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读书这件事上，一个人能给另一个人的建议只有一条：不要听从别人的建议，应该顺从自己的直觉，发挥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如果我们能就这一点达成共识，我才能畅所欲言地提出观点和建议，因为你们将不会任其束缚自己的独立性，而独立性是读者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毕竟，针对书籍，怎能制定出规则呢？滑铁卢战役是在确定的日子里发生的，但《哈姆雷特》就是比《李尔王》更好的戏剧吗？没人能这么定论。每个人必须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判定。
如果尽信权威——哪怕是裘袍加身、冠冕堂皇的权威——允许他们进入我们的书房，告诉我们怎样阅读、读什么书、对读物作何评价，那就无异于破坏自由精神，而那正是阅读圣殿的氛围。在其他领域，我们或许受制于多种律法和传统，但在阅读的圣殿里完全没有。
但是，为了享受自由，我们当然必须自控——请原谅这种老生常谈。我们决不能无助、无知地浪费自己的能力，为了浇灌一丛玫瑰花，却喷湿了半栋屋；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能力训练得更加精准，有的放矢，箭无虚发。
也许，这正是我们在图书馆里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有的放矢之“的”到底是什么？图书馆看上去只是一座聚集之所，五花八门混作一堆。诗歌和小说、历史和回忆录、词典和名人录，用各种语言写成，由不同性情、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男女作者创作的书，全部挤挤挨挨地摆在书架上。外面有驴子在叫，女人在公共水泵边闲聊，马驹在田野里奔驰。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怎样才能在这纷繁混乱中厘清秩序，以便从阅读中得到最深远、最广博的愉悦？
我们往往带着预设门类、模糊的想法去读书，期望小说应该写实，诗歌应该有所虚构，传记应该不容美词，历史书应该强化我们的偏见。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尽消这些先入之见，那就将有个令人赞赏的好开端。
不要把你的意愿强加给作者，要试着变成他，设身处地，成为他的同事和同谋。如果你一开始就畏缩在后、有所保留、吹毛求疵，那么，你就是在阻止自己从阅读中得到最完整的价值。但是，如果你尽可能地开放思路，那么，从第一句话的起承转合开始，书中蕴藏的几乎难以察觉的迹象和暗示就将带领你走向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沉浸在其中，熟悉这一切，你很快就会发现，作者在给你，或试图给你某种更确凿的东西。
假设我们首先考虑怎样读小说，一部小说有三十二个章节，所有章节都在试图构建某种有所控制、有其形态的结构体，就像建筑物那样。但词语比砖石更难把握，阅读也是比观看更费时、更复杂的过程。要理解小说家的创作元素，也许，最快捷的方法不是先读，而是先写，自己去实验，体会遣词造句的困难和危险。
不过，当你试图用文字再现它时，却发现它分解为上千种相互冲突的印象。有些必须弱化，有些必须强调，而在这个过程中，你很可能会失去对情感本身的全面掌控。
这时候，你可以从涂得模糊不清的凌乱稿纸中抬起目光，转向一些伟大的小说家——笛福、简·奥斯汀、哈代的开篇。现在，你就能更充分地认识到：他们很高明。我们不仅面对着他们，还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我们跋涉在一条平坦的大路上，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有事件及其发生的顺序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说野外和历险对笛福意味着一切，那它们对简·奥斯汀就毫无意义。她的世界在客厅里，在人们的谈话里，因为谈话犹如多面镜，能映照出谈话者的性格。等熟悉了客厅及镜面的映照后，假如再转向哈代，我们又会晕头转向，四周只有空旷荒野，头上只有满天星辰。
现在，呈现出的是心灵的另一个面相——浮现在孤独时的黑暗的一面，而非在他人身边显露的光明的一面。我们不是与人发生关联，而是与大自然、与命运发生关联。不过，这些世界虽然各不相同，却都自成一体。创造这些世界的作者们无不谨慎地基于自己的态度、遵循相应的规则，不管那会不会给我们带来阅读上的压力，反正，他们决不会像那些中庸的作家那样，常常把两种迥然不同的现实混进一本书，让读者困惑。
因此，从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转向另一位——从简·奥斯汀转向哈代，从皮科克转向特罗洛普，从司各特转向梅雷迪思——就意味着被强力扭转、
然而，只消看一眼书架上那些彼此迥异、各式各样的书籍，你就会发现只有极少数作家能被称为“伟大的艺术家”；往往，一本书压根儿就不会自称为艺术品。
譬如，传记和自传，记述了伟大人物的生平，或去世已久，甚而被遗忘的人，它们与小说和诗集紧挨着，摆在一起，难道我们应该拒绝去阅读吗，就因为它们不算“艺术品”？还是说，读是应当读的，但要用不同的方式，带着不同的目的去读？还是说，我们应当首先为了满足时常攫住心扉的好奇心而去读它们？就像在夜里，我们徘徊在一栋灯火通明、百叶窗还没放下的房子前，每一楼层都能让我们看到人类生活的不同剖面：于是，我们会难以克制好奇心，想知道这些人生活的真面目——仆人们在嚼舌头，绅士们在用餐，姑娘们为晚会梳妆打扮，老妇人在窗口织毛线——他们是谁，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想法，又有什么样的冒险故事？
（摘编自弗吉尼亚·伍尔夫①《如何去读一本书？》，刘清山译）
【注】①弗吉尼亚·伍尔夫：二十世纪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是意识流小说流派的杰出代表。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读书时不能尽信权威，不能束缚自己的独立性，应该顺从自己的直觉：一部书的好与坏，都需要有自己的判定。 |
| B．读书应消除先入之见，既不对阅读门类进行预设，也不对作者强加意愿：应该设身处地，放开思路，沉浸其中。 |
| C．伟大作家写作时注重遵从个人的态度规则，为创作出极具个性化色彩的作品，会刻意给读者制造阅读上的压力。 |
| D．在作者看来，传记和自传尽管不能等同于艺术品，但也能让我们从中看到生活的不同剖面，认识生活的真面目。 |
| A．作者称图书馆为聚集之所，说明不同书籍杂居一室却各有特点，借以阐述不同的作品阅读标准有别。 |
| B．作者建议读者自己尝试写作，是希望读者通过亲身体验了解写作的艰辛，从而更加透彻地解读作品。 |
| C．文中“连根拔起”说明人们在阅读不同的艺术作品时，有时阅读感受迥然不同，甚至彼此难以兼容。 |
| D．作者认为只有极少数作家才称得上“伟大的艺术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文学价值追求。 |
| A．为明确《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的概念，学校组织学生开展各种乡村调查，要求学生阅读现当代经典乡土文学作品。 |
| B．某教师为让学生深入把握《老人与海》中主人公的硬汉形象，让学生阅读海明威所有作品，并开展多样化的读书报告会。 |
| C．某家长为了促进孩子阅读兴趣，提高孩子文学素养，经常与孩子共读文学经典名著，及时交流读书心得，分享阅读快乐。 |
| D．为探究贾府人物关系，某学生订阅《红楼梦学刊》等多种红学学术刊物，全面把握红学研究动态，深入理解《红楼梦》。 |
5．请结合文中观点，谈谈应如何阅读鉴赏李贺的《李凭箜篌引》。
相似题推荐
材料一：
中国诗和西方诗的发展的路径有许多不同点，西方诗同时向史诗的、戏剧的和抒情的三方面发展，而中国诗则偏向抒情的一方面发展。我们试设想西方文学中没有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拉辛诸人，或是设想歌德没有写过《浮士德》，莎士比亚只做过一些十四行体诗，就可以见出史诗和悲剧对于西方文学的重要了。中国恰是一个没有荷马和悲剧三杰的希腊，杜甫恰是一位只做过十四行体诗的莎士比亚。长篇诗的不发达对于中国文学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缺陷。
西方史诗都发源于神话。神话是原始民族思想和信仰的具体化，史诗则又为神话的艺术化。中国原来也有一个神话时代，不过到商周时代已成过去。神话时代是民族的婴儿时代。中国是一个早慧的民族，老早就把婴儿时代的思想信仰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以说是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理。西方史诗所写的恰不外“怪力乱神”四个字，在儒教化的“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国，史诗不发达，自然不是一件可奇怪的事。
西方悲剧不外两种：一种描写人与命运的挣扎；一种描写个人内心的挣扎。没有人与神的冲突，便没有希腊悲剧；没有内心中两种不同的情绪或理解的冲突，便没有近代悲剧。中国人民的特点在处处能妥协，“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他们的处世方法。这种妥协的态度根本与悲剧的精神不合，因为它把冲突和挣扎都避免了。
西方所崇拜的英雄为希腊的阿喀琉斯、拉丁民族的查理大帝和罗兰，日耳曼民族的西格弗里和贝奥武甫都是气盖一世的伟男子，具有扛鼎搏虎的膂力，一生全在困苦艰难中过活，打过无数的胜仗，杀过无数的猛兽，如果没有他，全民族就要灭亡。中国儒家所崇拜的圣人如二帝三王，大半都是在“土阶茅茨”之中的“端冕垂裳而天下治”的君主，敬天爱民之外，不必别有所为。
中西的人生理想所以有这种分别者，也和社会开化的早晚有关。中国社会安定极早，没有很大的内忧外患，所以当时所需要的人物只是“无为而治”的“太平天子”。西方民族在文学初露萌芽时代，还在和天灾人祸奋斗，所以当时所需要的人物是“杀人不敢前，须如帽毛磔”的战士。这种人生理想的差异在文学上也留下很深刻的影响。史诗和悲剧都必有动作，而且这种动作必须激烈紧张，才能在长篇大幅中维持观众的兴趣。动作的中心必为书中的主角，主角必定为慷慨激昂的英雄，才能发出激烈紧张的动作，所以西方所崇拜的英雄最宜于当史诗和悲剧的主角。中国“无为而治”的圣人最不适宜于作史诗和悲剧的主角，因为他们根本就少动作。
（摘编自朱光潜《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
材料二：
《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
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与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届时上前来“接力”。
故事与雏形的歌舞剧，北宋以前在中国本土不是没有，但从未发展成为文学的部门。对于讲故事，听故事，我们似乎一向就不大热心。不是教诲的寓言，就是纪实的历史，我们从未养成单纯的为故事而讲故事、听故事的兴趣。故事本是民间的产物，它的本质是低级的。正如从故事发展出来的小说、戏剧，其本质是平民的，诗的本质是贵族的，要晓得它们之间距离很大，而距离是会孕育恨的。所以我们的文学传统既是诗，就不但是非小说、戏剧的，而且推到极端，可能还是反小说、戏剧的。若非宗教势力带进来那点新鲜刺激，而且自己的歌实在也唱到无可再唱的了，我们可能还继续产生些《韩非·说储》，或《燕丹子》一类的故事和《九歌》一类的雏形歌舞剧。然而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命运注定了的。
（摘编自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和材料二中“诗”的概念不尽相同，前者包括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后者特指抒情诗，相当于材料一的“中国诗”。 |
| B．“杜甫恰是一位只做过十四行体诗的莎士比亚”，意思是说杜甫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但是杜甫只有抒情诗，而无戏剧。 |
| C．中国没有悲剧，是因为中国没有激烈的社会冲突，缺乏悲剧产生的社会基础，且中国人容易妥协，避免了冲突和挣扎。 |
| D．“而距离是会孕育恨的”中的“恨”字突出了诗与小说、戏剧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对立，即诗有可能是反小说、戏剧的。 |
| A．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和西方不同，当西方处于民族婴儿时代时，中国社会已然成熟，所以中国诗不可能向史诗方向发展。 |
| B．不同社会需求不同，西方在和天灾人祸奋斗时，需要阿喀琉斯那样的英雄，但社会一旦安定，就需要敬天爱民的圣人。 |
| C．中国文学大体定型于《三百篇》时代，作为正统类型的抒情诗，除了在文学领域大放异彩，还对绘画、建筑等产生影响。 |
| D．小说、戏剧作为新的异国形式闯进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中国抒情诗即便盛极一时，最终也必定会归于衰谢。 |
| A．《烛之武退秦师》和《鸿门宴》故事曲折生动，为纪实的历史。 |
| B．《庖丁解牛》和《齐桓晋文之事》都为教诲的寓言，没有故事。 |
| C．《促织》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都是小说，不是单纯的故事。 |
| D．《窦娥冤》是元杂剧，《雷雨》和《茶馆》是现代戏剧，均非故事。 |
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我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很大，但东西文化的差异同样显著。即便是在南北两个区域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东西文化。例如在黄河流域，由西向东，依次就有关陇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文化的地域差异，是由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又影响了文学的多样性。
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地理环境会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影响，进而对文学家的创作造成影响，这些影响的表现形态或者载体，便是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另一方面，这种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久而久之会融进当地的地域文化，成为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又反过来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影响。一个地方的文学家愈多，文学作品的质量愈高，对一个地方的文化贡献就愈大，这个地方的文化土壤就愈厚实，它对新一代文学家的成长就愈有利。
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的感受、体验、思维方式、审美倾向等等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其作品的主题、题材、体裁、语言等等也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的本籍文化色彩会有所减弱，会融进客籍文化的某些成分。另一方面，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新的地方，除了有选择地吸收、消化当地的人文养料，他在当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也会对当地人文环境的总体构成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即反哺于当地文化。
还应该注意的是，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大量存在，但不会是，也不应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单纯。大量情形下，这种影响并不是显在的，而是隐性的。浙东农村的目连戏这种文艺形态对鲁迅的创作不能说没有影响，有时还相当明显，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浙东那个“报仇雪耻之乡”的精神文化因素潜在地影响着他，影响着他那辛辣、冷峻的精神气质与文学风格。然而，并不一定每一个浙东作家都会深受这种民间文艺形态和地域文化的影响，都会有这样的气质与风格，如果是那样，则一个地域培养出来的必然是一些气质相仿、风格雷同的文学家，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扫兴的事情！实际上，一个文学家会接受哪种类型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在哪一个层面上、哪一种程度上接受该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与他的个人气质、生活经验等是有密切关系的。
1．下面有关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地理环堍会影响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使文学家的创作表现为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 |
| B．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久而久之就会融进当地的地域文化，成为当地人文地理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 |
| C．文学家的迁徙流动会使作品本籍文化色彩有所减弱，从而使作品的主题、题材、体裁、语言等等发生相应的变化。 |
| D．文学家迁徙流动到新的地方，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也会对当地人文环境的总体构成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
| A．第一段从我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和东西文化的差异人手，目的是论述文化的地域差异由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所决定。 |
| B．第二段论述文学与地理环境的辩证关系，指出地理环境会影响文学创作，产生地域的文学或文学的地域性，文学也会影响人文地理环境。 |
| C．第三段从作家流徙的动态角度论述文学与地理环境的辩证关系，表明文学家的迁徙可能会使作品发生变化，其文学创作也会反哺于当地文化。 |
| D．第四段进一步论述地理环境对文学影响的复杂性，强调由于文学家个人气质、生活经验等不同，其接受地域文化影响的具体情况也会有差异。 |
| A．由地域的文学形成的人文地理环境因素，反过来会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影响，进一步强化文学的地域性。 |
| B．一个地方的文学家愈多，文学作品的质量就愈高，对一个地方的文化贡献也愈大，这个地方的文化土壤就愈厚实。 |
| C．鲁迅辛辣、冷峻的精神气质与文学风格的形成，是因为受到民间文艺形态与浙东独特的精神文化因素的显在影响。 |
| D．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会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否则一个地域培养出来的必然是一些气质相仿、风格雷同的文学家。 |
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盂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为君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牢牢控制在手中，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开始真正结合在一起。
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引发了政治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统治。对此，大儒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采纳。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豪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顿。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
隋朝建立，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方面效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却稍嫌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迅速覆亡。随后崛起的李唐政权在土地分配方面延续并完善了均田制。使得唐朝开始走向强大；但自天宝之后，中央政权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出现了藩镇割据、边疆不守的局面，以此走向消亡。此后，北宋政权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以土地的控制与分配为中心，将地方权力大都收归中央，改变了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局面。
元明清三代，虽然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与两宋时期边患屡兴相比，元明清对边疆的控制也明显加强，而“摊丁入亩”等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依靠的正是国家对土地所有与分配体系的绝对控制。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与土地权力发展的关联使我们认识到，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体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土地与君权的联动机制也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而当土地与君权出现矛盾冲突时，往往会出现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迭，这又促使掌权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缓解矛盾冲突。
（选自刘伟《土地问题决定中国古代政治走向》，有改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土地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
| B．封建君王只要推行一些制度，将土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就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
| C．商鞅抓住土地这个关键问题所推行的变法，使得中国土地制度保持了两千多年的稳定。 |
| D．隋朝统治者为打击那些豪强大族势力推行了均田制，可惜操之过急，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
| A．文章开头提出观点，然后按朝代先后顺序列举了历代重视土地问题的材料来进行论证。 |
| B．文中所举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盂的贵族土地、人民的事例，证明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常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 |
| C．文章通过董仲舒建议未被采纳的事例，证明了中央政权如果无法抵制土地兼并，对所辖区域的控制就会越来越弱。 |
| D．结尾一段提出了掌权者在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迭时，有必要采取措施遏制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的观点。 |
| A．自西周建立至春秋中期这时段，井田制的地位可谓是举足轻重，但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井田制逐步消亡了。 |
| B．西汉中期以后，中央政权依赖地方豪强，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为后来的门阀政治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
| C．李唐政权因在初期延续并完善隋朝的均田制走向稳定和强大，也因均田制消极因素的影响走向了灭亡。 |
| D．元明清三代除了都加强了对边疆的控制外，采取的土地政策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都对土地所有权与分配体系绝对控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