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理论上，讲好一个故事需要考虑三种主体：讲述主体（谁在讲述），故事主体（谁被讲述），接受主体（谁在观看）。互联网时代参与主体边界模糊、角色重叠，各民族、各群体、各阶层都在“讲述”“被讲述”，也都在“观看”“被观看”，多主体多元化传播已成现实。“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把握这一时代特征，并从以上三种主体入手，创新思维，调整策略，从分散失衡走向多元协同。

从故事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普通人的故事。在权力、资本与眼球经济的驱动下，传播场域两极分化的现象仍很严重，国际传播秩序处于失衡状态。国内的普通人和弱势群体作为讲述主体的话语权和作为故事主体的存在感都过于弱化，尤其在被西方媒体遮蔽、忽略之后。更多地让他们发声、为他们发声，对高举人民性旗帜、秉持“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言，是国际传播秩序再平衡的使命担当，这也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软实力巧实力的战略选择。

从接受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进一步明确中国故事的受众群体。我们要相应地调整方向，不囿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而采取“边缘突破”战略。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精英群体和意见领袖，他们属于西方意识形态最顽固、对中国成见最深的受众群体。我们应该把战略重点从他们向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国家中的草根群体、非政府组织转移。就前者而言，我们虽然经常强调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增强话语权，而实际上常常“被议题设置”，围着西方媒体的议题打转，从客观原因来看，我们和西方存在软硬实力差距；从主观原因来看，我们不够自信，太在乎西方，且存在缺乏省思的战略失误，就后者而言，他们在发展阶段、发展诉求、价值观和利益点上与中国很接近，这使他们对中国故事有更多共鸣，他们的“中国观”也更具可塑性，相关调查报告印证了这一点。

从讲述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做到多方协作，一起来讲，讲述主体是最能动、最重要的要素，在讲述主体层面，有两个并行的趋势：一个是多主体多元化，一个是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从多主体多元化角度看，政府不是国际传播中的唯一主体，非官方的传播主体以其更具亲和力的民间立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若要扩大与主导话语权，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不可替代，所以，从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角度看，国家需要高度整合内政外交、对外广播以及网络媒体等资源，联动合作。“讲好中国故事”，除了发挥非官方传播主体的作用，还要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以便发挥国家统筹协调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摘编自李成《抓住三个主体，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二：

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传播给世界，争取文化上的领导权。但近年来，我国对外宣传力度很大，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基本停留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层面。要实现中国故事从“讲述”到“讲好”的转变，就必须认清讲好中国故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当今国际舆论格局呈现“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特征，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控制世界传媒市场，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是从西方主流媒体获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昔日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辉煌已成遥远的过去，当前中国文化传播缺乏高超的传播技巧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此外，由于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相对有限，外国民众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不多，加上西方媒体给外国受众造成的先入印象，使得他们即使看到我们的报道也很难相信。

（摘编自李子祥《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索》）

材料三：

李子柒能够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案例，必有其不寻常之处。作为真实的人，李子柒所选择的生活洋溢着中国风的美，满足了人们对传统中国、诗意生活的想象，有效缓解了工业化社会、高风险社会中人们的焦虑，特别能够绕开海外用户的心防。作为网红，李子柒有着明显服务于市场营销所需要的清晰“人设”，她活跃在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并取得成功，这显然是有策略、有布局的。作为文化符号，李子柒已经在人们的接受过程中，被确认为可以代言中国文化的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具辨识度的符号，外国网友称李子柒为“中国的迪士尼公主”，央视称赞李子柒“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成为话题后，李子柒一如既往，并没有急切地想要乘势做大，一飞冲天。这种“稳扎稳打”，其实就是内涵式发展，具有国际传播方法论意义。当然，没有中国发展成就的备受瞩目，没有中华文化吸引力在全球范围的重获认可，也很难想象李子柒的成功。她是“中国制造”在软实力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那一个。她的走红海外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预示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走向新阶段。

（摘编自李习文《李子柒走红海外的国际传播逻辑》）

材料一：

人类学自从传到中国，并成为大学里的一门学科，就呈现某种程度的学科交叉融合状态。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界常将“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视为内涵相同的概念。对此，凌纯声解释说：‚因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文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基于民族识别主要是依据“文化”而非“种族”的认知，学者们致力于不同族群文化异同的探讨。

不过，文化人类学并不能与民族学简单划等号。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才特指民族学。民族学偏重在民族志基础上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文化人类学者最有成就的工作是对人类的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巫术等方面的研究。

学科交叉能促进学科发展，但也存在异化的潜在危险。当一个学科涵盖了其他一切学科时，人们也可说它什么也不是。人类学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曾指出：人类学领域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分配到多个邻近学科中去，当前形式的人类学将经历一种彩虹般的变形。这绝非危言耸听。要确定一个学科的性状，必须有一个“亲本”（parental stock）。以植物嫁接为例，无论你怎么嫁接，首先要找到一个用作嫁接的砧木。以梨嫁接苹果产生梨苹果，以苹果嫁接梨产生苹果梨。‚亲本决定植物的基本性状和品质。学科交叉融合也一样。一个冠以“人类学”的学科，你叫它文学人类学也好、历史人类学也好、医学人类学也好、生态人类学也好，不管如何吸纳别的学科质性，其亲本都应该是人类学，这一点不能忽略。

此外，人类学自上个世纪初传入中国，就面临如何适应本土文化与社会的问题。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主张，这无可非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文藻出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志研究室主任，更是“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强调“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吴文藻所说的‚民族学，就是人类学分支的文化人类学。中国人类学者对其学科“中国化”的强烈追求，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并实践中国化主张，要警惕‚淮南之桔变为枳，即失去人类学基本秉性的危险。本土化既可能为学者实现本国学术独立的‚学理追求提供动力，又可能给以“本土化”口号作为标榜、拒绝在国际学术规范下建构学术研究共同基础者提供借口。学科“世界性”和学科在不同地域体现的‚本土性‛两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中国学者应当具有‚学科世界性和学术本土性‛两方面的关怀。

（摘编自杨天宏《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方法启示》）

材料二：

一般地说，人类学是要查明一些民族的起源，以及这些民族的构成因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所谓人类学只要研究人类的生理方面，而不必全面地研究人类的社会和文化方面，以致把人简化成可以用人体测量值和数学指数来理解的对象。

1933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是人类学和人种学会议上，一些专家们试图把人类学的定义限定于狭义的体质人类学，并把它列入自然科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所谓的的原始民族。因此，在这样的概念中，古代文化占有有其一定的位置。人类学家希望通过对一定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对于它们多样性的分析，来发现语言和文化的本质以及它们的进化规律。

为了便于分析所研究的对象，人类学使用了文化这个术语，这一概念，意味着人类的重重生活方式以及表现形式的有机总和。

在各种各样的学科中，人这个概念有着许多不同的词义。动物学家们通常所说的“人”这个词，是指一种灵长类动物。古典哲学认为，人是一种物质、智慧和自由的实体。这同动物分类学上的特点并无直接的关系。而在人类学家看来，人的概念和其他任何特定学科的人的概念是不同的。人类学的概念比动物学的概念含义广得多，其范围又比哲学上的概念狭窄得多。

人类学并不局限于研究人类的进化，而且还要对现代的民族进行分类，并列举其种种表现形式，阐明其生理（体质人类进化）和文化（文化人类学）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过程构成民族历史的重要部分。

学科不同，其研究方法自然也不同。其实，古生物学（研究人类进化）、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和遗传学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古生物学的发展已受到周围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反之，文化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在人类学范围内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社会学、神学、世界观、宗教和当代民族的艺术，则与生物科学及其方法的关系比较疏远。但是，长期以来，文化人类学由于只利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因此在发展上与外界隔绝。研究者根据直观得到的结果往往发生变化，缺乏充分的真凭实据。

（摘编自法国安托尼奥·阿里巴斯·帕洛《当代世界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