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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自魏晋以来，随着儒学的式微和佛道的兴盛，人们逐渐普遍形成了不愿为师、不愿学习儒学的心态，及至韩愈、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社会上竟然出现了以向老师学习为耻的现象。何以如此？除去儒学式微和佛、道兴盛的影响，大概与中唐社会的官学多为科举之附庸息息相关。韩愈针对“自汉氏以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业传经者，及于今则无闻矣”的现象，沿循先秦两汉儒家由学而知、学而从师的教育传统，力倡要学有所得就必须向老师求教。为此，韩愈结合自身的教育实践经验写出了著名的《师说》，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上阐明从师求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柳宗元十分赞同韩愈的意见，也主张从师求学，认为如果不从师学习，就很难增进自己的才识和完善自我的德性，他以其切身的感受指出自学者虽有学习的主动性，但单靠个人的努力，缺乏良师的指教，往往只能悟得一鳞半爪，而不能得其要领。可以说，韩愈与柳宗元都强调从师求学。

但对于是否愿意为师，并敢为人师，韩愈与柳宗元的态度及做法有明显的不同。作为一位虔诚的孔孟信徒，韩愈为了恢复和弘扬儒学的道统，不但热切关注教育事业，而且敢为人师，乐为人师，热心奖掖后进。依韩愈之见，只要后学前来请教，做教师的就应该热心加以指导，勇于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尽管韩愈因“独有接后辈之名”而招致“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但他仍不改初衷。相形于韩愈，柳宗元则不愿任师，不愿与向他讨教的人公开建立师生关系，柳宗元明确表示自己的才能和勇气不如韩愈，所以始终都不肯接受别人请他为师的要求。但需要指出的是，柳宗元不愿任师，并不意味推卸教育后学的责任。事实上，柳宗元把师道看得非常神圣，他所拒绝的仅仅是表面上的师生关系，绝非要把真正虚心讨教的求学者拒于千里，柳宗元以为不用老师的名义，只要实际上能起到老师的作用则足矣。史籍记载：“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

韩愈生活在佛、道兴盛的年代，儒家学说受到佛、道严重的挑战。为了光大儒学学说，使之居于主导地位，韩愈张扬排佛挤老的旗帜，积极进行反对佛、道的思想斗争。他为了阻止佛教的流传，仿照佛教的传法世系，也替儒家制造了一个“道统”。韩愈认定自己的使命是接续孟子，由自己来把中断了近千年的儒学道统继承起来。与韩愈一样，柳宗元也提倡学习儒家经典。柳宗元认为为师之道的目的在于培养既能“明道”又能“行道”的人才，即造就能对现实社会进行大胆改革、用仁政来治国安邦的人才。然而柳宗元所提倡的“道”并不纯粹局限在儒家经典的范围，它还涵括老、庄、杨、墨、申等学说，乃至佛教学说的思想成分。柳宗元提倡博览群书，并非不讲先后主次。就读书次第而言，柳宗元强调先读六经，次读《论语》《孟子》，而后再读其他诸子百家之书及历史爱情。

关于为师的标准，韩愈与柳宗元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把能够“传道”或“明道”作为教师的首要素质。韩愈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从而提出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整个教育活动中，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在教育育活动中不能起到主导作用，不仅学生个体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疑惑得不到圆满解答，而且全社会也终将见不到德才兼备的人才，韩愈认为为社会培养人才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向国家举荐人才也是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柳宗元的为师之道，虽然鼓励求学者从师学习，但极力主张把师生关系变成师友关系，充分肯定在学校教育之外所形成的师生关系，强调不论何种形式的教育活动都要视学生为主体，顺应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教师的教学方法要适应学习主体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助其发展，教师唯有充分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才能收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摘编自黄明喜《韩愈与柳宗元师道观之比较》）

材料二：

韩愈不仅亲自授徒讲学，还通过通信、交游、个别辅导等形式指导后学，他总结出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留给后人的有《师说》《进学解》《符读书城南》等影响深远的专门论述教育的诗文。《师说》是中国教育史上首篇专门论述教师的名作，韩愈在此文中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

韩愈在《师说》中论述了道与业的关系。韩愈所谓的道，指儒家之道；所谓业，指《诗》《书》等儒家的六艺经传与古文。道是儒家的基本思想，业是儒家经书。道与业二者之中，道为重，业为次，道比业更重要，而业是为道服务的。传道和授业是教师最主要的任务，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还有许多疑惑之处需要教师去解释，解惑就是教师的第三个任务，解惑是解释道和业中的惑，并不是脱离道和业去解其他无关的惑。

韩愈还认为师与生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说明学生不一定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师生之间存在着“道”的双向交流，这一师道观包含着师生平等和教育民主的进步因素，这在公元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确是难能可责的。

韩愈师道观的提出有其个人的、历史的原因。韩愈认为，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先觉传后觉、先知传后知的过程，教师闻道、受道在先，并在教学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学生如果要学习仁义之道，就必须尊师重道。再者，他提倡师道的深层原因是当时唐朝国势和教育的衰败，佛、道宗教势力的膨胀，儒家的师道观日趋淡化，韩愈力挽狂澜于既倒，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就是力图通过提倡尊师重道，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重振儒家道统。

直至今天，韩愈的师道观思想仍有切实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做的就是“法古而不泥古”，批判地继承传统教育思想，构筑我们现代的教育理念，培育具有现代思想的一代新人。

（摘编自王凤银《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观》）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它包括着行为规范，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它的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是依着该社会的格局而决定的。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

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我们不能具体地拿出一个有形体的东西来说这是团体。它是一束人和人的关系，是一个控制各个人行为的力量，是一种组成分子生活所依赖的对象……这种“实在”只能用有形的东西去象征它、表示它。在“团体格局”的社会中才发生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团体对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是个有赏罚的裁判者，是个公正的维持者，是个全能的保护者。

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还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在差序格局社会中，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但是孔子却常常提到那个仁字。当他积极的说明仁字是什么时，他却退到了“恭宽信敏惠”这一套私人间的道德要素了。他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的困难是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仁这个观念只是逻辑上的总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

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上，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忠君并不是个人与团体的道德要素，而依旧是对君王私人间的关系。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的冲突里更看得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

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而在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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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救命的“浅水效应”

想象一下，你此刻正坐在冲浪板上观察海面，你真正需要做的，是探知波浪会在何时何地开始断裂。当波浪接近岸边时，因为遇到了浅水而开始减速，但这也会提升它们的高度，这便是浅水效应。海水越浅，浪头越高，直到波浪的陡度达到不稳定的临界点。因为它实在是太陡了，你便可以借助冲浪板滑下来，就像顺着山坡向下滑雪一样。

如果你想沿着波浪去冲浪，就需要波浪的一部分在其余部分之前先破碎。这就意味着，海床的轮廓要沿着海滩逐渐倾斜，因为波浪破碎的时间点取决于它行进途中的水深。你还需要了解潮汐，它会根据月亮以及太阳产生的引力，让海水的深度在同一天内发生变化。总而言之，要想抓住海浪，需要海上掀起一场风暴，形成足以穿越海洋的大浪。大浪在一天中最合适的时间抵达一片海床形状合适的海滩，与潮汐一致。

即便你不是一名波浪“鉴赏家”，了解浅水效应也是很有用的，它也许能救你的命。2004年12月26日的早晨，泰国普吉岛的观光客们在海滩上行走时，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海水迅速退去，露出了平时淹没在水中的岩石。而在此时，突然出现了一股巨浪，一股他们此前从未见过的海浪。不过，这一次他们开眼了。这也是由波浪形成的浅水效应，只不过这股波浪大得惊人。它是一场海啸。

在这场海啸发生前的几个小时，位于印度洋中间的地壳发生破裂，引发了一场里氏9.0级的地震。据估计，地震释放的能量是广岛原子弹的一万倍。然而，因为发生地离海岸很远，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直接损失或人员伤亡。但是地震不仅切断了地壳的板块构造，还使海床升高了好几米。于是，大约30立方千米的水被挤了出来。这水量大得惊人，相当于1000万个奥林匹克游泳池里的水。就像人在浴池中突然移动会造成水来回流动，地震也让巨量的水开始流动。

由于这场地震强度大并在短时间内释放的能量巨大，这些波的传播速度与喷气式飞机差不多，达到了每小时480至1000公里。靠近安达曼海的海岸以及岸边的浅水时，波浪的速度变慢，却变得更高了，离海岸越近，浅水效应就越强烈。因为海浪有数百米长，所以海滩上的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海水被吸出了海面。如果他们了解这种现象，那就还有大约1分钟的时间跑到更高的地方去。然而，悲催的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些还待在原处的人被第一股巨浪袭击，那可是抵达海岸时有10米高的巨浪。

最终，这场海啸造成沿岸15个国家的227898人死亡。之所以海啸如此危险，不仅是因为它倾倒在海岸上的大量海水，还有水对它触碰到的一切事物所施加的作用力。它把小屋、树木和汽车撕得粉碎并将其摧毁，横冲直撞。它卷起油罐和房屋，将它们摔到桥梁和高压电塔上，这些建筑物倒塌后引发致命的火灾。被拖入海浪中的人们，被这些快速流动的碎片裹挟、撞击、旋转或挤压。很多人因此失去意识，或是受伤，很难保持漂浮的状态。当第一股波浪（此时已经抵达内陆2千米的地方）被第二股靠岸的波浪拉回时，水流逆转，又将它们在行进途中捕获的人和碎片卷入了新一轮的袭击。不幸的是，那些在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还要面对灾后的诸多挑战，水污染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受海啸袭击的地区，淡水供应系统因下水道毁坏及海水侵入而产生毒性；受海浪袭击而死亡的数十万人必须尽快掩埋，以防疾病和害虫蔓延；由于海水长期侵入这一地区的耕地，庄稼也无法继续生长。

（摘编自马克·米奥多尼克《迷人的液体》，孙亚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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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亦面临生境退化、物种减少、外来物种入侵、遗传多样性遭到破坏等问题，这对国家生物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生物安全法的调整范围中，防治外来物种入侵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外来物种入侵，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原本不存在的某些物种，经人类有意或者无意引入后，在自然条件下建立种群并对本地性质相异的生态系统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的现象。外来物种入侵对生态安全产生极大威胁，对生物多样性、生物安全和国民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据统计，外来物种入侵对我国农林牧渔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超过百亿元。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重视外来物种入侵防治工作。自2003年起，原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科学院先后公布了4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陆续就紫茎泽兰、美国白蛾、非洲大蜗牛、福寿螺、牛蛙等71种常见的外来入侵物种的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入侵危害以及控制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分析。尽管如此，我国目前面临的外来物种入侵形势仍不容乐观。

在应对外来物种入侵方面，我国与外来物种入侵管理和监督有关的法律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种子法、畜牧法等。在行政法规层面，我国目前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这些行政法规主要基于检验检疫制度来对外来入侵物种进行监管。此外，我国还制定了一些与外来物种入侵相关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依托于这些立法，我国目前实施的外来物种入侵专门制度主要包括检验检疫制度、名录制度、引种许可制度等。其中，检验检疫制度要求，输入动物、动物产品、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目前涉及外来入侵物种管理的名录包括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名录，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水产苗种管理办法》也对进口水产苗种的种类实行名录分类管理，I类为禁止进口名录，II类和III类为限制进口名录。引种许可制度主要包括野生动物外来物种引进许可和水产苗种引进许可两方面。这些制度在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管理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目前与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相关的立法大多并非以外来物种入侵防治为直接目的，存在目的偏离、调整范围不完整、监管体制不顺畅、监管制度不健全、法律责任缺失等问题，都对外来物种入侵管理产生了不利影响。在此情形下，健全和完善外来物种防治和监管机制成为迫切之需。

为有效控制和清除外来入侵物种，还应事先对可预见的紧急状况和应急措施进行充分考虑，制定周密的，应急预案。唯有如此，方可形成健全的外来物种入侵防治法律体系。

（摘编自于文轩《防治外来物种入侵   保护生物多样性》）

材料二：

目前，我国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法规很多。“从这些法律法规有关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具体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通过保护农业、林业生产安全的具体行动体现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业法研究所所长周训芳列举说，首先，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进出口口岸把好关，严格禁止不允许入境的物种入境，对允许入境的物种要确保物种本身安全、健康，不携带动植物病虫害，能够适合我国农业、林业生产的需要；其次，建立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加强对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杂草、鼠害的监测、预警、防治，建立重大动物疫情和植物病虫害的快速扑灭机制，通过严格的动植物防疫检疫措施防止危险性病、虫、杂草等有害生物的传播蔓延，确保国家生物安全；最后，对危险性有害生物采取措施除治，对违反规定生产经营的动植物和动植物产品予以封存、没收、销毁和无害化处理等，确保生物多样性不受到外来入侵物种的破坏。

周训芳表示，在生物安全法的实施中，还应当高度重视第八十五条第七项的“植物有害生物”对生物多样性和国家生物安全的危害。他建议，在严格依法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乡土树种、天然林、天然草原的同时，加强外来物种入境检疫管理，加强农业、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和除治，强化外来入侵物种风险评估、监测预警与综合防控。将外来的植物病、虫、杂草及时列为植物检疫对象，采取严格的检疫措施禁止其传播蔓延，对已传入并发生的检疫对象尽快予以封锁、铲除。

（摘编自李卓谦《生物安全法如何防范外来物种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