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是现代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石，更应成为网络空间的基本共识。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畅游网络世界的前提就是确保网络空间清朗，这离不开以诚信建设守护网络家园。同时，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地嵌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网络诚信建设也将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诚信犹如空气和水，“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的空间。互联网既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失信之所，只有让网络空间充满信任、积极健康，才能使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

互联网越是向前发展，“双刃剑”效应越是引人注目，就越需要扬长避短、兴利除害，把互联网的正向效应发挥到最大。就诚信建设而言，网络带来了信息传递的便捷性、即时性和互动性，但同时虚拟空间的匿名性和隐蔽性，也容易产生“负外部性”，为失信行为提供了客观上的可乘之机。比如，一些网络媒体、公众号、客户端不惜通过哗众取宠、传播谣言吸引流量，一些电商通过售卖假冒伪劣追求利益，一些数据技术公司甚至通过倒卖个人信息牟取私利……这些问题都说明，无论在技术、利益还是机制层面，擦亮互联网的诚信底色，让守信者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寸步难行，才能用良好的诚信环境护佑互联网健康发展。

如果网络空间失去信任，那么每个接入网络的个体都将是受害者；网络空间信任度高，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也会降低经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正因此，加强网络诚信建设，也需要坚持共建共享的原则，让政府部门、网络媒体、社交平台和广大网民形成强大合力。从政府部门来看，应该坚持依法治网，用法治划定诚信的红线；从网络平台来说，应该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平台型企业如同数据蓄水池，更应成为加强诚信自律的表率；从个体来说，当每个人都能坚持依法上网、诚信上网，虚假信息就会失去土壤，网络诚信建设就会拥有强大的内生动力。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从中国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曾这样写道，“越过长城，走向世界”。如今，中国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人人都是受益者，人人也应该成为贡献者。以诚信为帆，以实干为桨，就一定能让网络之舟行稳致远，更好地造福人民。

（摘编自李洪兴《以诚信建设守护网络家园》，《人民日报》2019年12月4日）

材料一：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是对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产生和发展中的科学定位。顾名思义，所谓根，就是说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文化；所谓魂，就是说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核、价值观念和黄河文化一脉相承。

黄河文化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根，是因为中华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并留下了宏伟的物质标志。农业是文明之母，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础。建筑凝结了黄河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文明的物质标志。从夏朝都城依黄河及其支流建立并转移，到元朝定都北京，再到明清，黄河流域很多地方成为都城，留下的建筑成为文明的见证。黄河文化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魂，是因为中华文明传承了黄河文化的精粹，并凝聚融合成大一统的国家。

以黄河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是我们民族和国家融合统一的灵魂。中国传统政治和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是儒学，儒学是黄河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春秋时期孔子首创的一个学派。汉武帝为适应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需要，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由私学一跃而成为占据正统地位的官学。此后的历代王朝，均大力加以提倡，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润，儒学渗透到中华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秦汉至南北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使黄河文化在地域上大大扩展。这时，黄河文化的覆盖面已远不止黄河流域，而达到了两汉的疆域，其文化的影响力远及西域、日本与南海。从隋、唐至元末，中国境内又再次掀起一个民族大融合新高潮，使黄河文化的覆盖面进一步得到扩展。至清朝建立，黄河文化与周边的诸种文化相融合，便进一步成长为中华民族文化。

（摘编自田学斌《黄河文化：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材料二：

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是黄河文化的核心民族精神，也是黄河文化中的原始民族精神，这是与原始社会黄土高原恶劣的生存环境相伴相生的。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使黄河流域先民们的创造力、开拓精神、不屈不挠的斗志被激发到了极致。于是在缺少文字记载传承的远古，这种精神以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在了中华民族成长的源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原始民族精神。崇德向善重义的人文主义精神源于黄河流域的祖宗崇拜和家庭伦理社会结构。西周初年统治者实行了以礼乐德治为特点的宗法分封制，后又经春秋战国的进一步含蕴和“大一统”下儒家文化的“高高在上”，中华民族的主导民族精神得以确立。从此之后，以崇德、向善、重义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开始覆盖并构筑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一方面追求社会秩序的“天下大同”，另一方面又强调“天下大同”的践行者在个人，于是产生了独具社会伦理特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逐级序进。在这架联结个人和群体的逐级序进中产生了大量的人文主义精神，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患寡而患不均”等。

美美与共的和平理性精神来源于黄河流域艰苦的农耕生活。因艰苦求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养成了务实、勤劳和理性的性格。黄帝和炎帝涿鹿之战后的结盟，又使其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民族融凝方式：美美与共下的统而合或统而不合。费孝通曾把这种各安其位、联手发展的精神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家国一体的群体本位精神，是黄河流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态和黄土高原独特生态合力的产物。史前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联盟形式的宗主制政治，新石器时代晚期权力已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宗主手中。黄土高原上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态奠定了华夏族依赖土地、追求稳定、务实和不喜迁徙的民族心理。黄河流域时而发生的灾害，单靠个人的力量无法抵御。于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出现了宗主带领民众集中权力推动大规模农事作业的举动，这种频繁出现的群体主义举措逐步养成了中国农耕经济社会的群体本位文化。

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黄河流域人民勤劳、勇敢、坚毅的守道精神。先民们向土而生，在勤劳的努力下，把中原大地的农业变成了不同于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精耕农业，含蕴了高度发达成熟的中华文明。

返本开新模式下的创新精神源于黄河流域的祖先崇拜和由此形成的寻根文化，表现在文化传统上，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因而中国文化史中多有注经之作。这种看似保守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返本开新模式下的创新精神。因为“返本”是问题导向下的返本，追根溯源的过程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新过程。因而返本开新，即：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之下，对原典重新解读，接续鲜活的智慧，找到新的亮点，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之光。

（摘编自陈会娟《黄河文化孕育的恢弘大气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