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是美感认知的重要实现途径和表达手段，美育主要靠美术教育来体现和完成。当下“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深入人心，我以为这其中深隐着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美术教育与美育之间有着重要关联；二是美术教育是美育的基本体现；三是美育是美术育的精神旨归；四是当今美术教育缺乏美育精神。

美育和美术教育的过程，就是发现美和创造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也是情感积淀的过程。当情感积淀达到一定程度，则会产生审美愉悦，这就是美育之结果。

美术教育不能脱离对艺术与美的起源的探究。艺术起源于对美的认知。人类在鸿蒙初开之际，即发现了美，因而要用艺术来表现美。没有脱离了艺术的美，也没有脱离了美的艺术。我们所要研究的美，主要还不是指大自然的美，而是艺术的美。当然，艺术之美离不开对自然美的体悟，或者说，艺术美源于自然美，但不等于自然美，艺术美是对自然美的提炼和升华。只有在自然美基础上的艺术表达，才可称之为具有美学价值的美。自然是客观物象，而美是人的意识的能动体现。没有脱离了人的美，也没有脱离了追求美的人。因此，美育还应重视培养对象的感悟能力和艺术语言表达能力。懂得美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表现美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人都知道辽阔的草原很美，但并非人人都知道如何表现草原之美。美育，还需要培养对美的艺术表现力——不论是用美术、音乐、舞蹈，还是用文学、戏剧等形式。美育和美术教育，需要使人学会如何对美进行艺术化表达。

美术教育不能缺乏情感的贯注。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美术教育，更多侧重于技能教育，而非情感教育。很多人将美术教育等同于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美术技能，而非认知美的能力。这一问题根源在于缺乏情感的贯注。情感是认识美、研究美的基础，没有情感则无以言美感。美术教育若缺乏情感和趣味，则徒成为一种纯知识或纯技能的教育，必定会背离美育的本质。如今，随着全国高等美术院校的蓬勃兴起，美术教育呈突飞猛进之势。只是，现在美术院校的美术教育，多侧重于“术”的教育，而忽视“美”的培育。一些美院学生只知道画画写生，却不知道去思考美、研究美，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思考美、研究美的能力。事实上，对美术教育工作者而言，美才是本源，术只是手段和途径。

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创造的过程，也是发现美和创造美的过程，而美育和美术教育，就是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进而解决艺术创造和美的创造的问题。

（摘编自朱中原《以美育重塑美术教育》）

中国文学究竟在哪个时期开始“自觉”的?学者们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所持理由各不相同，相持不下，大多也能自圆其说。有学者干脆声称“文学的自觉”是一个“伪命题”，根本不值得讨论。笔者以为，“中国文学的自觉”不妨分解为“人的自觉”和“文体的自觉”两部分，两者互有联系，但不可混淆。

首先说“人的自觉”。严格地说，只有“人的自觉”而不是“文学的自觉”。文学只是人使用的一种工具，工具何来“自觉"?“文学的自觉”表述为“自觉的文学”更为恰当，“自觉”的主语永远是人而不是某种工具，正如一辆牛拉车不走，我们应该“鞭牛”而不是“鞭车”。

“自觉”是指主体在清醒意识和具有支配能力下的一种自由的和具有超越性的活动。“自觉的文学”也是这样，创作者必须具备来自个体生命经验又超越个体生命经验的主体意识，在这种主体意识和充分的支配能力下创作出来的作品，是真情流露而非虚情假意，是超越一己之喜怒哀乐而具有推己及人的普适性和永恒性的。同时，这些作品又广泛借鉴了前人的创作经验或教训，有着成熟的艺术技巧。这样的作品，也就是历史上那些具有原创性和永恒价值的千古佳作。

有生命意识只是“自觉”的开端。《古诗十九首》确实流露出较为强烈的生命意识，但基本上属于对生命的感伤、无奈，导向的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及时行乐思想。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说依靠酒精麻醉自己是“自觉”的。

文学中的生命主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伤感”主题，所表达的是对生命的迷惘、迷惑、感伤一类是“超越”主题，面对短暂而痛苦的人生，洞察到纷繁表象背后的永恒、自由与美好，从而超越了人类对自身生命的无能为力，这样的作品从“生命意识”角度说才称得上真正的自觉。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觉的人”和“不自觉的人”。“自觉”是个体生命的行为意识和内心体验。那些最杰出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创作主体在“自觉”的意识下创作出来的，它与时代没有必然关系，而是与创作主体的意识状态有关，因此不能笼统地说哪个历史时期“文学自觉”。

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角度说，“中国文学的自觉”可以概括为“文体的自觉"。在此，“自觉”主要表示“完备”“成熟”之意。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文体产生和成熟的时间是不同的，很多学者正是基于这一点，将某种文体成熟的时代定义为“自觉”，这种从文体内部寻找答案的努力是可取的，但不能一概而论，以偏概全。比如，我们可以说汉代是赋这种文体成熟的时代，但仅此而已，称为“赋体的自觉”可以，不能说所有文学都“自觉”了。同样，东汉后期至魏晋时代则是五言古诗“自觉”的时代，但也仅此而已，不能说所有文学都“自觉”了。近体诗的真正自觉到了唐代才完成，而词的自觉则到了宋代才实现。无论着眼于哪种文体，都很难将“文学自觉”绝对地指向某个特定时代。

(摘编自张培锋《也说中国文学的自觉》)

①工业文明在带给我们日益富庶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如何谋求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这二者的和谐统一，成为当前关乎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我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和价值导向，能够为我们当前建设生态文明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

②古代“天人合一”中的“天”即自然，“天人合一”即是人与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理念代表了我国先贤圣哲对人与自然关系最朴素、也是最本质的价值认知。“天人合一”思想源于传统农耕文明，也构造了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坚实根基，正如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言：“中华文化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一元统一；进一步说，世间万物也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紧密联系，同源而生，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也各自拥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和不容剥夺的存在价值。这也可以看出，“天人合一”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中自然观的本真表述，也是古人赖以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

③《周易·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认为世间万物都源于天地，同时“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人也是天地滋养而生，是天地之子、自然之子，人与自然是同脉相连的有机统一整体，因此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即告诫我们天地人需和合共生，人与自然需和谐相处。

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对“天人合一”思想也有着自成体系的阐释。儒家圣贤孔子传承天地人“三才”思想，认为人之于自然并非被动消极，而是可以通过自我调适来契合天地之道，即“人知天”。孟子则提出“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矣”，同样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诠释和增益。后世如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等观点也都如此，表现了古人不断探寻自然规律、追求天人和合的思想高度。

⑤道家同样对“天人合一”思想作出精辟论断，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所信奉的圭臬，认为人的主观活动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唯道是从”才能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可见，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作出过质朴而凝练的阐述，深入探究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敬告人类活动要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⑥现代社会，全球生态问题得到人类的广泛关注，我们要立足更高远的视域，思考、设计和实践人类继续发展的路径。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同我国当前可持续发展理念一脉相承，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理性指导和现实借鉴。我们要自觉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价值，用以指导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美丽中国建设。

（摘编自武晓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