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农村青年私人生活之所以长期被遮蔽，与传统文化及其内在的社会秩序观念有着紧密关系，尤其是家庭、国家赋予青年的社会角色规制着私人生活出现。社会秩序约束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

农村青年自我观念觉醒与五四运动密切相关，如李大钊、新村运动与几次“下乡运动”都推动了该进程。因为除民主和科学外，追求个人幸福和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亦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促使青年在婚姻、家庭等诸多私人领域产生诉求，进而对家族本位的孝顺、婚姻等观念产生不满，催生并强化了农村青年的自我意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断了这种自我意识觉醒。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社会改革再次催生并强化青年群体的私人生活转型，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性别观、婚姻观与消费方式等。

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出现亦离不开家庭关系的重构，因为传统家庭制度对青年有很强抑制性。传统的家庭事业属性及其需求排斥了普通的感情，这意味着家族在父权制领导下强调的是“合作模式”，个体必须牺牲自我以投入到家族事业发展中。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现代化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很大程度摧毁了传统的家庭基础。尤其是公社这种集体生产模式的确立，消解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存在必要。这导致父权地位的衰弱，由父权制延伸出来的农村婚姻、孝道与性别等观念日渐式微。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加剧、经济上的独立性等更是促使农村青年开始摆脱家庭的束缚，在消费理念、生活方式方面不断强调私人特征。与此同时，在择偶以及对待两性的态度上，青年个体强化了婚姻的自我选择与目的满足，小家庭结构模式成为新的向往和追求，对异性感情的流露和表达更加公开。

农村青年重新审视自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一种宏观叙事与抽象公共观念中抽离，也成为其私人生活出现的关键。通常而言，青年价值的实现往往要以公共事务为依托，私人欲求只有建立在公共性层面上才具有合法性。因此，不管是革命青年，还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农村青年都被嵌入到宏大的叙事进程，遑论自我私人性的追求与满足。由于改革开放，农村青年也开始调整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跳出既往“奉公灭私”的话语体系，最明显的是在经济层面追求理性化。与此同时，在个体思想和表达，以及生活方式选择方面，农村青年的价值观导向越加多元化与流动化，现代化消费模式亦在农村青年群体中出现。

总之，私人生活是依附于公共生活而存在的，是公共生活空间扩大与缩小带来的衍生性产物。以上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出现及其原因的剖析，对理解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陈瑞华《大众媒介下乡与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变迁》）

材料二：

农村青年的择偶已经从之前的父母包办到个人对爱情的体验，择偶标准已不再是“老实”“憨厚”而是“英俊”“风流”“漂亮”。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女性更加自由。

家庭的关系结构中，横向的夫妻关系已日渐取代纵向的父子关系，同时，家长的权威日渐下降，更多的“空巢家庭”由此形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老人后半生的悲惨境遇。

随着社会的变革，许多村落在装修过程中重新改造住房，老人与子媳逐渐分割开来，而这种新的空间安排也影响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家庭的隐私还是家庭内部个人的隐私都开始凸显。子女婚嫁已经逐渐考虑到自身的财产问题，并尽可能向父母索取，同时提前分家。这种变化显示了个人在财产权利方面的觉醒和发展，但也开始瓦解家庭组织结构。一方面老人的境遇更加悲惨，另一方面在分家过程中充满了困惑、愤怒与钩心斗角，影响了人们在情感上的联系。

农村孝道的缺失以及新生育计划的形成，造成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然其本身由社会环境所致。而且，这些问题开始在农村成为主流，意味着城市风气之败坏更是可想而知，因为这些变化首先发生在城市，逐渐蔓延到农村，而农村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守护的最后一个阵地。“中国遇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想而知，更凸显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摧残中的沦陷。

农村私人生活的这些变化，说明了在这半个世纪里，随着时代背景的变革，“农民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私人家庭的崛起以及家庭内部的个人私生活的普遍出现，而其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摘编自朱少军《大背景下之私人生活）

材料一：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处。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亲属是自己人，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原则上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的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付帐，意思就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算清”的需要也增加了。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有了一定的单位，清算时可以正确；有了这媒介可以保证各人间所得和所欠的信用。“钱上往来”就是这种乐意当场算清的往来，也就是普通包括在“经济”这个范围之内的活动，狭义的说是生意经，或是商业。

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寄籍在血缘性地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

材料二：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族、宗及村落所形成的网络社会，聚族而居构成了网络社会中成员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通常叫做“乡亲们”。当然，有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并不因此互相之间就没有矛盾或者冲突，但因为该网络突出了人情的重要性，从而使得矛盾与冲突发生的方式发生改变，比如不能正面冲突或公然决裂，而是面和心不和，彼此有很多积怨，但不到万不得已，始终维持着表面和谐。“亲情”的意思不适用于宗亲以外的人际关系，所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人情”就更为适合于表达更多场景中的关系运行。人情，作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还具有更加一般性的含义，用来表达中国人对世态或者人世间的认知，比如天理人情、风土人情、人情世故等。总之，所谓“人情”是对中国人人性、人格与关系的基本理解。

人情处于地方网络中、也可以合并起来叫做“人情网”，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这张网的相对稳定性。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情网越封闭越好，因为在此网中所发生的人情必须要有回报，虽然这个回报无法预期，但不能没有，而且常常是回报的总是比施与的要多一些。一旦一种交往中的助人行为不是人情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必须换做其他概念来表达，比如捐助、施舍或者慈善。所以人情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回报，谁报答谁，谁欠谁，都很清楚。正因为人情网比较稳定，因此如果一个人情这辈子还不了，也可以下一代来偿还。如果人情网不那么稳定，其中的成员处于社会流动中，也就是说，需要报答的人或者欠人情的人都离开了，那么人情运行也就解体了。当然，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现代社会，人群的确发生了比较大的社会流动。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看一看家乡观念或者原有的网络是否还存在。如果是存在的，那么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虽然整年都在外面流动，比如打工、上学或移居城市，但他在一些特定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家乡，比如具有丰富传统文化意蕴的春节对中国人来讲意义就非常重大，这是中国人回家的日子。很多情况下，无论一个人流动到多远的地方，他都会在春节之日回到他的家乡，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也有“拜年”活动，人情网中的成员都需要通过此时段的人情往来来稳定其网络。如果一个移居外地者，无论如何都不再回到家乡，那么就等于宣告这里的人情没有了。

（摘编自翟学伟《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