、精神上经历过的东西。从经验出发，使易卜生发现了佳构剧作家看不到或不愿正视的各种家庭和社会问题。他的作品大大激怒了欧美各国的中产阶级观众，各种诽谤、谩骂、攻击、威胁接踵而至，有的说作家不道德，有的说作品不真实，艺术上一无是处，以至于英国、美国、法国的商业剧院长期不敢上演其中的某些作品。即使上演，也被篡改得一塌糊涂。《玩偶之家》在德国演出时，易卜生被迫写了一个所谓“大团圆的结尾”：娜拉既想离开丈夫又舍不得孩子，结果弄得心力交瘁，最后猛然倒在了地上。这种情形让人不由得想起1830年雨果《欧那尼》上演时，发生在法兰西大剧院的那场冲突。不过那次斗争的双方是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这次却变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摘编自董健等《戏剧艺术十五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