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医药的传统是什么，我想大概有这么几条。首先，中医的传统不是疾病医学。第二，中医不是物质科学。第三，不是认识论上的知识论。中医关心的是从哪里寻找健康的钥匙。同样的“治病必求于本”这几个字，在西医看来，着眼点在于对象性思维的“病”，问的是“病从何来”；而中医提这个问题时重点在意向性思维的“治”上，问的是“治向何去”。“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东西方对“本”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西方的“本”是指物质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是对本质的认识，是知识论，是科学。是什么科学观呢？是物质世界范围内的认识论、知识论的科学观。文艺复兴五百年来，它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中医不是这样提问题的。它首先提出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什么是“药”，什么是“毒”，强调识别“利害药毒”的能力和取舍标准。第二，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医师的责任是“聚毒药以供医事”，是把“毒”转化为“药”，把“害”转化为“利”，帮助人们养生、保健、治病。第三，医学与医生有三等。上医医未病之病，对象是生命、养生；中医医欲病之病，对象是“健”，任务是保健；下医医已病之病，对象是病。我们的误区就在这个地方。一百年来，我们中医就努力地去走这最后的一条路。

现代医学的科学化过程中要求的是对靶点的直接对抗，是对生命现象的抑制和阻断，广义地说，是“抗生”的，而我们在理论上又要求“卫生”和“养生”，这是矛盾的。中医的优势和学术本质，第一是“人”，第二是“生”。“生”是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认为人们应该“赞天地之化育”，追求的目标是“天人合德”，也就是“你活我也活”，人要活，细菌病毒也要让它活，这就是生态，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气度要有这么大。只有有了这么大的气度，才能把周围环境中的因素转化为有利于“生”的因素。所以，中医学的传统起码要回到《汉书·艺文志》，即“方技者，皆生生之具”。所以中医药是为人类生命的健康、发展、进化服务的方法、技术、工具。你非要扭转它，就变成两码事了。我的老师一九五九年临终前就说过：“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展开来说，就是欲求融合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必先求中医学自我的卓然自立。

（摘编自陆广莘等《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

材料二：

中医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等学说，以及诊法、预防、养生等内容。它融合了哲学思想、医疗保健、植物学等多种科学的思想，其丰富的内涵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但是，中医药在现实中处在边缘地位和附属局面。要摆脱这一现状首要是加强对中医人才的培养和以现代化手段使中药质量可控，还要加大对中医药的宣传力度，使百姓从内心接受中医药。

想要培养中医药的支持者，应该以中医药自身的内容特点为立足点，以中小学为切入点开始启蒙教育，让传统中医药的种子在学生们的意识中生根发芽。下面对中医药走进中小学进行分析，希望为中医药的推广和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首先，选择适合青少年的内容。中医药内容纷繁复杂，有些知识晦涩难懂，不适合青少年阶段的学生学习，他们理解起来比较费劲，而且不易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针对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学习的内容进行筛选，如可以选择中药的炮制、中药香囊制作以及常用中药饮片识别等内容。然后改变往日直叙式的教学方式，理论知识讲解和实验操作相结合，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中草药的性味归经、功效、适应证等相关知识。这样既可提高青少年的学习兴趣，又可提高他们对中草药的认识和理解，并加深他们对中药的记忆。例如在课堂上将中药山楂炮制品与生品煮水，让学生口尝并对其酸性进行比较，使学生通过切身体验感受到炮制的作用。

其次，引导青少年走进中医药。通过建立“模拟中药房”，使青少年了解中药储存和归类方式。在手摸口尝中，让青少年找草药、识草药、认草药，同时教授他们一些辨识药材真伪的方法和诀窍，让他们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这样可以对中医药的延续与传承起到正面作用，也为他们今后掌握更多的中药知识打下一定的基础。学习这些知识，即使他们将来不做医生，对于自己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使中医药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

（摘编自薛海萍等《浅谈中医药走进中小学的意义》）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二十四节气在我国具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其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是人们长期对天文、气象、物候等进行观察、探索并总结的结果，是我国古代先民所独创的一项优秀文化遗产。至迟到西周时期，人们即已测定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最初的四个节气。此后，随人们测量技术的日益提高及对自然规律认识的进一步加强，到战国时期，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基本形成，到秦汉时期更是臻于完善而形成今天完整的二十四节气系统。二十四节气在传统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二十四节气是传统时期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时间指针，这也是二十四节气在传统时代最基本的功能与价值。农业生产作为一项人类依据自然节律与农作物生长规律而开展的经济生产活动，其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即在于把握农时，所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而把握农时，也就是让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依次按相应的时间点展开。二十四节气，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气候的冷暖变化、降水多寡等情况，故古代先民就以其作为把握不同农事时间点的基本依据，正所谓“种田无定例，全靠看节气”。

其次，二十四节气亦是传统时代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重要时间节点。之所以如此，是由传统时代“以农为本”的时间生活特点所决定的。一年之中，受自然节律的影响，农业生产活动从种植到收获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农事节律。与此相适应，乡村社会生活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节奏性，从年初到年末，各种活动也就会巧妙配合而又有序地分布于时间与空间之中。而作为农事活动的基本时间指针，二十四节气也由此成为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的重要节点与时间坐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时间指针。

再次，对古代先民来说，二十四节气不仅是一种时间制度，而且是有着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内涵，是他们多彩生活的重要体现与组成部分。在早期观象授时时代，农事周期就是庆典周期，节气也就是节日。虽然此后由于阴阳合历历法制度的逐步完善与推广，节气与节日发生了分离，但许多节气仍旧被作为节日保留了下来。比如“四立”，也就是立春、立夏、立秋与立冬，历史上一直都是比较重要的节日。每逢节气之时，帝王都会率文武群臣到郊外举行隆重的典礼，再比如冬至、夏至、清明，到今天仍旧是重要的传统节日，尤其是清明，更是与春节、端午、中秋并称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除作为节日的节气外，事实上，从全国范围来说，几乎每个节气也都有自己丰富多彩的节气习俗活动。如饮食习俗，比较著名的如冬至饺子夏至面、立春咬春与尝春等。遵循传统“天人合一，顺应四时”的理念，以二十四节气为中心，还形成了丰富的养生习俗，如立春补肝、立夏补水、立秋滋阴、立冬补阴等。与此同时，围绕二十四节气，亦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故事传说以及诗词歌赋等，集中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情感与精神寄托。

（摘编自王加华《二十四节气的历史功用与当代价值》）

材料二：

至少在春秋战国，中国就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逐步形成了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起点应该是如何把握农时。种植需要确定合适的时间才会有好的收获，它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种自然因素配合。古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有“天人合一”与“三才”（指天、地、人）思想的形成。

任何抽象的哲学理念都要有具体的操作措施才能实现其价值。如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把握农时，实现天人合一，并获得好的收成呢？我们的祖先利用二十四节气掌握农时，构筑了一条通往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径。可以说，深厚的农耕基因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文明类型，它促成了天人合一哲学的产生，进而孕育了二十四节气概念，构成了古代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就是合理利用农时的典范，是当时发达的农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如今的中国农业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引进了西欧农业模式，加入了许多工业化要素。其中化肥与农药在作出贡献的同时，存在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耕地质量下降，黑土层变薄，土壤酸化等。环境污染的现象日益突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生态系统退化明显，建设生态保育型农业的任务更加困难。二十四节气这一体系依然没有过时，这是因为不管农业生产如何发达，基础的原理不会变化，即依赖自然而生产。人们依然要遵循自古而有的尊重自然而非征服自然的知识体系，指导种植等生产的各个过程，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生产方式。二十四节气理念正以新的形式服务于中国当代农业。

传承二十四节气还可以对美丽乡村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不管工业化的程度有多高，乡村依然会是中国社会的最大版块，乡村的和谐依然要与工业化进程并行不悖。二十四节气时刻提醒人们，城市不能离开乡村。通过熟悉二十四节气，生活在都市的人们能够了解乡村，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

中国在未来将越来越多地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二十四节气如同中国文化的一张核心名片，有利于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和谐理念，不是征服理念。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中，二十四节气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知识体系，只有在中华文明的和谐模式中才能产生。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应该很好地使用这个名片，落实二十四节气的保护与传承，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整个人类谋福祉。

（摘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徐旺生《二十四节气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及现实意义》，有删改）

【链接材料】

2022年2月4日，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开幕，其口号是“一起向未来”。2月4日这一天恰逢中国传统的立春节气。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标志冬天结束，春天开始。随着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冬奥会开幕式缓缓开启。从雨水开始，至立春结束，一幅幅节气的美丽画面对应着中国古典诗词或谚语，将中国元素与冬奥会完美融合，惊艳了世界。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木叶”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在这里我们看见许多诗人将“木叶”这一意象作为他们笔下钟爱的形象，来寄托情感。在我国传统美学和文论中，“意象”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是出现得很早并富有深广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主观情志与外界客观物象相碰撞而契合的产物，其在文艺创作和文学鉴赏中的作用与地位都是不可忽视的。

“意”和“象”，最早见于《周易·系辞》“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之言，实质是指可通过有限的可穷尽的形象，传达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内在意义。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还进一步阐明了意、象、言三者的关系：从文学的创作来看，即是从内心的“意”到关注的“象”，再至依托的“言”；从文学的鉴赏来看，即从依托的“言”到关注的“象”，再至所传达的主观“意”。

将“意象”引进文学领域并实现其根本性语义转换的是晋代的挚虞，而南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则第一次将“意象”合为一词并引进文学理论，使它具有了美学意义。实际上，刘勰是将营构“意象”作为艺术构思的首要任务来看待的。从此以后，对“意象”的认识及其在文艺美学上的地位就确定了下来，在文艺创作中，审美意象的营构是艺术家们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是“眼中竹”至“胸中竹”的中间环节，即“意象”成为了现实生活向艺术作品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介；而同样，在艺术欣赏活动之中，“意象”也起着一个读者从作品中获得审美感受的桥梁作用，亦是第二个中介。在艺术欣赏活动之中，读者要运用自己的还原能力、再创造能力去复现、补充甚至丰富作品中的“意象”。这是从创作构思角度提出了“意象”这一关学概念。

由“意”、“象”至合成词“意象”，经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和语义转换，作为一个专门的文学术语终于生成，并得到后世认同，被广泛运用于文学鉴赏、批评之中。

在我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理论中，“意象”的具体含义有四个方面。第一、“意象”是意中之象，可理解为“人心营构之象”，即是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与审美客体的审美特性的有机统一，最有典型意义的是郑燮《题画》中有云：“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这里的此竹非彼竹，就是指客观的竹已在画家心中意化为审美的竹，形成了“意象”。所谓“成竹在胸”也是艺术家头脑中营构出的“意象”。第二，“意象”指艺术形象，特别是在明清的文艺理论中，普遍被采用来评论诗歌、绘画和书法创作、第三，“意象”指自然景物的形象。第四，“意象”指人物的风度神态。

“音象”作为板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它经历了一个由哲学、文化概念向文艺理论和美学范畴演变的过程。以“意象”品评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表述作家构思谋篇过程中的审美心理活动及其呈现在诗中的形态与情态，也更能准确地表述读者阅读鉴赏时所获得的审美快感。

总之，“意象”是有意味的具体形象，或者说是显现在具象中的意味；是“意”与“象”的融合。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一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合体，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意象”如同是组件、基础、构架，不同的“意象”有机结合而组成文学作品，作品的意义和整体审美效应也由具体可感的“意象”生发而来。我国浩瀚的古典文学作品沉浸在“意象”的海洋之中，“意象”也成为评论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

（摘编自雷江红《浅析中国传统“意象”的起源与发展》）

材料二：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试图给“美”下一个永恒完整的定义：“美是有用的”“美是恰当的”“美乃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等。一次次对美的概念的界定，乍看恰当，再品又觉片面，经反复推敲又一再推翻，周而复始，最终柏拉图找不出准确的语言定义“美”，只能无奈地概括为：“美是难的。”

关于美，不应悬置在一个孤立静止的语境中谈其本质、属性及内在关系，更不能机械地认定“美是客观的”或者“审美是主观的”，否则永远跳不出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定式和理论模式。

美究竟是什么？美是客观的吗？美乃人类对世界的意象感知。美在感知中，毕加索曾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美亦在“情景”中，正如庄子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人与“情景”互生互存，交融亲和，“情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而人也非独立于宇宙之外的所谓主体。因此，当人与天、地融为一体时，在恰当的“情景”中，美即闪现出来。

美在感知中，亦在情景中。美属于一种意象，而审美是种境界。所谓“意”，即人的精神维度观照的意象思维，当美在“意”中，人可感知到模糊的、不确定的、稍纵即逝的、瞬息万变的抽象之美，诸如观念艺术、互动艺术、虚拟艺术等艺术样式借助抽象之意与受众发生关系。所谓“象”，即“情景”的物理维度观照的具象思维，当美在“象”中，艺术家可捕捉到可视、可听、可触、可品的形象之美，造型艺术、影像艺术、戏剧艺术等在“象”中与受众产生共鸣。可见，美具有“意”和“象”的双向性，当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闪现，艺术家便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之境。

艺术作品的价值贵在情感，而审美价值存在于——人、艺术作品和宇宙——艺术三要素之中，当三者在一个共同的维度，且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引发情感共鸣，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才真正得以实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郑板桥的“三竹说”反映了艺术创造中人、自然和作品之间的这种审美互动。美的闪现，美的感知，美的捕捉，美的体悟，皆在“物化”的意象中完成，并且通过艺术家之手，以笔墨的形式落实到纸面上。当美在“意”中，美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难以捕捉的，它需要艺术家和宇宙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感应，将抽象之美在意念中不断强化，通过艺术家个人的审关行为，将无形之“美”落实成“象”，使之成为有形之态。可见，情感性的意象思维贯穿于艺术创造、艺术表现和艺术欣赏的全过程，而艺术作品承载着将意象思维转化成形象思维，将无形之美转化为有形之美的价值属性。

判断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是错综复杂的。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存在层次上的差异，有高低之分，有雅俗之别。标准难以统一并不会弱化审美的重要性。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中国文化，以中华美学传统为核心，汲取中西美学精华，让中华美学精神在今天释放其巨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既应和时代的呼唤，也契合国人美好的精神需求。

（摘编自王可《美在意象》）

春夜洛城闻笛

李白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司马迁的思想人格

韩兆琦

①屈原先后受到楚怀王、顷襄王两代昏君的排挤打击，最后在国破家亡的关头，投汨罗江而死。司马迁对屈原的人品与文章都评价很高，称可与“日月争光”。但屈原生前也有过矛盾，就是该不该离开楚国，改换门庭。大巫师灵氛和巫咸都曾劝他高飞远举，屈原自己也一度想要离开。可是当他从高空一看到下面的故国故乡时，就又痛哭流涕地不忍走了，于是又留下来，一直到死。司马迁对屈原的这种表现是有异议的，他说：“以彼其材，游于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②对此，我们不能不从司马迁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对他所持的君臣观上来作一些考查。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写了大禹、皋陶等在帝舜面前的讨论治道；在《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写了汉文帝君臣之间有如“家人父子”的那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燕召公世家》《乐毅列传》中也歌颂了君臣之间那种推心置腹，知人善任。总之，在为国为民，公而忘私这个前提下的信任、尊重与理解，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这条准则，不仅适用于主客、朋友之间，同样也适用于君臣之间。

③司马迁所标榜的人际关系准则是“士为知己者死”，这个准则作为一种理论观点是在《报任安书》中提出来的。他说：“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同时，他在《管晏列传》《孟尝君列传》《     》《     》等篇中也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思想。这种思想明显属于先秦，因为这种思想体现了用人者与被用者之间的双向选择，其前提是被用者的人格利益要受到尊敬与维护。到了汉武帝时代，士人们已经不能再像战国时期一样可以自由游动，而不受国籍与君臣关系的约束，这时他们已经被死死绑在一位固定君主的庭树上，不论这位君主多么坏，他们也只能对他忠心耿耿，而不许有半点离心离德，不允许再讲什么选择，讲什么前提条件了。这使司马迁感到非常悲哀。

④汉武帝时代在我国春秋战国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里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而且在思想学术领域里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一整套专制集权的超稳定的封建统治机制的形成。从此，不论是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思想学术、世风民俗，到处都浸透着一种以儒家词语为招牌，以儒法结合为实质的思想因素。从此以后的士人就再也没有先秦士人那种恢宏的气度了，不要说封建思想浓重的刘向、韩愈、欧阳修，即使是比较洒脱的苏轼、袁中郎，以至于比较激进的王充、李贽，又是什么样子呢？

⑤明白了上述背景，我们再来看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事情。第一，汉武帝不是李陵的知己，相反倒是有着杀祖、杀叔之仇；第二，李陵的失败根本不是他个人的责任，是由于各路军对他坐视不救，到头来汉武帝反而又杀了李陵全家；第三，汉武帝讨伐匈奴的战争也并不全部都合乎正义，联系到汉武帝其他方面的到处伸手，劳民伤财，司马迁也正有许多不满。总之一句话，李陵事件如果换个时间，放在先秦，这能算个什么呢？与同情李陵这种情况相似，司马迁对汉初被迫逃入匈奴的韩王信与卢绾也深表了惋惜之意。这些悲剧，都寄寓了司马迁对于过去那种比较平等的人际关系和那些比较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的怀念与向往。

⑥对此，我们可以说司马迁是落后了，因为当时的社会已经进入专制集权的时代，而他的思想人格还固守在先秦或汉初；但换一个角度讲，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迁的思想人格是超前了，因为司马迁的理论观点、思想人格是在和专制主义作血的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属于未来的民主革命范畴的。

（选自《史记讲座》，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