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①近年来，国风综艺节目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国风综艺节目是扎根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应用大量中国元素并辅以现代化表现手法来呈现的节目类型。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国风综艺节目由于兼具审美意蕴与文化底蕴，为观众所青睐。

②接受美学认为，在作者、作品、读者三者的关系中，读者是作品阐释的中心，作品只有通过读者，才能进入经验视野之内，实现审美价值和历史意义，也就是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应将受众的感受纳入考虑范畴，并且只有被受众接受，作品才有意义。因此，虽然其属于文学理论，但其蕴含的观点对于节目制作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在接受美学视域下，国风综艺节目的兴起，一则是因其符合网络大众的期待视野，二则是因为其内在的召唤结构吸引受众进行意义与价值共创。

③期待视野是指受众在接触作品之前就预先持有的观点、意见与立场，其决定着受众是否产生接触或消费行为，也影响着受众接触或消费行为的深度。受众总是依据自己的期待视野去接触媒介产品，并在接触过程中，实现对既有期待视野的强化、调整或修正。当媒介产品满足了受众的审美期待并营造了良好的接触体验时，受众会强化既有的期待视野，实现顺应性解码；反之，则会调整、修正既有的期待视野，并影响到下一次的接触行为，更有可能引发对抗性解码，导致受众出现抵触情绪。

④“国风热”“国潮热”的背后折射的是大众审美诉求的潜在转向。目前，电视与视频网站上播出的综艺节目大多是快综艺。过多的快综艺所呈现的快节奏的节目设置、紧张刺激的竞技感以及迭起的戏剧冲突不免让观众出现审美疲劳，降低期待值。揭开快综艺热闹的表象，是意义的虚无和文化的空洞。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受众的审美诉求开始转向审美意蕴与文化底蕴皆具的国风节目。

⑤接受美学认为所有的作品都存在未定性和空白点，正是这些未定性和空白点，为读者留下想象、丰富和补充的余地，促使读者参与对作品形象的再创造，也激励着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召唤结构便是指上述的未定性和空白点。召唤结构存在的意义便是激发受众的接触兴趣，激励他们解读作品，完成作品的意义生产。国风节目的题材与呈现形式是其召唤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对于观众来说，国风节目的叙事文本具有陌生感。受众在生活中与国风元素接触较少，并且诸如民乐、京剧等国风元素的庞大知识体系加大了受众的理解难度。国风题材的陌生感跳脱出了受众熟悉的日常视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受众对未知的领域进行探索，并以亲身实践填补作品空白。另一方面，国风节目的创新表达又赋予了节目表现形式上的陌生感，进一步激发了受众的好奇心和参与欲。如《典籍里的中国》大胆创新传统戏剧的表演舞台，通过三个表演舞台、270度环屏设计以及连通舞台的时空甬道，使场景变化更为灵活，也营造了与现实世界产生区隔的时空陌生感。但是，在创作中也需要把握好陌生化的度，过多的陌生化内容极易导致受众心生排斥。

（摘编自张诚《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国风综艺节目》）

传统伦理学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现代伦理学则开始比较系统地反省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未来的伦理学应该还需要将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纳入考虑范围。

工业文明早期，机器还是人类制造并完全可控的产品，并不存在伦理问题，直到出现智能机器人，它们开始拥有了人的一部分理性，而未来它们还可能发展到拥有自我意识。因此，我们应该考虑与它们的伦理关系。对这种伦理关系，人们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它们会不会在智能方面超越人乃至替代人。为此，目前对人机关系的伦理调节大概有三个方向：一是规则设定；二是价值引导；三是能力限制。

规则设定是指规范、限制机器人的行为和手段。在这方面，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最早提出给机器人设定三个伦理规则：（一）不得伤害人和见人受到伤害不作为；（二）服从人的指令；（三）自我保存。不过，实行这些规则会加重机器人判断的负担：这“人”是指发明制造它的人还是使用它的人，是指人类个体还是整体，还有判断哪些情况会伤害人，以及在无法避免伤害人的情况下选择伤害哪个或哪些人，等等。后来人们对这三条规则有不少补充，但这将继续加重机器人判断的负担，还可能因此打开误判或假托“人类利益”的缺口。电影《我，机器人》中，新版机器人就觉得自己能够比人类自身更好地判断人类的利益，于是杀死旧版机器人，并将人类禁锢起来。

价值引导是指设置机器人的动机和价值观。一些学者认为可以给机器人预先设置“对人类友好”的价值观，但这样做就必须让它们获得一种自我意识，否则它们还是会存在判断的重负。比如怎样才是对人类友好，什么是人类的最大利益或整体利益……这些判断不仅要考虑人的物质利益，也要考虑人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但它们既没有生物的肉体感受性，也没有领悟精神文化的能力——仅靠输入和记住人类的全部文献是不够的，那还需要历史的、无数活生生的富有情感和灵感的个人体验的积淀。而且，如果它们真的发展起一种自我意识，那也一定不是建立在肉体感受性基础上的人的自我意识，我们与它们无法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建立“感同身受”的关系。

因此，人所能做的甚至只能做的可能就是限制它们的能力，从而保持人类对机器人的独立性乃至支配性。我们不能什么都依赖智能机器，我们最好让它们始终保持“物”的基本属性，而不是给它们建立一套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它们如果真的掌握了价值判断和建构的能力，恐怕很快就要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那是人类不易知晓其内容的“价值体系”——就像现在，对战胜棋类大师的机器人的具体计算过程，即使是专家们也不太知晓，其间还是有不少“黑箱操作”。而如果机器人有了“心灵”，那将是整体的“黑箱”。

总而言之，规则设定虽不可少，但必须简单明确，以减少甚至免除机器人判断的负担，这也是限制它们的能力。而价值引导则不必要，也不太可能，甚至后面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在能够给智能机器建立一套安全可靠的价值体系之前，我们还是要将智能机器的能力限制在单纯的算法和工具的领域。

（摘编自何怀宏《人物、人际与人机关系——从伦理角度看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