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世说新语·纰漏》记载：司徒蔡谟避乱江南，见到了蟛蜞，以为是螃蟹，一边说着“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一边煮来吃，“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谢仁祖听说此事后对他说：“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大戴礼记·劝学》中有‘蟹二螯八足’）死！”《尔雅》是我国最早的训解词义专著，也是较早的博物著作。谢仁祖戏谑他不懂博物，几乎闹出人命。

中国很早就有博物的观念，这种观念讲究见多识广、通晓众物。简言之，博物学所考察的对象，与传统训诂学门下的“名物学”相类，但其目的多是“利用厚生”“资博识而利民用”。而名物之学是为“推阐文意”服务的，戴震所谓“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诗经》既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有着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孔子认为读《诗经》不仅“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而且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宋代郑樵说：“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声之本。汉儒之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此言实际上说出了中国古代博物学的主要特征，即具有辨物、相物的特点。狭义的中国博物学知识包括动、植物学知识。着眼于“对现存事物进行唯象描述、命名、分类的‘志/史’知识类型”，接近于西方博物学（NaturalHistory）中的“History”要素，而与“自然”（Nature）要素有一定的差距。

《诗经》无疑给人们打开了一个丰富的动植物世界，它现存305篇，涉及的动物有109种，植物143种，这些动植物是后人研究《诗经》博物学的基础。

陆玑所作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第一部考证《诗经》名物的博物类书。据《四库》著录，宋至明代只有四部是疏解“草木鸟兽虫鱼”之作。到了清代，受考据学的影响，《诗经》植物博物之学也渐渐兴盛起来，主要有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赵佑《草木疏校正》、多隆阿《毛诗多识》等书。值得一提的是，受中国研究的影响，日本在17世纪后也出现了一些《诗经》博物研究专著，其中较为有名的是冈元凤的《毛诗品物图考》一书。陆文郁的《诗草木今释》则是近代采用现代科学分类方法来研究《诗经》中植物的一部博物学著作，每一种分为汉名、科名、学名、形态、产地和用途六目，“尽其所知分述，于人生关系，尤三致意”。

《诗经》是中国古代博物学的重要源头，其丰厚的博物知识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刘秀：《上（山海经）表》），认为博物学不仅是对“草木鸟兽虫鱼”等知识的挚爱和追求，更是一种志趣和情怀。在人和自然冲突加剧的今天，重视以《诗经》博物为代表的中国植物博物传统，更有利于人们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与自然持久共生。

（摘编自吴志浩《（诗经）中的草木世界》）

材料二：

了解中国人的博物学，已经对中国博物观念影响深远的《诗经》，显得很有意义。《诗经》是中国“博物学”最为重要的启蒙。

《诗经》里的草木并不是什么奇花异草，它们在周时人们的日常生活里，虽然都有自己的地位，但不是因各自独特奥妙的实用价值走入诗里。其每一种有据可查的植物都是自然界里实实在在的生命，都是博物学得以在《诗经》里衍生的一个记录。诗写成的那一刻，唰唰雨声、飒飒雪迹记入了诗中，而与之共同蕴含诗意诗情的，就是这些草木名物。诗在一念之间生成时，心头爱恨，眉角愁怨，都被一齐装进眼前草木葱茏的原野。草木幽暗的遮蔽中，诗意无声无息蔓延开来，演绎为情感、性灵、思辨流淌的河。后世中国文艺里“叙诗以言”“托物言志”“触景生情”的种种技艺，不少是从这些草木化成的诗歌中流淌出来的。

比如《王风·黍离》，记录的是东周初年的一个老臣，站在西周故都已经化为禾苗田亩的废墟上，一想到心魂无所寄托的哀思，怀想削骨剜心的去国之痛，难舒那一份涌上心头的怨望，以至在苍天之下大放悲声。想到那轻触“彼黍离离”的疏离散落在风中的黍的那一双手，去体悟丧家失国之痛的每一个读者的生命，能不一时间被点燃起来！

《诗经》里的草木鸟兽鱼虫还可佐证商周时期北方的气候特征。史念海在《蓝田人时期至两周之际西安附近地区自然环境的演变》一文中说，后世生活在长江和长江以南流域的竹鼠和獐，在西安附近有残余的骨骸发现。现代，在五岭以北，这两种动物早就绝迹了。《秦风·终南》说明终南山有种植柚子和梅的历史，柚子和梅现在基本生在南方，而《诗经》的时代，柚子和梅在北方似乎并不罕有。可见商周时期，西安终南一代的气候要比现代温暖湿润得多。

探源镶嵌于诗中的草木，对“博物学”一端，在人与自然环境越来越紧密关联的现代，《诗经》的介入会增加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体悟和理解；对《诗经》，当我们在“兴”的发端，能见到草木人语原有如此相互通透感应而生的灵光，这对《诗经》在现代语境下的复活，会更添一种亲切地认同和深刻地开拓。

（摘编自《闲谈》第二十七期：“博物学”与《诗经》名物研究）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在某一社会群体中高度集中的形象投射，即构成这一时代的精神偶像。当下，科技创新被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这种时代召唤下，无数中国科学家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潜心研究，倾情奉献，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非凡贡献。作为民族崛起的重要力量，这些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故事值得被铭记，科学家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境界理应被褒奖。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以科学工作者为表现对象的影视作品尤其是科学人物传记片，数量并不多，产生较大影响力的优质科学人物传记片更是屈指可数。

探究科学人物传记片创作式微的原因，一方面是科学人物传记片的创作门槛较高，要求主创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储备、充沛的学习热情、较高的学习能力，以及相当的艺术造诣。主创需花大力气将深奥的理论和技术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才能让观众真正理解这些科研项目的艰辛和科学事业的意义。另一方面，创作者对此类电影的认知定位有些模糊。比如究竟是历时性地深入挖掘科学工作者成长过程中的各种人生亮点，彰显科学工作者的丰硕成绩，以及他们对国家，甚至是人类文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还是围绕他与自我、与他人、与自然世界的互动关系，展现人物的人性弧光；是照搬平移人物的生平轨迹，还是在此基础上加入必要的艺术想象，将现实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此类问题搞不清楚，创作就容易出现生硬拔高人物精神境界，使人物塑造扁平化，以及剧情囿于“成绩罗列”“忘我工作”“与病魔抗争”等程式化模块，缺乏创新之类的问题。比如《人到中年》把更多力气花在反映科学工作者日常生活的描写和坚毅品质的渲染上，作品虽然感人，却没有充分反映出科学工作的特殊性。《超导》则过于专业，无法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因此，如何运用电影艺术手段更好地讲述科学工作者的故事，让更多闪耀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的科学之星成为时代偶像，是新时代对电影创作者提出的新创作命题。

要创作优质科学人物传记片，首先是在讲述科学家的故事，表达理性的科学精神，并在表达过程中涉及科学概念、科学事实，以及理性思考时，尽量避免科教片式的过程演示与概念阐释。无论是科学家抽象的理性思维，还是相关科学概念和事实，都应该服务于塑造人物、表达情感，作为情节发展的一种变量，构成叙事表达的结构性要素。让创作始终围绕人物的情感、动机与目标追求，进行戏剧化的叙事建构。既表现科学人物理性的存在状态，更要表现他非理性的情绪与情感的冲动。既要表现超然物外的执着一面，更要有平凡世俗，甚至是迟钝的一面。通过反差、吸引、冲突与转化等一系列艺术手段，所塑造的科学人物才能具备丰富个性和温暖情感，才能更接地气，更有生气。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活动，更能艺术化地表现其作为科学工作者异于常人的观看世界、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此外，电影叙事在根本上是有关“关系”的叙事。其中，既包括人与自我的关系，更包括人与他人、与社会群体、与社会机制间的关系。因此，仅仅是深入挖掘科学工作者的自我成长经历，以及他的科学成就，对于科学人物传记片而言，还远远不够。没有天生有趣的人物，人物的人性弧光需要在互动关系中得以呈现。对于那些有着明确科学目标追求的科学家而言，在他们所要面对的“关系冲突”中，最重要的是与自我的冲突，借用一句京剧的行话，即“不疯魔，不成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疯魔”状态，影片中科学探索的荆棘之路才会彰显出人物真正的精神。

除了解决创作层面的问题，高质量科学人物传记片要批量涌现，也与整体社会氛围密切相关。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发挥好引导、规划、组织、调控的主导作用，吸纳更多具有制作实力的组织机构参与科学人物传记片创作。通过强化政策扶持，推出重量级、标杆性的作品，在电影行业掀起创作热潮。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应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着力提升公众科学素养。有了对科学家精神的深入理解，以及更多的科学知识作为基础，创作者和受众才能在更高维度上形成共鸣并且互相激发。

总之，多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一个民族才更有希望。希望越来越多的优质科学人物传记片能涌现出来，用感人的科学家故事激励引领越来越多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紧随他们的步伐接力奋斗，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摘编自孙承健《让科学家成为时代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