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书的《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有删改）

材料二：

在如今社会的各个方面均存在着自我包装、自我夸耀、自我炒作的倾向，例如某些人在公众面前或媒体面前发言时，通常会用“世界一流”“国内领先”“零的突破”等词汇夸大事实，这些词汇的盲目滥用，造成了领导发言、工作报告等内容上的假大空；经过他人传播和模仿，更会引起恶劣的社会效应。这样的修辞行为违反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不仅会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也加剧了文化的泡沫化。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坚持“修辞立其诚”原则就是在中国修辞学界贯彻诚信原则。“修辞立其诚”出自先秦经典《易传》，是中国早期修辞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代文人说话和自我约束的准则之一。西方的修辞学一度不重视“修辞”要“诚”，以致被诡辩派利用而陷入困境，尝到了声名狼藉的恶果。

然而，“修辞立其诚”也并非尽善尽美。过分强调伦理，就会忽视修辞规律。修辞活动中过于强调伦理制约，会阻碍修辞活动的进行，不符合交际效果最大化的原则。从这个方面来说，“修辞立其诚”过于重视操作层面，相对忽视了效果层面。提高表达效果是修辞的最终目的，因此“修辞立其诚”要适度。

从其内涵入手，欲达到“修辞立其诚”，必先言之可信，措辞得当，谦恭诚恳，涵养丰富。这就要求人们平时注意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特的气质。所以说，做到“修辞立其诚”不是轻而易举的，须“辞欲巧”且“情欲信”。

随着时代变化，“修辞立其诚”的内涵也要随之改变，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过分强调伦理反而会制约修辞活动的进行。另外，“修辞立其诚”是修辞学的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原则，修辞理论研究需要多角度的创新之见。

（摘编自周强《浅析“修辞立其诚”》，有删改）

材料三：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有删改）

材料一：

与时代相近的《封神演义》一样，《西游记》也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然而，比《封神演义》更成功的是，它具有更为生动的想象和活泼的生命，在神话的古老躯壳上诞生了童话的艺术生命。

《西游记》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动物世界，其中所写的神魔，都是由动物精变成的，如虎、狮、猴、蝎子、蜘蛛等。这些动物保留着它们自身的特征和习性，表现出儿童对动物世界浓厚的兴趣和自由的想象。而在所有的动物中，儿童又最喜欢猴子，因为猴子灵巧好动、变化不定，又长于模仿，更接近儿童活泼的天性，孙悟空因此而深得儿童的喜爱。

《西游记》总是以儿童的眼光来写动物，处处流露出儿童的兴致与性情。《西游记》中由动物组成的神魔世界并非总是面目狰狞，相反妖怪的言谈举止常常透露出天真老实，竟像涉世未深的孩子。比如，孙悟空向金毛犼索要金圣娘娘。自称是朱紫国请来的外公，金毛犼就天真地回去说：“这来者称为‘外公’，我想《百家姓》上，更无个姓外的。”明显带有儿童的稚气，绝无刁钻阴险之感。孙悟空在平顶山变作老道士骗小妖的宝葫芦这一情节，也让人感受到小妖的天真烂漫，如同快乐的儿童。其实，孙悟空一路西行，所经历的一切都如兴致盎然的游戏。降妖过程中，孙悟空不止一次跑到妖怪肚子里，打秋千，竖蜻蜓，只有童话才能想得出。此外，他又长于装扮，在平顶山一会儿变成传令的小妖，一会儿变成二魔的母亲，这种角色扮演也正源于儿童的游戏。在和二郎神的打斗中，以孙悟空的本事，变作苍蝇飞蛾，乃至隐身，又有何难，何以变成土地庙，却无法收拾他的尾巴？这看似不近情理，实则正是小说的精彩之处，因为游戏中的模仿与装扮总不可能尽善尽美，留有破绽，反而增加趣味，而趣味正是童话的魅力之所在。

所以，我们对孙悟空的许多行为不能过于认真，小说中的偷骗也不能与成人世界中的偷骗等量齐观，它更像是一群孩童的游戏，有一种天真的情趣和幽默的态度蕴含其中，这也是《西游记》深受儿童喜爱的原因。

《西游记》的滑稽体现在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喜剧关系中，也流露在小说的语言风格上，比如，书里历数菜名、物名时，常常像说快板一样，一泻千里，机灵俏皮，这正是喜剧的风格。而悟空在取经路上，不管情况多么危急，都不忘诙谐调笑，表现出英雄品格中举重若轻、无往不胜的乐观精神，这也正是《西游记》作为一部有喜剧精神的英雄传奇，超越以往悲剧性英雄传奇的地方，是以童话般向上的生命力克服了人生的悲凉。

（摘编自林庚《西游记漫画》）

材料二：

不得不叹服吴承恩是个驾驭语言文字的天才，在《西游记》中不乏作者仅作插科打诨所用的情节，幽默的口语很多，如“了账”“囫囵”，又如“泼怪”“浑家”等。口语的好处就在没有书面语的严肃性，而这就是很插科打诨的语言。

关于插科打诨的人。孙悟空和猪八戒，一个机灵，一个憨傻。一个是英雄，一个是英雄的队友，插科打诨的重任自然落在猪八戒身上。关于猪八戒吃东西，这一面也最显本色。在第二十四回，他吃人参果：张开口，轱辘的囫囵吞咽下肚。

除此以外他显露的许多小毛病，比如爱偷懒，爱打小算盘。在大战红孩儿那回，写到红孩儿与孙大圣大战，分不出胜败，猪八戒在一旁观战，怕孙悟空把红孩儿一棒子打死，没了他的功劳，赶紧抖擞精神，望红孩儿劈头筑去，结果让妖怪逃走了。

在整部《西游记》中，猪八戒是插科打诨的能手，如第三十四回孙悟空变作老狐狸精去见老魔，三大魔头闻报，设了香案来接，行者请老怪时赔了一个响头，暗自哭了一场，此时变了妖怪母亲会赚他两个头。而猪八戒此时被吊在高处看见背后掬起的猴尾巴，笑说是弼马温来了，悟空听见说唐僧肉不急，听说有个叫猪八戒的耳朵甚好，割下来整治整治下酒。以上都是插科打诨，对于塑造形象大有裨益。

西游记中不乏能言善道的人物，里面的许多小人物，他们从一点小理中辩出大道，有时从小理中牵出歪理，其中道理又都妙不可言。就连神佛也都被编排在调笑之列。又如孙悟空从神仙口中得知弼马温是不入流的官职，很是愤怒，斥责玉帝不用贤，回花果山自封为齐天大圣。玉帝得知，雷霆大怒派哪吒前去捉拿。孙悟空见了哪吒，笑哪吒奶牙还没退，胎毛还没干。在这一回，虽然是群仙捉妖，但显然作者借孙悟空之口，调戏了众仙。巨灵神首先受不了孙悟空认不得自己，哪吒就回骂孙悟空：泼妖猴，岂不认得我？

这种反差产生了反讽，从而有了幽默感。

《西游记》中的虚实结合在人物形象上都是人兽妖的结合，所以每个人物形象立体多面。其形象或具有动物或植物的习性和外表，加之人性，又具有神超自然的神力。这方面主要形象有悟空、八戒，次要如老鼠精是个人形却还要偷油，蜘蛛精还是会吐丝等。动物有人的特性，人有动物的特性，都是一样的，都体现了荒诞性。荒诞性从本质上来说，也有幽默性。《庄子》云“以天下为污浊，不可与庄语”，诙谐幽默是《西游记》的外衣，在这件外衣里面其实包裹的是作者的“庄语”，这才是幽默区别一般笑话的最重要的本质。

（摘编自郭爱萍《<西游记>中的幽默元素浅析》）

A．《西游记》中语言幽默风趣，能插科打诨的高手有孙悟空和猪八戒，他们只是特点不同，一个机灵，一个憨傻。

B．“请老怪时赔了一个响头，暗自哭了一场，此时变了妖怪母亲会赚他两个头”这一句体现了孙悟空可爱而童趣的一面。

C．“孙悟空从神仙口中得知弼马温是不入流官职，很是愤怒，斥责玉帝不用贤，回花果山自封为齐天大圣”表现了孙悟空的自以为是。

D．在孙悟空大战红孩儿时，猪八戒怕红孩儿被一棒子打死，没了他的功劳。表现了猪八戒爱打小算盘，但并不影响他的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