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作为民族的人文精神的体现，随中华民族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中华民族服饰经历了从简朴到复杂再到易简的过程，它广泛地吸收了本土和外来的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其绚丽多姿、光彩夺目的独特魅力。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中，形成了显明的特点，尽管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但都是为了适应新的服饰文化的需求。

中华民族服饰随时代的变迁，样式有大变、有小变，有大改、有小改，并不时出现新样式。每个王朝建立后，在因袭前朝服饰时，也总要做些改革，以显示新王朝的所新。秦汉时依“五德终始”思想，各朝所尚之色有异，即使是同一王朝内亦不断变化。唐初，士庶不得穿赤黄色。武德四年（621）下敕定三品以上著紫袍，五品以上穿朱，六品以下直至庶民均著黄袍，而与唐初只许皇帝服赤黄袍衫不同。

服饰即使是祖制，也不是祖宗之法不可变。明嘉靖八年世宗同意张璁意见，择吉更正其制，玄衣黄裳，衣裳各六章，衣六章古以绘，改当以织。服饰改革都是适应当时需要的，并非固定不变。

服饰文化是礼制的重要内容，故二十四史大都修有《舆服志》，有的置于《礼仪志》中。礼以别，乐以和。礼就是区别贵贱上下的，因此，服饰表现等级的差分，便是其应有之义。隋唐五代时皇帝穿赭黄色袍衫，“隋文帝听朝之服，以赭黄文绫袍”，与贵臣通服，唐高祖亦服赭黄袍，“既而天子袍衫稍用赤黄，遂禁臣民服”。各品官员亦加区别：紫为三品、绯为四品、浅绯为五品、深绿为六品，浅绿为七品、深青为八品、浅青为九品之服，并加以固定化和制度化，不得僭越。开元上年（716）唐玄宗曾颁《禁僭用服色诏》。自唐太宗制定各品服色后，即使是外穿品服，不敢有违礼仪服制，但内衣也被限定于品服之内，亦可见贵贱之辨的严格。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各有自己民族服饰，一直沿袭到现在，凸显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多样性、丰富性。契丹族在后唐明宗时阿保机已是“被锦袍，大带垂后”，在入主黄河流域后，采用汉、契丹两制并行服饰。吐谷浑男子穿长裙缯帽。党项人多服裘褐，后建西夏国，元昊反对其父附宋而衣锦绮，他制定衣冠制度，“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文武百官服紫衣、绯衣。“便服则紫皂地绣盘毯子花旋襕，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女真族早年俗好衣白，栎发垂肩，与契丹异，贵贱以布的精细为别，贫富皆衣皮毛御寒。金建国后仿宋朝舆服制度，《金史·舆服志》有载：“章宗时（1190-1208），礼官请参酌汉唐，更制祭服，青衣朱裳，去貂蝉坚笔，以别于朝服。惟公朝则又有紫、绯、绿三等之服，与夫窄紫、展皂等事。”官员和士人“许服花纱绫罗丝绸”，又制定衣服通制，以使贵贱有等。

另外，南方民族众多，各有自己民族的服饰，较普遍是披毡，吐蕃的服饰主要穿毡衣或皮衣。各民族在交往中互相学习吸收，服饰文化得以繁荣。譬如文成公主到吐蕃后，把中原服饰带到那里，当地人学穿中原式服装，也保留自己的服饰。中原亦吸收各民族的服饰，唐初流行“胡服”，为窄袖袍衫。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有一种“非华风”的时世妆，即椎髻赭面，嘴唇涂黑，是受吐蕃的影响，还有一种“回鹘装”对中原也有影响。各民族服饰在交往中兼容并蓄，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共同做出了贡献。

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它以人的生命、生产、生活为本，使人的生命充满意义，生产更为方便，生活更为美好；它以民族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选取适合自己民族生活环境、生产条件所需要的服饰；它以对自己民族生命、生活的深切的关怀，体现自己民族风格、民族精神的服饰，来打扮自己；它是体现一个民族典章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标志，一个民族在发展中可以历经改朝换代，但作为一个民族的符号标志之一的服饰文化，会传承下来。

服饰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闪光的方面，在当代古今中西服饰文化的融突和合中可转生为既体现中华民族民族人文精神的，又体现现代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新国服；既传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又适合于现代中国人审美观念所需要的新国服。为此，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

（节选自张立文《民族服饰与民族人文精神》）

材料二：

当前服装设计中存在的偏差，在于过分强调跻身世界，实现与世界直接而又迅速的对话，而忽视了对它的深入细致耐心的研究和分析。虽然，我们也有一些服装设计师在一些重大的国际比赛中获大奖，但最终并没有在国际服装舞台上产生持久的影响，而成为一名世界一流的服装设计师。急功近利，丧失独立，只知拿来，这是我们易犯的错误。所以，在服装设计中，我们只有把东西结合，古今结合，这两种结合在现实的国际化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再结合，即把这四者融为一体，才能紧紧把握住当下世界服饰跳动的脉搏；也只有致力于这样的结合，才能使我们设计出的服装既具有自身民族的特点，又具有世界时尚，能为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共同认可和接受。“越具有民族性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

展望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服装设计，只要立足本土，立足民族，不急不躁，从自身悠久灿烂的服饰文化，特别是唐代服饰文化演变发展的内在规律着眼，必定能诞生出一批世界一流的服装设计师，创造出驰名世界的服装品牌，再现中华服饰文化之魅力和神韵。

（节选自郑芳琴《兼收并蓄雍容华贵——唐代服饰的特点及对我们的启示》）

表演传统曲艺，演唱流行金曲，展示手工技艺……如今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也许你就能邂逅这些热闹的街头艺术表演。快意拨弦，随性而歌，律动翩舞，生动、热烈、洒脱的街头艺术，为蓉城街头增添了别样色彩。

除了剧院、荧屏，城市露天公共场所也是孕育文化、成就梦想的地方。我们所熟悉的西单女孩、旭日阳刚等，都是从街头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更广阔的天地。但要处理好街头表演和城市秩序的关系，有不少现实矛盾需要妥善处理。此次成都向社会招募街头艺人，推行持证上岗、定点表演，为街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安适的土壤，也为心怀梦想者创造了一个人生出彩的舞台。

街头艺术的规范有序发展，是一个城市文化特质的生动表达。放眼世界，有不少城市都是因为生机勃勃的街头艺术而为人所向往。伦敦著名的考文特花园，被誉为街头艺术表演的天堂，也因此成为伦敦独特的文化名片；巴塞罗那的兰布拉大道，缤纷多彩的街头表演更是让游客惊叹连连。充满艺术性的街头表演，可以让城市文化更加丰富多元，帮助城市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质。将蜀中风流蕴于音符，将多元艺术展现于街头，相信这也会助力成都文创产业的发展，形成城市新的文化景观、文化资源。

其实，不只是成都，上海、深圳等城市也都在陆续采取措施，推进街头艺人的规范化、专业化管理。为什么几大城市纷纷有此行动？一方面，街头表演的确是城市管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虽然街头表演对于城市形成轻松、有活力的文化氛围大有裨益，但一些不分时段、不分场合的表演，也影响着城市的正常秩序，对表演的时间、地点、内容等进行相应的规范，才能让其更好发展。另一方面，如今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如何增加优质的文化供给，也在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治理智慧。

给街头表演一席之地容易，但要保证街头表演的长期有序规范，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街头艺人的表演内容理当健康向上、传播正能量。除此之外，街头表演的管理还涉及多方面问题。从表演本身来看，就包括街头艺人内涵的界定、艺人形象的管理、节目内容的审核等，而从外部来看，市容、交通、环保、安全保障等，哪一个环节都不可忽视。只有在实践中对相关管理细节不断优化，各方协调形成合力，才能让街头表演有序发展、精彩绽放。

城市管理，是门科学。文化发展，有其规律。“城，所以盛民也”，文化是城市的阳光雨露。文化充盈，才能让城市生长出更多的可能性。从禁止街头艺人卖艺，到如今越来越多城市给予街头艺人合法化身份，对待街头艺人态度的转变，体现了城市管理理念的更新，体现着城市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包容开放的城市正在给予文化多样发展更加广阔的空间，而多样的文化也在充盈着城市的气质内涵。城市不仅能长出高楼大厦，还能处处为人们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

（摘编自张凡《健康丰富的文化为城市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