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材料一

飞扬的诗词文化的乡愁

中华诗词是文化百花园中最为葳蕤芬芳的一枝。史志、经书、宝笈、医典、铭文、石刻、楹联、题额、戏文、歌赋、唱词、散曲、小令、灯谜、书画、碑帖等文字典籍，哪一个都离不开诗词之美。中华诗词有高傲的颜值和尊贵的禀赋，却以平近的方式潜流在我们的血脉里，滋养了中华民族高贵而纯洁的心灵。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自古以来的中华经典无一不是智慧的深泉、文化的航标、思想的峰峦。爱国主义是中华诗词的永恒主题。从春秋楚国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仰天长叹，到战国时期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从南宋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耿耿忠心，到毛泽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浩浩胸怀，爱国、为国、利国、报国是中华儿女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华诗词的思想高地。历览前贤先烈，他们在诗词中凝聚了最浓烈、最真挚、最深沉、最持久的爱国情感。在凝成民族性格、传承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心理方面，中华诗词功不可没、无可替代。

“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中华诗词独有的魅力。寥寥数个字，绵绵无穷理，诗律问格中隐藏着深奥的哲理玄思。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揭示了新陈代谢、新旧转化的客观规律；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指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深邃如夜空；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道出了知与行、学与思的哲学关系……诗人在诗词韵律中搭建自己人生的亭台楼阁，畅达时自成风景、各领风骚，赋闲时以说待劳、守静待动，逆境中韬光养晦、不与乱世争英雄，不失为一种人生韬略。

没有宋词就不是宋朝。北宋九皇、南宋九帝，虽然饱受内乱与围剿，却享国320年，成就了中国古代一次文化的复兴。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李清照、岳飞、陆游等文学名家如烟花绽放在宋朝的夜空。岳飞的“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读得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直教人跃马挥戈征战死；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气势千钧，豪情万丈；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忧心系南宋，正气满乾坤，英雄豪气直上九霄，殉国之心耿耿昭然。这些情感鲜明的宋代诗词大多来自中原、出自汉人，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锋、大汉民族与游牧民族争战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奇葩。抗辽、抗金、抗元战争几乎贯穿了大宋王朝一半的生命时长，而宋的三个对手辽、金、元对中华诗词也有自己的贡献。如金主完颜亮的“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如此猎有声的诗句，怎不令残宋弱帝们胆战心惊！多民族诗词的同坛斗妍，催生了多样多元多彩的中华诗词，建构了共生共荣共享的中国文化。

继承与创新，分享与共赏，刚健与柔美，雅趣与流俗，正因各个朝代、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个流派都为中华诗词盛宴奉献出自己的风味，中华文化才如此流光溢彩、五光十色。

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乡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又指出：“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包括中华诗词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责任。

（节选自同名文章，有删改）

材料二

无情不作诗

《红楼梦》里黛玉与湘云曾月夜联诗。湘云看到池塘上惊起一只瘦鹤，出了上句“寒塘渡鹤影”，黛玉呢，见到一轮月儿冷冷清清，想了一会儿，吟出一句“冷月葬花魂”。这两句诗，看上去都只在描写一种外在的景物，实际上却字字传递着浓烈的情感。寒塘，鹤影，冷月，花魂，这样的诗，必是寄人屋檐之下、人生遭际相似的湘云与黛玉才能作出的，如果换了春风得意的王熙凤，肯定对不成。

为什么王熙凤就对不成？因为王熙凤没有黛玉的人生遭际，也就没有那种忧伤、萧索的情怀，对事物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寒瘦、清冷，这不是王熙凤的风格，她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式的。所以，字句可以雕琢，故事可以敷衍，唯独“情怀”二字作不了假，是怎般情怀，便作怎般诗，诗歌就是诗人情怀的一种外化与呈现。

我们读诗，其实就是在读人，读诗人的遭际，读诗人的情怀，读一个个远去的灵魂。好的诗歌，可以让它的作者千年之下依旧血气充满，栩栩如生。我们读《诗经》，最百读不厌的不正是那渭水河畔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爱情？读《离骚》，感动最深的不正是那憔悴诗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情怀？读《古诗十九首》，念念不忘的不正是那天涯游子的羁旅乡愁与闺中少妇的无尽幽怨？等读到了建安诗人逸兴遄飞、光英朗练的佳句，读到了盛唐诗人洒脱自然、天地入我胸怀的名篇时，我们越来越坚信：优秀的诗篇正是人生情怀结出的花朵，优秀诗篇里必然流淌着诗人不同流俗的襟怀与独一无二的性情。

这样的襟怀性情，未必就一定是家国天下，先忧后乐。它可以是人生如寄的感慨，是悲欢离合的情怀，是儿女情思的表达，但无论何者，它一定是真诚的、健朗的、敏感的。诗人们咏之于江边白露，舞之于月下乔木，寄意春花秋月，卧听松涛虫鸣，他们从一切自然事物中寻找诗意的触发，又在一切自然事物中寄托人生的慨叹。他们的诗中，一花一草莫不被赋予灵性，哪怕再私人化的情感，也都显得真诚动人。

真情所至，方有高格。所以，当前我们要繁荣发展中华诗词，决不仅仅是对传统诗词经典的背诵记忆和知识比拼，而是要运用中华诗词的传统艺术形式，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诗词作品，从而达到时代精神与诗词艺术的完美结合。

（节选自同名文章，有删改）

材料三

“诗词大会”让古典文化成时尚经典

《中国诗词大会》火了！火透银屏、火爆网络、火遍朋友圈！短短数日，“诗词大会”的粉丝们几乎霸占了整个舆论场，“电视+舆论”让中华传统文化的光彩和魅力在一度寂寥中被唤醒，并尽情绽放。“诗词大会”再次燃起了全民诗意，唤起了整个社会对于古典诗词的热爱和崇拜，真正让古典文化成为了时尚经典。

在中国古典文化中，诗词文化尤为著名，唐诗宋词，妇孺皆知，甚至一些外国人赛起诗来，也是一点不含糊、不见外。可见，中华诗词以其独特的魅力流传千古、驰名中外。

我国的传统文化虽被视作宝贵的精神财富予以传承和弘扬，但很长一段时间却始终没有在全民范围内形成热度、掀起高潮。与时下动辄就人气爆棚的各类网综、电视节目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缺失。而《中国诗词大会》的出现，从其播出效果和社会反响来看，绝对是个成功。它以古诗词为突破口，为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条通往时尚经典之路。

它让传统文化走近百姓。“诗词大会”面向人人，不因其文化性而对参与者在职业、身份、年龄、民族、国籍等方面有所局限，只要你是中华诗词文化的爱好者，均可凭实力参加。在本届“诗词大会”中脱颖而出的16岁才女武亦姝就是最好的证明。还仅仅是一名在校学生的她，凭借对传统诗词文化的热爱，在一场场比拼中，以丰厚的实力储备和良好的比赛心态，沉着应战，赢得了超高人气，成为了百姓有口皆碑的文化“网红”。除了武亦姝，其他选手和活动参与者也都来自基层各行各业，这使得“中华诗词”这一传统文化内容被请下“神坛”，以更亲近百姓、更亲和大众的方式被当代人接受。

它让传统文化身披时尚。传统文化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以古朴典雅的脱俗气质而存在，甚至给人以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距离感”。如何通过形式上的“包装”，把传统文化打扮得更具时代性，是当前文化传播和传承工作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而“诗词大会”恰恰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成功案例。无论从舞美设计、嘉宾阵容，还是比赛模式和环节的设定，都充满创意，既文化味十足，又乐趣感横生。“飞花令”让人在趣味中体验中华诗词的奇与妙，“沙画”猜诗更让人在唯美中品赏文化在传统与现代间的完美融合。这种时尚“包装”无疑达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它拉近了文化与人的距离，这种“拉近”不是靠拉低文化品质，而是靠拉高人的品味，不失格调、不伤大雅。

谁说传统文化无法成就时尚经典？那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尚属封闭，思想尚未打开。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意识，让“诗词大会”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了创意；也正是无数个创意的叠加，才成就了传统文化从古典到时尚的华丽变身，成为当代人眼中的名副其实的经典。

（节选自同名文章，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斗争波澜壮阔地进行，英雄之举层出不穷、蔚然成风，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仁大爱，亦使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的道德传统在中华大地再显峥嵘。

无疑，勇德是人类的共同道德。早在西方古老的《荷马史诗》中，美德就开始与勇敢须臾不可分离；在拉丁文里，勇敢和美德是同一个词（vitus)；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在所谓“具体的德性”名下勇德排在第一位；在尼采那里，他对生命的“强力意志”的肯定决定了其对勇敢亦备极顶礼。

论及人类道德建设，中华民族的贡献尤值一提。中华民族不仅将勇德视为“三达德”之一，而且很早就开始了对其理论上的阐释。如孔子提出“见义不为，无勇也”的命题。该命题开始把勇与仁义、道义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勇业已正式跻入中国道德伦理的领域，并使所谓“见义勇为”成为千古传颂的优良品德。孟子对勇的思考可视为是孔子勇的思想的深化和继续。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认真讨论了勇的性质、勇的根本及勇的途径，而他的“浩然之气”学说的提出则为所谓“勇气”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以后，有王阳明对勇的“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力行力为的力倡，有颜元对宋明“重文轻武”的唇舌之儒、文墨之儒的力辟，还有戴震对“益之以勇，盖德之所以成也”这一勇的“道德执行力”的力肯，以儒学为传统的中华民族从未停下对勇和勇德追求、探索的步履。

那么，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勇呢？

其一，心性之勇。国人论勇，多从心论。“古文勇从心”的“恿”字，就是其明证。尤要指出的是，这种与勇相连的心，既非西方式的理智之心，又非佛教式的虚灵明觉之心，而为中国式心性论的以“生”训心之心、从心从生之心。主张“见义勇为”的孔子提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折而不挠，勇也”，代表了百折不挠、刚毅果决的力为力行；重振中国武勇传统的颜元提出“极天下之色，不足眩吾之目；极天下之声，不足淆吾之耳；极天下之艳富贵，不足动吾之心，岂非大勇乎”：这都与中国伦理哲学的圭臬—“依自不依他”的精神一气相通。

其二，气力之勇。中国哲学的身心一体决定了，勇并非是“心性之勇”的一意孤行，而是以一种“下学而上达”的方式，具化为一种气力之勇。《说文》曰“勇，气也”，孟子认为勇能否成立取决于能否“善养吾浩然之气”，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则提出“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并且主张战斗力的提升在于“莫径治气”。“即气而力在”，如若我们肯定了勇之气，那么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肯定了勇之力。这一点，不仅可见之于《说文》的“勇”字从“力”说、《诗经》的“无拳无勇”说，还可在中国拳经中的“气与力合”说中找到注解。

应该承认，即使在我们身处更为和平、更为文明的今天，人们同样要面对诸如瘟疫、地震、洪水这样的自然灾难，面对诸如战争这样的社会灾难，面对艰难、挫折和“德福不能两全”的人生困境。这意味着，无论何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依然要在勇敢和怯懦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意味着，无论何时，勇德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必修之课。

（摘编自张再林《勇德：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必修课》)

材料二：

在金文中“勇”主要有两种写法，强调的是力大敢为和勇武。在篆文中，“勇”出现了新的写法，即从甬从心。可见，勇作为一种评价，开始向人的心理意志方面延展，不仅指人的行为勇武，还指人的意志强大。上古时期，人类最主要的活动是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以及群体之间的斗争，勇德最主要的内涵是开辟生存空间和战争中的勇武。勇德最初是个体克服对危险和死亡的恐惧的品质，是一种用于斗争和生存竞争的自然德性。

在先秦时期，勇德有很高的地位，勇是坚守“义”所不可缺少的德性。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不仅如此，孔子还将仁、智、勇三者并举，视此三者为君子人格所必备的三要素——“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但孔子在重视勇德的同时，也对勇德进行了明显的限制。比如，《论语·阳货》有云：“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孔子似乎把勇视为一种没有特定道德价值指向的能力，勇就是“不惧”，为善和为恶的“不惧”都可以称作勇。可见，在孔子这里，勇德不能独自构成一种伦理德性，仍属于自然德性。

孟子和荀子对勇德进行了重构，使之具有道德内涵，成为独立的伦理德性。孟子的做法是对勇德进行分类，明确地区分“小勇”和“大勇”：前者是基于一己之私产生的自然情感反应，是纯粹的、自发的情感冲动，没有自觉的道德目的；后者是基于道义而生发出来的道德情感及行为反应，是以道义知识和道德情感为基础的自觉选择，具有明确的道德意义。可见，孟子所言的“小勇”属自然德性，“大勇”属道德德性。

荀子对勇的意义划分更为细致：“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此三者，或浑不知义，或见利忘义，或死而不义，只有“士君子之勇”才是“见义勇为”，乃道德之勇。孟子和荀子分别对勇进行了大小之分和贵贱之分，其划分标准具有明确的道德指向，只有合乎道义的勇才配称作勇德。

虽然孟子和荀子对勇德进行了道德化的重构，但他们总体上仍然是承袭孔子对勇的一个基本理解，即不惧危险，而且把勇德局限于一种政治生活中维护道义的德性。至宋明时期，理学家保留了先秦儒家对勇德的阐释，同时又赋予勇德更加积极的意义，对勇有了新的理解，勇德不仅是一种包含道义内涵的道德德性，更是一种成就道德自我的“为己之德”。陆九渊认为达致仁者的困难在于“己私难克，习俗难度越耳”“已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可见，在理学家这里，勇德被用于整个道德生活，是摆脱积习和不当私欲的束缚坚守道德信仰、成就理想人格的刚强意志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勇气。

（摘编自赵永刚《勇德培养的三个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