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天”的认识，大概始于夏、商时期。从西周时起，“天”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天命、天神，一种是自然界的天体。以《周易》的经文为例，其中有些对“天”的理解是指自然的天体、天象，但多数是关于天命、天神的记载。至于西周时的重要政治文献《尚书》，其中“天命”一词比比皆是。这种状况到春秋时期才发生变化，出现了重人事而轻天道的观点。思想上的这种变化，首先见于兵家著作。齐国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首次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他说的“天时”，指阴阳、四时等自然现象：“地利”指路途远近、形势险易、环境利弊等方面；“人和”指得民心、上下同心同德。《孙子兵法》认为，军事家运用好这三个方面，才能取得战争胜利。

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人和最为重要。战国时的兵家著作《尉缭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战国末期道家的《十大经》把知人事作为知天时、地利的中心环节。由此可见，我国古代重人事轻天道的理论来源于战争实践，同时又能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予以总结，因此不是思想家们空想的产物。

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子提出的天人之学则认为，在天人合一之前先要有天人相分的观点，这和天命决定论大异其趣，将古代的天人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荀子本着孔子的思路，寻求“和”而否定“同”。“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建立在事物相互区别的基础上；而“同”是排除矛盾的一致，是没有生命力的单一。荀子探讨天人之学的名篇《天论》，把这个道理阐发得深刻而清晰。荀子在《天论》中写下了一段关于加强农业生产的文字：“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认为抓住农业这个根本，厉行节约，天就不能使人贫困；有充分的养生之资，并按照季节开展农事，天就不会使人困顿；遵循农业生产本身的法则而行动，天也不能使人遭到祸患。可见，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又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如果看不到人的作用，只是祈求天的恩赐，就和天人关系的真实情况相背离。基于上述分析，荀子认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意思是说，只有深刻认识了天人之分的内涵，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华文化以人为核心进行探索，才产生了天人之学、变易之学，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荀子关于天人既相分又相合的理论，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的王充、唐代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等都在这个重大课题上作出了贡献。历史上的宋、元、明、清时期，由于本土和外域文化的交流交锋文融，产生了新的思想课题，但天人之学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失去它的光泽，只是变换了形式。

(摘编自《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有删改)

白居易的诗歌影响广泛而深远，晚唐张为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白氏获得这样的称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原则回应了当时文艺创作遇到的挑战，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获得了后世广泛共鸣。

我国在魏晋时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对文体、内容等的研究使文艺开拓出新的天地。但过犹不及，片面重视形式、忽视内容的倾向一直存在。如六朝骄文讲求对偶、声律，脱离生活；中唐“大历十才子”追求丽辞、精于雕琢，反映的生活较为狭隘。而唐自安史之乱后，进入藩镇割据、民不聊生的阶段，文人们罔顾现实而空玩文字，背离了士人的责任，也扭曲了文艺的主要功用。于是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古文运动”，务求恢复文章质朴自由、言之有物的传统；白居易、元镇等发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承续《诗经》和汉魏乐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能。除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还提出一些相关的主张，如诗歌应“救济人病、禅补时阙”，诗人应“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的诗文创作忠实地践行了他的上述理念。不论他在入仕初期，还是在朝为左拾遗，抑或被贬地方，都有许多作品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如《新制布袭》言：“安得万里裘，盖襄周四。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悲悯情怀与杜甫一脉相承。白居易的讽谕诗是他现实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其中《观刈麦》《卖炭翁》等，都是广为人知的名篇。而其讽谕之作中却绝无怨毒，只是“愿得天子知”，以达到辅助君王革新天下的目的。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原则相关，他在诗歌创作中力避艰涩，追求平易，形成了朴素的美学风格。关注现实、语言平易并不意味着艺术性减弱，他认为“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他非常重视以和谐的韵律连缀诗章，《琵琶行》《长恨歌》等作品皆为平易而美的佳作。

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那些获得崇高声誉的文学艺术家，如屈原、废信、杜甫、陆游、辛弃疾、郑板桥等，也多是和白居易一样，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起，就形成了抒写人生、关注现实的传统，后经历代诗教的强化，遂成为民族的审美文化精神。这样的美学传统，使文学艺术总能反映人民的悲欢、时代的风云，成为裨补时阙、塑造民族灵魂的丰厚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这样的创作观念，正是对传统文艺精神的继承和提升。当前适逢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自应被发扬光大，并被赋予时代内涵。

（摘编自马奔腾《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材料一：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仅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的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为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就愈趋于简单化，这在语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所谓“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不会懂的。在每个学校里，甚至每个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最普遍的特殊语言发生在母亲和孩子之间。

我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费孝通先生仅从熟悉社会只需要语言，不需要文字来解释为何乡土社会缺乏文字，不免过于片面简单了。费孝通先生还是外来者，对乡村人不够了解。他们真的不想学习文字？

首先，乡村里认字的人身份上就不一样，在大家眼里那是认字的、有学问的。

其次，从实用的角度说，认识字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上了用场，可应不时之需，即使在乡土社会里也是这样。有句老话说“艺不压身”，或者叫“技不压身”，认了字，也是多了一门“艺”或“技”。比如，家里有人外出，写个信、念个信什么的。我在家读书的时候，旧时代过来的老年人，基本上都不认识字，我就多次替别人念信、回信。比如，如果做点小生意，记个账本，也需要文字。我的一个乡村出来的同龄朋友，他的母亲与我母亲一样，不认识字。他家里做点小买卖，他母亲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谁来买东西赊账，需要记下来谁谁买的什么，欠钱多少，她就发明了一套记录符号来记账，只有她自己认识，多少年过去了还不会认错。

最后，如果认识了文字，也可以读些书，增加生活的趣味。虽然乡土社会有个书本不容易，但只要识了字，有了书本就可以读了。

总之，即使在乡土社会文字还是需要的，并不是因为熟悉了，交流可以面对面，语言比文字更方便，就真的完全不需要文字了。

（摘编自陈心想《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土，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人们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效力。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 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结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需要在农业、农村、农民上多下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美起来，去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发展新农业，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接轨，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

振兴乡村还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通过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摘编自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

材料一：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摩擦中陶炼出来的亲密感。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的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一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

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的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的答复了他的学生。最后甚至归结到心安两字。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

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城市这种来自乡村的熟人社会重建，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圈子的建立这样简单，也有着物理空间聚集的趋势，典型的就是各地涌现的温州城、河南村等标志性聚居区，其空间可能不像乡村那样紧密，但基本上复制了乡村的熟人社会模式，依然按乡村的血缘关系、地域风俗文化等因素在运转。甚至这种模式也复制到了国外，有媒体报道说，纽约的唐人街，那些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大妈，可能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依然生活得很好，因为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熟人社会和几乎像中国国内一样的乡土性街区。

当然，城市本身也是有熟人社会的，典型的就是单位，一个单位的工作区有一个熟人社会，一个单位的生活区同样有熟人社会，而且后者的规模远远大于前者，家属、亲戚、朋友交汇一起，也是一个蔚为大观的熟人社区，同样也具有乡土熟人社会的天然亲近感、心理安全感和交往信任感等。只是这些年在政策上不鼓励单位办社区以后，这种单位生活区的熟人社会也如同乡村熟人社会一样开始逐步解体。而且，单位熟人社会与乡土熟人社会也是有极大差别的，乡土社会有明显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道德文化约束等方面的特点，而单位熟人社会没有这些特征，或者说并不明显。

（选自魏延安《熟人社会的解体与重建》）

材料三：

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首先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我们知道，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与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强大的舆论效应。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众人评论的压力。于是，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出现了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在家种地的媳妇苛待年迈的公婆，老两口在忍无可忍之际向远在他乡的儿子诉苦，而年关临近，儿子与其他青壮年一道回家过年，媳妇又一反常态，中规中矩地奉敬行孝，儿子一头雾水，往往责怪起自己父母的不是。

说“行为的‘道德’含量与行为主体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其所预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说，“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是宽广，“面子”就越是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但“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青年大量地长期不在村，农村社区成员锐减，在留村的村民看来，“面子”的效能难以扩展，其“含金量”明显偏低。因此鼓励了只顾眼前利益的“不要脸”的“一锤子买卖”，所谓“树没皮必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兄弟之间为蝇头小利而不惜撕破“脸面”大打出手，为宅基地而寸土必争绝情断义。

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打工，“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社会边界是流动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朋友”网络。少数在外闯荡而终有所获的村人，他们根据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家”的所在，挣够50万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挣够20万元者把“家”安在县城，而挣够10万元者也要把“家”迁到距真正的家乡仅一步之遥的镇区中心所在地。这样，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开始外向运作，难以在社区内累积，本土的民间权威日渐没落，黑恶势力反而有了市场。

（选自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