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精髓

张繁荣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创造的宝贵财富。数千年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历经了以原始社会为基础的“自然形态”时期、以阶级社会为基础的“制度形态”时期和以有阶级存在社会为基础的“自由形态”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了“和谐统一性文化”“标示突出性文化”和“种类多样性文化”三大内涵特征。

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又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它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外，还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与演变，服装面料的选用与搭配，服装颜色的选择与组合，特定场合着装的筛选与习惯，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和科技水平，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也烙有特定时代的印痕。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经过上下五千年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也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传承优良传统，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尤为重要。

扬长避短，突出和谐协调是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关键。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受数千年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教“中庸道德”观的桎梏，政治因素影响极大，直到20世纪中期绿色覆盖全国，专衣“军干装”以及激情成“灰”等现象，使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境。这些不利于服饰文化发展的陋习都应摒弃。然而，占数千年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发展的主流——“和谐协调”文化应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与社会、与人协调一致的统一美原则；以及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

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中西合壁”，是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有效途径。服饰文化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先进技术与先进设备的支撑，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实。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科学技术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但在诸多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诸如西方色彩学的“变异”长处，服装与化学工艺技术等，都需要我们去吸取，去引进。“洋为中用”，特别是目前国外纺织技术，如非织造布技术的引进，将对我国服饰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起飞推进”作用。

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是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形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大区域的国家，中国更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对服饰文化的追求必然是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任何简单划一都将影响其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竞争，自由发展，集百家之长，扬百家之优，方能适应中国服饰文化发展之规律。服饰文化是人创造的，服饰文化是动态的，随着人类的进步，以及不同群体间文化交流的不断进行，必将导致新的服饰文化模式的诞生，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大树必将永葆常青。

唐代定都长安，以洛阳为东都，这两座城市是唐代文人仕途理想的重要寄托。文人身处京城时，俯瞰天下；离开京城后，望京、忆京的复杂心理直接影响其诗文书写。受都城文化影响，初唐行旅诗创作有了新的拓展。

赴京与离京是初唐行旅诗中的独特题材，特别是赴京应试、落第归乡的双向书写呈现出鲜明的诗歌景观错位特征。诗人在赴京与出京途中，既有京城向心力的外在吸引，也有故乡情感支撑的内在动力；既有个人抱负的述怀，也有暂时失意的宽慰。调露元年（679）陈子昂初次出蜀，途经荆门时作《度荆门望楚》，高唱“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永隆元年（680）暮秋，他在落第归蜀途中思亲，作“孤舟多逸兴，谁共尔为邻”之句，又在寄友人诗中说“莫言长落羽，贫贱一交情”，还有“的的明月水，啾啾寒夜猿。客思浩方乱，洲浦寂无喧”之句。骆宾王辞亲赴京，自诫道“不学浮云影，他乡空滞留”。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前后，骆宾王应试未果，归义乌途中作《望乡夕泛》，既说“归怀剩不安”，又说“喜逐行前至，忧从望里宽”，正是在动力与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他们始终奔走在人生旅途中，而由于身份境遇不同，他们诗歌中的景观书写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从汉大赋开始，望京主题成为诗歌常见的情境模式。初唐时期，士人普遍产生“重内轻外”的地域观念，因而诗人在行旅中不乏回望京城的描写，总是望而不见、遥不可及。诗人对于望长安的描写不仅是概括性的宏观书写，诗歌结构、篇章布局也深受都城气象影响，与宫廷诗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初唐诗歌对于京城景观的描写和刻画，多出现在骆宾王《帝京篇》、卢照邻《长安古意》等长篇古体诗中。徐增《而庵诗话》认为，《帝京篇》“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诸侯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形成了一定的写作结构、抒情模式和技巧。究其原因，初唐这些诗人大都有做宫廷文学侍从的经历，他们在宫廷应制诗创作中往往需要描绘精致优美的景物，练就了刻画景致的艺术技巧，之后又将这些技巧用于行旅诗写作中。

初唐行旅诗中既有来自真实见闻的“望京”，呈现宏观的京城格局和繁华气象，也有源于联想假设的“忆京”，描写京城的微观建筑景观。无论身在何处、何种境遇，京城始终是诗人崇尚、怀恋、反思的关键客体，京城的宫阙宅邸、一草一木都容易勾起诗人的牵挂。行旅诗具有私人化、地域化特性，加之题壁、寄送、使者捎带等传播形式，使诗歌能够广为传布。《旧唐书》记载宋之问“再被窜谪，经途江岭，所有篇咏，传布远近”，因此行旅诗往往会考虑人情、利益等因素，具有很强的读者意识。诗人需预设并充分考虑隐含的读者群体，因此其写作有所避讳及侧重，对诗歌功能也有所期待和寄托。“忆京”也因个体诉求差异而有具体分疏，除“忆京”外，很多诗歌也表现出“忆君”“恋君”情结，表达对天子垂恩、礼遇的期待。

行旅诗是个体生命境遇与自然山川相碰撞的产物。京城以其强大的向心力和辐射力，成为文人仕途理想与政治想象的重要寄托。因此，行旅诗在初唐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都城文化与诗歌创作的深层互动。

（摘编自余丹《京城内外：初唐文人行旅与诗学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