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逻辑，是有效思维的判断标准。要进行有效的思维训练，必须讲逻辑。语文教学该如何讲逻辑？重要的是要让逻辑思维训练和学习任务紧密结合，向教学过程自然渗透。

文本解读常常需要在语境中推断词义，这种方法运用得好，既是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运用，又是逻辑推理的示范或训练。如《史记·刺客列传》中写荆轲竭力劝说燕太子丹允许他取樊於期的人头献给秦王时，有这样一句话：“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

句中的“乃”翻译为“就”还是“才”？翻译为“才”在语意上是说得通的，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不甚合理：“才”表示必要条件，即没有樊於期的人头就肯定杀不了秦王，但有了樊於期的人头也未必杀得了秦王；“就”表示充分条件(有了前面的条件就一定有后面的结果)，即有了樊於期的人头就一定杀得了秦王(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杀秦王可能未必要取樊於期的人头)。荆轲面对“不忍”的太子，一定要勾画出杀秦王高度可能的愿景才行，从这一点来看，翻译成“就”要比“才”合理。在文本解读中抓住几例像这样的逻辑推理和学生探讨，不仅能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还会有助于他们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和心态。

一段话在字面的意思之外可能还隐藏着重要信息，想要捕捉到这些信息，往往需要细致的逻辑推理。例如：

“(四叔)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祝福》)

6根据这段话，可以推理出关于“我”和四叔的重要信息。首先，“我”是新党或支持新党的人；其次，四叔不仅守旧而且消息闭塞。根据“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的“还”字，可推知康有为等人在当时已算不得新党了。这点在《祝福》开头的第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便可得到印证，有新历才谈得上“旧历”，而启用新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之后，四叔骂新党骂的却还是康有为，足见其消息闭塞。

另外，逻辑对于写作也是有意义的。中学生写作时大多选择写议论文。在证明某个观点时，可指导学生想象一个“虚拟论敌”。这位“论敌”可能会针对论点举出反例或从论点推出错误，也可能会质疑论据及隐含前提的可靠性，抑或指出论证中存在的逻辑问题。面对这些，我们需要再进一步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论证免于受到攻击或能抵御攻击。

例如，让学生构思“兼听则明”的论文提纲，可以先让他们找出反例，再让他们限定前提、构建框架。反例可以有“三人市虎”“父子骑驴”，表明听得越多越糊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王仅仅听“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的评价还不能形成正确认知，可李世民有时只听魏征一个人的建议就够了。学生可在充分思考以上反例的基础上指出论证关键——“兼听”在“多”，更在“异”(听到不同观点)，并由此限定前提——听者要有胸怀，善辨别，从而总结出“兼听则明”的原则——独立思考，为我所用。

逻辑，说到底是对有效思维规则的概括，学生努力遵守逻辑来思考，就仿佛在聆听高于自己的声音，心灵会逐步走向作品的核心，甚至拓展出未曾有过的境界，生成未曾有过的观点。

(摘编自徐飞《讲逻辑，把语文思维教育落到实处》)

材料二：

无数生动的例证足以说明，如果不具备起码的逻辑知识，人就容易被谬误和诡辩所糊弄，就不能清晰、有条理地思考和说理，就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先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例1：如果我想出国工作，我就必须学好外语；我不想出国工作，所以，我不必学好外语。

这个推理是不正确的，因为“想出国工作”只是“必须学好外语”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随着中国搞市场经济，有许多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有许多外国人来中国工作或经商，即使有些人不出国，也有很多机会与外国人打交道或做生意，因此，若可能的话，仍有必要学好某门外语。例2：你不能证明你没有患癌症，因此，你患了癌症。我这里有治疗癌症的特效药，你赶快掏钱买吧。你的命都快要没了，捂着那些钱有什么用？

例2犯有“诉诸无知”的错误。这是骗子的逻辑，是不正确的推理，就像下面这个不正确的推理一样：“你不能证明你没有犯案，因此，这件罪案就是你干的。”司法上有“无罪推定”原则：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犯罪，否则那个人就是无罪的。

下面看著名的“美诺悖论【注】”：

(1)或者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或者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

(2)如果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必要的。

(3)如果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可能的。

(4)所以，研究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仅从字面看，(1)(2)(3)三个前提似乎都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1)中“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这个推定是有歧义的：

(A)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

(B)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在(A)的意义上，(3)是真的，但(2)却是假的；在(B)的意义上，(2)是真的，但(3)却是假的。故(2)(3)两个前提不在同一种意义上为真。从一对真的前提，即(2B)和(3A)，却推不出任何结论，因为它们说的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陈波《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

【注】美诺悖论：古希腊一位富家子弟美诺在与苏格拉底对话中提出的一个论证，记载于《柏拉图对话集·美诺篇》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非遗法》的加持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已经从物质文化遗产拓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从对物的保护上升到对人的保护，从对物件的保护过渡到对物件制作技艺的保护，对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成对”保护已经成为共识。这种共识有效地阻止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断流。

但在《非遗法》的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混淆非遗概念的问题。有人误将刚创造出来的“现产”当成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误将被改编、改造过的，甚至被西化、被娱乐化的东西当成遗产。其次是保护理念的问题。《非遗法》重点强调了“原真性”保护原则。所谓“原真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原汁原味”，目的是确保每个项目的真实。如果经过我们的保护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保护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历史价值。传承人的底线就是不能传递“假情报”。要严把传承人“入口关”，并将那些伪传承人及早“踢”出传承队伍，不能因为他们影响有序传承。活态传承是非遗的最大特点，但活态传承的本义并不是让非遗改变，而是让非遗通过一个个泥人的制作、一首首山歌的演唱以活态的形式传承下去。活态传承理念的提出也是在告诫人们要礼敬传统，而不是对传承人所传文明随意改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非遗的“原真性”。

随着非遗保护理念的不断深入，未来修订《非遗法》时还会涉及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讲，真正的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共同遗产，而不是留给某个人的私人遗产，这一点与文创产品不同。但从传承规律上讲，其知识产权的界定比较复杂，比如一些以家族为传承线的项目，其本身就有不外传的规定；比如经过再次创作的具体作品，因为作品中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创作者应该拥有知识产权，如传承者翻唱的非遗民歌具有个人声音。

（摘编自刘海红《有法可依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化报》2021年5月）

材料二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和农村人口的不断流失，这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带来的一个最大困扰就是原本乡村属地的非遗传承主体流失或者缺乏稳定性，导致非遗传承后继乏人。

提升非遗在城市的共享度，实际上就是扩大非遗传播的范围，让城市居民能够感知、共享乡村非遗的魅力。如果从保护非遗本真性的角度看，似乎这样的共享并不适宜，但要破解传承的困局，通过提高共享度，进而扩大非遗的受众范围，受众的增加可能潜在地提高其中少数人成为传承人的可能性，从而营造非遗传承的条件与环境。如今的城市人口结构中，属于第一代进城的人群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在这一群体中，大多数人无论在情感上、记忆上，还是文化认同上，仍然与乡土社会保持着高频度、深层次的联系，因此，涵盖了民俗在内的诸多非遗成为连接城乡、沟通新市民和乡村社会的纽带，而他们作为乡村文化承上启下的一代人，既了解乡村文化的过去，又肩负着将其传递给下一代的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乡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递者。我们也知道，随着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文化的交流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乡村非遗的城市共享既可以丰富公共文化一体化的内容，又可能为非遗的传承保护带来机遇。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遗的适度进城，不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共享，而且与政府的“送文化下乡”，共同构成了城乡文化双向互动的景观，改变了以往从城到乡的单向文化输入模式，客观上也拓展了非遗未来可能的传承发展空间。

（摘编自杨旭东《提升共享度是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然要求》）

材料三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两部文化遗产基本法，到有关遗产保护利用创新的一系列特定领域的专项发展条例、指导意见、管理办法，我国形成了各种专项政策和法律法规互补兼容、相互推进的制度化网络，构建了文物保护利用、非遗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创新三条主线的保障体系，为高效率、高质量的遗产保护发展事业提供了制度支撑。

我国的遗产保护发展实践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遗产的概念、范畴和价值的理解日益开放包容，遗产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充实。我们所理解的文化遗产已经超越“架子上的文物”和静态的遗址、建筑的传统范畴，走向更宽泛意义上的包括景观空间、生活方式在内的“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不断深化，“大遗产”发展思维更加成熟稳健。

我国的遗产保护发展并非局限于单一的、专业领域实践探索，而是融入国家和民族的总体性、时代性的战略部署。国家宏观设计越来越突显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地位，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进一步强化与遗产领域的交集和互动。多重国家政策的交织共力、相互呼应，体现了遗产保护发展的“大战略”理念。

（摘编自林秀琴《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智慧》）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语，“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