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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从依靠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业缘化的生人社会，从低流动、被动流动的乡土中国转变成高流动、全方位、多元化、主动流动的迁徙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较2010年增长了69.73%。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较2010年增加了1.16亿人，增长了85.70%；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较2010年增加了3896万人，增长了45.37%。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出，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位置，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方式、内在文化乃至社会治理理念。在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是确定无疑的。

迁徙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异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部分追求经济动机的农村人口离开熟悉的亲属网络、职业网络以及乡土网络流动到城市中，农民之间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进行共同的生活或劳动，农民内部之间出现了分化。外出的农民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削弱，村庄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衰退。接受城市文明的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逐渐向城市人口靠近，且随着流动人口的代际传递，传统的农耕文明、“乡愁本色”逐渐褪去，而留守农村的人口仍然遵循着传统的乡土交往习俗。其次，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也同样经历着从同质化到异质化的过程。社区人口的户籍化转变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混居，同一社区内部人群的社会地位差异较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以情感联系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与此同时，在社区居民的逐渐陌生人化过程中，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行为方式等也存在差别，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

几千年来，农民被土地束缚，世代定居于乡村，形成了天然的稳定性以及自我延续的静文化。“安土重迁”的习俗不仅支配着个体的生活与社会交往，同时也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在吸引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的静文化发生转型。迁徙中国的大规模、高水平、主动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伴随着静文化的退化以及动文化的建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冲破土地的限制，告别了过密化的农业，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不断松散，由此瓦解了传统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乡村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基础，导致根植于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的静文化逐渐退场；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规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较多到巨大，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主体、社会空间、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关系不再受限，自由流动的文化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文化观念。

乡土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具有浓厚的乡土伦理，以乡村为基，历代相习、积久而成。首先，乡土伦理具有内生性，乡村秩序在村落中自然形成并依靠礼俗规则加以维持和延续；其次，乡土伦理具有习得性，无须专门学习，村民便可以在日常交往中学习并遵守。乡土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习惯、礼仪等变化缓慢，世代积累的经验足以维持和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乡土中国是一种礼治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松绑，人口的空间位置变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异质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文化观念的动态化，这种转变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传统礼治的约束力日趋弱化，走向式微，法治成为迁徙中国的秩序主导。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是迁徙中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文明的支撑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以法治为基础。

（摘编自段成荣《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材料二：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转型日益凸显，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从乡土性进入后乡土性。这意味着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观念都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渗透，中国的乡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村落依然还是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的，但是聚居在村落的人们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乡土性本质特征的变化，新农村的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费孝通先生在对农村社会乡土特征的分析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理论，这充分体现了“志在富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只有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进行新农村建设才为真正的建设。后乡土社会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频繁地四处流动，更换职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因为主体需求的问题。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结构性问题；最后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事业的投入，尤其重视教育的投资。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建设新农村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后乡土社会农村的建设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国家问题，也并非单纯的农民问题，更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问题，所以只依靠任何一方单纯的努力都是不够的，只有各方形成合力，建设新结构、新主体和新功能的新农村这一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摘编自朱珠《浅析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空前的社会普及必然牵动上层文化界，上层文化界可以隔岸观火，也可以偶尔涉足，这就只能使社会普及停留在原生态的阶段；如果上层文化界终于按捺不住，浩荡介入，而且慷慨地把自身的文化优势投注其间，那么就会产生惊天动地的文化现象了。昆曲，是世俗艺术中吸纳上层文化最多的一个门类。在昆曲之前，北杂剧也达到过很高的文化品味，也出现过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这样的文化大师，但是如果北杂剧的创作队伍与昆曲的创作队伍作一个整体比较就会发现，昆曲创作队伍里高文化等级的人要多得多。

上层文化人排除了自己与昆曲之间的心理障碍，不仅理直气壮地观赏、创作，甚至有的人还亲自扮演，粉墨登场，久而久之，昆曲就成为他们直抒胸臆的最佳方式，他们的生命与昆曲之间沟通得十分畅达，因此他们也就有意无意地把自身的文化感悟传递给了昆曲。《清忠谱》所表现的取义成仁的牺牲精神，《长生殿》所表现的历史沧桑感和对已逝情爱的幽怨缅怀，尤其是汤显祖的《牡丹亭》从人本立场出发对至情、生死的试炼和感叹，都是上层知识界内心的真诚吐露，我们如果把这几个方面组合在一起，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几根支柱。这几部传奇作品与《红楼梦》等几部小说加在一起，构成了明清两代一切文化良知都很难逃逸在外的精神感应圈。

高层文化人在给昆曲输入精神浓度的同时也给它带来相应的审美格调。众所周知，昆曲从文词的典雅生动、意境的营造到心理气氛的渲染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不少唱词段落在文学价值上完全可以与历代著名诗词并驾齐驱。更难能可贵的是，多数昆曲作品在编剧技法上也十分高超， 使得典雅深邃的文词能借助于戏剧性的舟筏通达当时无数世俗观众的接受水平，引起全社会的欣赏和迷醉。在唱腔上，音乐格局的婉转变化，演唱节奏顿挫疾徐的控制，配器的齐全都达到空前的水平而取得了柔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效果。在表演上角色行当的细密分工，写意舞姿和抒情舞姿的丰富，念白的生动幽默，也成了一门需要多年学习才能把握的复杂技艺。这些自然都与社会性痴迷所造成的激励有关，也与高层文化界对它的精工细磨分不开。高层文化人把他们的全部文化素养和审美积淀都投注在昆曲的一招一式、一腔一调之中，诗、书、琴、画、舞、乐融成一体而升腾成种种舞台景象。因此不妨说，离开了文化精英的大幅度聚合是很难办得到的。

（摘编自余秋雨《笛声何处》）

不因迁谪岂能来

郭彦

北宋诗人欧阳修被贬夷陵之初，因其“地僻而贫，民俗俭陋”，他很不习惯。渐渐地，他开始感觉到此地“风俗朴野”“江山美秀”，“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即所谓，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人至此而喜。他多次向老友梅尧臣谈到他在夷陵的感受：“修昨在夷陵，郡将故人，幕席皆前名，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某居此久，日渐有趣。郡斋静如僧舍，读书倦即饮射；酒味甲于淮南，而州僚亦雅。”并写下了这首《黄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

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

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

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后来，欧阳修贬滁州，“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闲暇时徜徉山水,宠辱皆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

欧阳修在贬谪地表现出的通达和自娱，源于他对官场的无聊和倾轧有痛切的认识，也因此有对人生更为现实的理解，虽在天涯，聊可自乐。

欧阳修对被贬后如何自处以不失尊严有十分理性的认识。他非常欣赏韩愈的文章，却并不欣赏韩愈这个人，他对韩愈被贬后急急忙忙向皇帝写悔过书一事多有微词，说韩愈到了贬所，期期艾艾，不堪于穷愁，其行为完全无异于庸人。这是欧阳修的清醒意识，他随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去重复前人做过的不堪事。

欧阳修性格中的刚烈，让他有种不肯认输的执拗，不排除他在贬谪地的悠然愉悦有故作欢愉的成分：即使苦，也不能低头，也要佯装快乐给你看，至少不能将不快乐的一面让你看到。这也是促使欧阳修到处寻乐的一个动因，除了四处寻觅“江山之胜”之外，还随时发现“州僚亦雅”，主动去发现美，体会其中妙处，遂成为他降低身段、融入当地生活的一种刻意为之的方式。

在中国古代，贬谪是朝廷加强中央集权、制衡各派势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尤其到了宋代，采取如分权制度、台谏制度以及职务频繁更换和地域迁徙等措施来约束和监督官员，以最大限度达到权力的制衡，所以，官员沉浮出入的几率很大。在某些通达者看来，贬谪既是一件无力回天的事情，就索性把贬谪之地当成一个临时避难所和休养生息之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还借此获得了参禅悟道的清静机会和游山玩水的额外补偿。

历史总是这样的乖张暴戾，它无端地让一些人受苦受难，又无意间给了后世的人很多福分，让我们得以在这些受尽苦难的身体中感受到他们灵魂的挣扎和精神的特质，也得以通过他们艰难的贬谪之路瞥见那些不曾跃入主流的地域和山水，那些隐藏在僻地角落里的风光和韵致。正如欧阳修所言，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他们去了，我们才能看得到；他们去了，我们才能听到。

但是，这些被呈现的僻地绝域的山水和风物，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被描述和被状写，而是深深烙上了贬谪者特殊的际遇所派生出来的印记。与其说这些贬谪诗歌是一种蛮荒远地的地域发现，毋宁说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观照所呈现出来的内心景观。绝域对通途，僻地对中心。欧阳修的豁达乐观，是知识分子在无奈环境下反放逐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那些异峰突起的绝域山水也是对帝都苑囿那些主流风景的无声对峙和挑衅。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23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