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批评家写小说为什么就引人注目呢？细究起来，就是大众普遍都有这种担忧和质疑：擅长“纸上谈兵”的批评家能否经得起实践检验。这种“跨界”的接受差异中隐含着一种“实践”高于“理论”的逻辑。

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对批评家写小说的关注，除了包含着对批评家能不能写小说、能不能写出好小说的质疑，也隐含着读者对当代文学的不满足，他们实际上是期待批评家能够写出好小说的。随着新媒体和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读者的审美水平和审美期待越来越高，小说是越来越难写了。评论家李云雷说：“评论家写小说，可以让评论界与创作界更好地相互理解，更好地形成良性循环，甚至有可能催生出一种独特的文体——‘批评家小说’。”他在无意中回应了读者对批评家写小说的这种期待。

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文学包括生产、传播和消费三个环节。批评家写小说在文学生产上具有显著优势。批评家有开阔的文学史视野和高深的理论修养，这些为他们文学创作的高度自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作家路遥在准备写《平凡的世界》时，曾列了古今中外近百部长篇小说的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其实他就是想获得或强化这种文学史视野。对批评家来说，这种视野在写作之前基本上已经获得了。当然，有些人担心批评家写小说可能会存在“掉书袋”和炫技现象。虽然钱锺书的《围城》也被有些人认为存在一定程度的“掉书袋”现象，但是这并未影响普通读者的阅读与喜爱。张柠的《三城记》也涉及了很多文学理论，但都像盐入水中一样，化入了文学形象当中，不仅没有给普通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反而增加了小说韵味。（张柠很清楚批评家写小说可能存在的陷阱：思想性大于形象性。因此他是时时警惕的，他说自己的写作就是“蹲下在下面，把我的人物举起来”。）可见，批评家深厚的理论素养有利于批评家在写小说的时候自觉选择合适的写作方法。

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来看，也要坦率地承认批评家写小说在传播环节的优势。因为批评家自身对文学的鉴赏能力是得到认可的，而且他们在文学界有一定的资源，所以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不过，批评家写小说在消费环节不会有任何先天优势。出版家韩敬群说得好：“批评家写小说没有豁免权，读者不会对他们高看一眼或者低看一眼，无论怎样，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从根本上来说，批评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他是普通读者的代表，一旦他脱离了这种合法性，他的批评也将失去有效性。批评家的身份主要是在一个相对专业的文学圈子里为人所知，相关的文学从业者对批评家身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庞大的普通读者群体很少知道他们，且没有必要知道。批评家写出来的作品最终还是要脱离批评家的身份，以普通作品的朴素形式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中接受检验。

批评家的小说能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不是由哪一个人说了算的。批评界应该以平常心给这些作品以平常待遇，既无须违心溢美，也不能视而不见。我们要相信，那些优秀作品必将会在时间的放大器中发酵出无尽的生命力，嵌入文学史的星空。

（摘编自朱永富《批评家写小说，还是要让作品说话》）

材料二：

李陀、吴亮、张柠、李云雷、於可训等评论家好像都商量好了一样，近来纷纷发表了他们的小说新作。

“作为一个当代人，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严密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对个人专业领域之外的事物了解太少，这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社会运转体系的了解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想象力的飞扬，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大师。”在评论家李云雷看来，评论家跨界写作小说，尽管仍局限于文学内部，尽管大家不敢奢望成为鲁迅、托尔斯泰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但这是一个可贵的尝试。

事实上，这群人写小说有改变现有文学生态的雄心，他们认为大部分作家都盯着日常琐事，写家长里短，于是想另外做出一个“样本”。

力图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非张柠一个人的选择，评论家李陀写《无名指》要处处和现代主义的写作习惯反着来。因为他想“回到十九世纪”，像托尔斯泰那样把现实生活写得活灵活现，让日常生活充满可见、可闻、可以抚摸的质感，且恢复小说“写人物”的传统。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房伟和出版社签订了一个长篇历史小说合同。房伟写历史小说，同样有自己的明确诉求，他说正因为很多作家放弃了历史题材的雄心，所以大部分阵地都已让位于网络作家，他想改变这个现状。

此外，这些年，作家圈受新历史书写影响很深，很多作品大都靠想象力，有的甚至是胡编乱造，远离了历史本身。房伟说：“我看中国历史小说越看越不满意，而我自己因为研究工作，有机会接触大量史料，所以我动手一试。”

（摘编自《众多批评家写起了小说，是传统的回归，还是图一时热闹？》）

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赋予模仿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义。在第三卷中，模仿指的是一种诗的风格，类似我们所说的直接引用，与叙述相对立，其意思是，如果诗句实际上是以人物的角色在说话，那么此时诗人似乎在模仿他的人物。在第三卷中，柏拉图所说的模仿是同质性的：悲剧中，演员模仿人物，也就是说模仿者与被模仿者从性质上来说是相同的；而在史诗中，诗人的语言模仿人物的语言，这种模仿可以说是一种同化的行为。

②然而在第十卷中，模仿就不仅仅是一种风格，而成为诗的本体，是诗歌的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本质关系，任何描述外部世界和人物的语言都是模仿。与同质性模仿不同，这里所说的模仿是异质的，模仿者是语言，被模仿者是人物和事件，诗人对世界和各种事件的描绘成为模仿行为。柏拉图在论述诗歌问题的时候，加入一个画家作为论证的中项。他以“床”为例，首先是自然的床，它是床这个事物的本质，具有唯一的形式，只可能出自神的创造；现实世界中由工匠制作出来的床是对“自然的床”的模仿。而画家的床只不过在模仿事物看上去的样子而不是事物实在的本身，因此画作是对影像的模仿而不是对真实的模仿，跟真理隔了三层。

③柏拉图关于模仿的讨论最终落脚在伦理学，他对诗人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如果他们不与诗歌中的主人公做同样的事情，那么就说明他们没有关于这些事务的正确知识，只不过是假装表现主人公的行动和语言。但是，如果他们与主人公做同样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不再是诗人。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既是诗人同时又是一个诚实的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篇对话中，模仿具有双重的涵义，而柏拉图却没有加以区分。第一个涵义：诗人模仿现实事物如同画家，比如说画一张床；第二个涵义：诗人模仿其他人，让我们看看柏拉图对荷马的指责：他虽然从未真正统治过任何城邦却以一个统治者的方式说话，虽然从未制定任何法律，却以立法者的方式说话。因此，当他批评荷马的诗远离真实世界的时候，实际上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荷马对政治、战争和教育等公共事务缺乏真正的知识，因此他所说的话远离真理；另一方面，荷马本人与那些在特殊领域具有真正知识的那些人物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审视柏拉图对诗人和画家所作的对比，就会发现一些问题：根据柏拉图对模仿的定义，画家虽然模仿工匠所做的床，但是并不能说画家模仿工匠本人。画家的工具是笔和墨，而工匠用的是斧头和锯子，因此柏拉图并不指责画家为模仿工匠。然而，诗人与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使用的是对一切人都是共通的语言，诗人与他们的模仿对象有一种本质上的类似性，于是在柏拉图眼中，诗人不仅仅模仿对象，而且使自己变得像被模仿的对象，形成一种双重的同化。这种双重的模仿实际上使诗人完全成为诗歌所描绘的世界的附庸，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眼中，并非诗人创造了诗歌所描绘的世界，而是诗歌的世界创造了诗人，一个纯粹的依附者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④柏拉图对模仿问题提出的两种不兼容的定义分别属于风格和本体。柏拉图在第三卷中从风格的角度来看问题，诗人可以进行选择，对于诗人而言，模仿是一个主动判断的结果，诗人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进行模仿或者不模仿。但是，在第十卷中，从本体的角度来看，诗人则无法进行选择。出于反对模仿的伦理要求，柏拉图把诗人从理想国里全部驱除干净，即使伟大的荷马也不例外，因为诗人不可能不是模仿者。从逻辑的一致性来看，如果模仿属于风格的范畴，那么这就是文学的内部问题，作家根据其伦理或美学的判断在创作过程中加以抉择。如果模仿属于本体的范畴，实际上这就成为文学的外部问题，其实质是探讨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与文学之外的世界处于何种关系。

（摘编自钱翰《文学的再现问题中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