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不断改良粮食加工及储存技术，营建多种类型的储粮设施，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粮食储备调节机制。粮食储备作为农业生产及社会发展变革的调节器，可以用来稳定粮食市场价格、保障灾年的有效供给，同时将粮食储备以赈贷的形式发放，成为农民从事农业再生产的储备周转资源。首先，中央层级粮仓是仓廪系统的核心，存贮于官仓的粮食主要用于政权机构及军队的消费。“集中存贮”体现出国家对粮食进行统一调控、严格管理的需求，也是昭示国力的重要内容。其次，存贮于民间仓廪的粮食主要用于抵御灾害，保证百姓的口粮供应，“分散存放”体现出民间应对自然灾害的自救方式。再次，以常平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粮食储备调节及相关思想，逐渐演化为国家统治的核心观念之一，为后世提供了积储备荒、调节粮食余亏的典范。可以说，中国古代仓廪制度经过长期的继承发展，逐渐演化成国家治理的核心观念之一，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对维系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权稳定、改善人民生活功不可没。

汉唐时期作为中国古代两个强盛的中央集权王朝，也是农耕文明（仓廪制度）发展的关键阶段，其储粮制度和技术也表现出不少共同的特征。

汉唐时期都将粮食视为国家管控的战略物资，以国有官营的方式统一管理粮食调运、中转、分配。汉唐用以储备粮谷的官方和民间仓廪种类繁多，形成了仓、廪、庾、圈、窖等十余种仓储类型。各类型储粮设施遍布全国各地，对维系政权稳定、救荒赈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汉中期后，京城人口不断增长，边境连年征战，各方对粮食的消耗也在不断增加。据《汉书·食货志》载：“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仓廪体系营建的核心在于解决粮食储存及保障品质安全，仓廪管理重点则需解决粮食在受纳、籴粜等方面的运作，从而进一步优化粮食资源在社会中的配置，并形成管理有效的运行体系。

在继承先秦以来发展成就的基础之上，通过融合吸收外来建筑技艺，汉唐时期中国传统木构营造技艺日趋成熟与完善，并运用于粮仓建筑。汉代官仓中广泛采用了地面房式仓的做法，虽然唐代至今未有涉及地面房式仓的考古成果发现，但从宋刻唐太极宫图残石中对太仓的刻画描绘与留存至今的与唐代基本同期的日本正仓院中正仓的仓储形式，或能间接显示出唐代应也采用地面房式仓的储粮做法。

汉唐时期的储粮形式中呈现出集中与分散、地上与地下交织并存的演进历程。汉唐以来形成了以常平仓、正仓、太仓、军仓为代表的官方“集中存贮”和以义仓、社仓为代表的民间“分散存放”现象。皇家仓廪因其重要性与规模性，承担了更为广泛的赈济职责；而民间系统则有效弥补了在官方难以维系时的不足，显示出对于百姓生活的保障属性。

汉唐时期曾出现的由民间乡社所设的仓廪类型以义仓、社仓为代表。这些粮仓中有些具有“半官方”性质，有些则是以民间“自组织”的方式形成的乡间邻里互助储粮模式，带有“赈贷”性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间储粮系统承担了为国分忧、纾解民困的粮食应急保障、储备赈济职能，弥补了官方储粮系统之不足，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维系了古代民间乡社稳定与百姓生活安康。

（摘编自韩国河、王祖远《汉唐时期储粮制度和方式之变迁》）

自三星堆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破土发掘以来，世人对三星堆文明的关注热度再度火爆，各种猜测和解释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因为没有和中原殷周文明一样发现文字，有人质疑三星堆文明是否属于中华文明体系。

从古蜀文明发展脉络看，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当中，都可以找到和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们有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之一。而在文献典籍当中，同样可以看到两个和三星堆文明关系密切的古代书写系统。一个是中原文化系统，西周时就有“蜀”的记载，《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西土八国”之中就有蜀人参战。另一个是巴蜀文化系统，《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记载古蜀时期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各世代。从蚕丛开国，至开明为秦所灭（前316年），古蜀各世数王虽然远离中原王朝，被中原诸侯视为“椎结左衽”的“蛮夷之族”，但也自成一系，若隐若现地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既非天外来客，也非域外异族。

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殷周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目前关注度极高的问题之一。的确，三星堆“祭祀坑”中先后发现的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头像，黄金制作的金面罩、金杖等器物，让人感到震撼和费解，用人们过去对殷周青铜文化的“常识”无法加以解释，以往也未见出土过，大家都很期待的，能一举破解三星堆之谜的文字也没有在考古中发现，因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想。人们之所以对三星堆感到神秘，正因为我们太习惯于用传统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观察它，用我们已知的“知识图谱”去对照这个未知的世界。事实上，这正是古蜀人独具匠心的创造。他们基于中华文明的母体，采用浪漫的艺术形式，表达“神人之间”的沟通，为中国青铜时代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例如，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鸟和缠绕于树干上的龙纹，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神话体系中常见的母题，如果结合《山海经》之类的神话记载，很可能这样的神树就是传说中可以“通天达地”的宇宙树、太阳树的象征。又如，过去一直没有在三星堆发现类似殷商青铜器中以青铜鼎、簋、尊等容器相配合来表达社会等级、身份的所谓“礼器”，但这次在三号“祭祀坑”中已经露头了至少七件青铜尊，和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多件青铜罍相互印证，暗示蜀人可能使用这样的青铜容器组合作为礼器。三号“祭祀坑”中还发现一件双手顶尊置于头顶的神人青铜像，也表明“尊”这种器型在三星堆青铜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中原文化使用青铜容器作为礼器有着同样的意义。和中原文化最具共性的，是“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作为祭祀仪仗的玉璋、玉璧、玉琮，它们与二里头、殷墟出土的玉器几乎如出一辙，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从造型和功能上都反映出偏居西南一隅的古蜀王国，也同样深受中原礼仪文化的影响。现在看来，三星堆所接受的文化因素中最多的是来自中原地区，有些则可能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甘青和川西北地区、云南和两广等地区传入四川盆地。其中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尤其是龙、虎、鸟、大眼兽面等神秘动物图像，和我国南方青铜器系统也有密切的关系。

（摘编自霍巍《揭开三星堆神秘面纱的观察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