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个世纪以前，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同样还是在这本书中，费老也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共同经营着家庭事业。虽然还有天下与国家等关系的存在，但它们在客观上离自己太遥远，大多数人都过着守望相助的生活。

差序格局概念的提出，实现了我们从理论上来认识乡土中国之可能，其解释力之强大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经典概念。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林林总总的理论和概念都是西方学术的舶来品。他们给我们输入什么理论、概念和方法，我们就用什么理论、概念和方法；他们建立了什么新的学派，我们就赶紧学习并介绍什么学派。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差序格局的提出显现了它的重要地位，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例和理论方向。遗憾的是，这个概念一花独放了60多年，没有呼应，没有发展。

当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之时，代表着中国传统精华的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迁。由于我们尚未有现成理论和概念可以套用，造成经验描述性、总结性成果大量涌现，理论创新鲜见。仅就农民城乡流动问题而言，即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离土不离乡”、“城乡二元结构”、“新生代农民工”等话语主题。总之，有关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研究所显现的特点一直是经验研究不少，而理论概括不足，直至我们在2011年第1期《读书》上读到吴重庆先生写的《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一文，才使得我们有机会看到理论苗头的出现。此文努力想回答的问题是，今日中国农村究竟是什么特征的社会，现代中国农村的社会运行逻辑是什么。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作者首先回到费老的《乡土中国》里，对熟人社会的行动特点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总结：舆论压人；“面子”有价；“社会资本”可积累。尽管我们还可能从其他一些方面来概括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但这三个方面基本上覆盖了传统中国人生活的三个要素：伦理道德；人情面子；关系运作以及三者叠加起来的权威控制与管理。有关这三个方面，曾有学者分别尝试过学理性的探讨，并有不少成果问世。但作者的问题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大量外流，中国农村越来越空心化，我们所熟知的乡土中国现在怎么样了？借助于作者的实际考察，他发现，目前走出农村外出打工的人主要是农村家庭里面的主事人。他们原本是家庭里的顶梁柱，干农活的主力，社区活动的参与者及利益纠纷的当事人，如果这些人外出，长年不在家，那么农村的主体就没有了。农村主体的缺失带来的是乡村伦理道德、人情面子及关系运行方面的变异。于是上述熟人社会的行动特点变成了：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等。也就等于说上述中国人生活的三个要素的功能退化了。但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是称之为熟人社会呢？因为外出打工者的根还在那里，他们会周期性地回到家乡，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重新激活道德、面子和关系等的运作，算一个总账。

（摘编自《光明日报》《乡土中国的变迁》作者：翟学伟）

作为明清时期著名的儒商，徽商不仅在经营过程中，大都能按“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道德规范来行事，而且在社会遭到重大灾难时，也能做到乐善好施、赈灾济困、扶危救难。他们设立善堂、善局等组织，捐资捐物，延医送药，成为明清时期地方救灾、疫情防控的一支重要力量。徽商积极参与地方救灾、防治疠疫的事例比比皆是，遗存的文献文书资料也较为丰富。其中，《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即是记载徽商在疠疫面前，主动作为，防治疠疫的珍贵资料。

屯溪是明清时期徽州重要水陆码头和商业集散之地。有“茶务都会”之誉，然而，茶季恰值春夏之交，正是“时疫偏多”时节。“数万”制茶工人都是“远近来就食者”“多属佣作贫民”，他们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屯溪的人口骤增，也增加了感染流行性传染病的风险。“一遇疠疫流行”，患者“疾苦则须臾难忍，一朝去世，尸骸则暴露堪悲”“病无以医药、殁无以棺殓者所在多有”。急性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往往导致民生苦难，甚至社会危机。因此，为了防控疠疫，治疗患疠人员，徽商主动应对，积极采取措施。仅就《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所见，徽商防疫治病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倡议创办公济局，作为实施医疗救助、防治疠疫的常设机构。屯溪公济局的主要工作是：“按年五月起至八月止，延请内外专科，送诊送药，棺则大小悉备，随时给送。”救助对象主要是在屯溪佣工的“四方贫民”，他们一旦患有疾疫，由公济局聘请的内外科医生“送诊送药”，进行医疗救助；一旦因病去世，则由公济局司事人员送去棺木，掩埋安葬，以免“尸骸暴露”。

光绪十八年，徽商又响应上谕，适应民需，在公济局附设育婴堂、养疴所，并为百姓施种牛痘等。施种牛痘，是为了预防天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所谓“育婴”“保婴”，即是对外来佣工家庭遗弃女婴的救助。养疴所的兴办，是因为在屯溪佣工的“客民居多无家，一经疾病颠连，不无可悯，又设养疴所，便其就近调医”。可见，养疴所的作用是收治身患疾病又无安身之处的“客民”，也属于医疗救助。

由上可知，虽然屯溪公济局的救助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但无论是“送诊送药”、掩埋安葬尸骸，还是育婴、种牛痘，始终都以防控流行性传染病为中心，反映了徽商对疠疫防治与民众救济的重视与努力。

身体力行，多方筹措经费。屯溪公济局采取多渠道的方式筹措经费。在公济局成立初期，其经费来源主要为常捐与劝捐两种。所谓常捐，是指对屯溪茶商，以及在屯溪中转的婺源县茶商收取的茶箱捐，按照每箱茶叶捐钱六文的标准，每年大概可收取六百千文，占可资岁用之半，由茶厘总局统一汇收，永为定例。而劝捐则是由屯溪公济局董事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劝说、劝导.社会各界人士奉献爱心，随缘乐助，共襄善举。总体而言，以常捐为主，劝捐为辅。

(摘编自李琳琦《徽商与清末屯溪地区的疠疫防治》)

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两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