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3日，2021“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在深圳举行。刘亮程《本巴》获年度长篇小说。刘亮程1962年出生，现居新疆乌鲁木齐。早年以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蜚声文坛，后转型小说创作，搭建起又一个自足的文学世界。依旧是浑然天成，是行云流水，是诗意的旋律；朴实苍劲、拙而雅醇的文风，裹挟着一股原始的野生力量。《本巴》虚构了一个没有衰老没有死亡、人人活在25岁的本巴国度，呈现出艺术的恢弘绚烂，亦流露出现代人返璞归真的精神追求。

朱绍杰：《本巴》的创作从什么时候开始？契机是什么？

刘亮程：《本巴》是我写得最快的一部小说，去年回老家县城过春节，因为疫情被封闭40天，就把小说的大部分写完了。但后来修改的时间很长。

十多年前，我受邀给我们新疆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做地方旅游文化。我们为“牧游”这个创意项目跑遍了草原和山区，认识了许多蒙古族牧民。这个县被称为江格尔的故乡，产生了《江格尔》史诗说唱人江格尔齐。我从那时开始读《江格尔》史诗，没想到多年后，我会以《江格尔》史诗为背景写一部小说。《本巴》是我写给童年的史诗。

朱绍杰：为什么《本巴》会选取《江格尔》这个史诗背景？

刘亮程：《江格尔》史诗的创作时间晚于中国的另两部史诗《格萨尔》和《玛纳斯》。相对于《格萨尔》和《玛纳斯》有完整的世袭谱系和天堂人间的建构，《江格尔》更像是散文，每一章都是英雄出征打仗的故事。打的仗都在地上，不像西方史诗中地上的人有天神帮忙。但《江格尔》史诗更天真有趣，有一些少年英雄打仗的章节，比如少年英雄洪古尔打仗的故事就很多。我被《江格尔》史诗中的孩子所触动，我看见了另一个时间里的自己。小说《本巴》中借用了少年洪古尔的形象，另外两个孩子是我虚构的。我是在史诗尽头，另辟天地，重启时间，在古人想象力停住的地方，再往前去想，完成了这本小说。

朱绍杰：《一个人的村庄》写作于您三十多岁的时候。和那时相比，您现在有怎样不同的创作体会？

刘亮程：我怀念写《一个人的村庄》时的状态。那时我孤身一人在乌鲁木齐打工，谋生之余写那些村庄文字，写了好多年，也不知道写出来谁看。写作使我在那个陌生城市，突然地能让自己脱离开，走进唯有自己的乡野世界，这就是“一个人的村庄”吧。现在我依然能让自己瞬间脱离开来——我在造一个世界，起初只有我进去，造好后会有好多人进去。这就是写作的意义和乐趣吧，知道自己在创造一个世界。

朱绍杰：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小说家集中关注农村题材的现象？

刘亮程：乡村背靠的是从古至今的中华农耕文化，写乡村有靠山，作家也有底气。乡土文化连接着村庄城市。看看每年的春运，那是几千年中国乡土文化在现代最浩大的体现。人们从大大小小的城市，往远远近近的乡村回家，数亿人走在回乡之路上。这是人类迁徙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华传统乡土文化的力量。没有谁能阻挡中国人回家的脚步。生活在城市、接受了城市文化的人们，在这个时节，又回到乡土文化中。在乡土书写中，一缕炊烟可以从几千年前袅袅到今；在“锄禾日当午”的诗歌中，千年前的乡村事物今天都还在，没有过去，没有消失。作家会选择书写“永恒”事物，而时尚最不可靠。

（摘编自《刘亮程：在史诗的尽头重启时间》，《羊城晚报》2021年12月2日）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1962年冬天，正是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信念来的。

第二天，他就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

1963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13天雨，雨量达250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11万亩秋粮绝收，22万亩受灾。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紧急的生产救灾。

那时候，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疼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1964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

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

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病情，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迫他服下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疼得蹬不动车，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

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肝区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看来还是神情自若的样子，说：“说，往下说吧。”

1964年的3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像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啊！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等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那是个多么令人悲恸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医生怀着沉重的心情，低声说：“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在场的人都含着泪。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干瘦的手握着他的手，两只失神的眼睛深情地望着他时，这位副书记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副书记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

副书记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匆匆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

（节选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删改）

【背景资料】1965年12月穆青和新华社记者冯健来到中原，得知焦裕禄的事迹，在采访中被现场看到的、听到的故事深深震撼，先后七易其稿，确认真实准确，写下这篇通讯。1966年2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焦裕禄这个名字传遍了全国各地，震撼了千千万万颗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