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象征、幻象和理想的巨大财富。对每一位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却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

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尽管那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呆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吗？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而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摘编自墨赛《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了获得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专门学问。为获常识起见，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这种读书法未尝不可采用，但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

①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②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③以后读其它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④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⑤大凡零星片断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⑥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摘编自朱光潜《谈读书》）

唐诗的语言

事实上，唐诗给人们留下的一般印象，不但比它以前的历代诗歌容易理解和感受，而且比它以后的宋、元、明、清的诗歌也更容易理解和感受，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历史上也有不少作家们简单地理解了这一特点，以为只要文字浅显明白就行了，其结果浅显明白固然达到了，而语言的丰富性和形象性则往往显得不够。而唐诗语言的特点，正在于不仅仅是浅出，而乃是“深入浅出”。这中间的相互关系，其实正因其“深入”，所以才得以“浅出”，因此不仅是晓畅，而且是丰富；不仅是易懂，而且是意味深长。这里的“丰富”和“深入”也仍然指的是艺术的精湛。

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一些作品，形象的感染力很强，而思维的概括性却很弱，例如一些艺术感很浓而艰深费解的诗篇。这些诗篇所含有的思想性也许较强，也许较弱，总之，语言表现上都是朦胧的，具体的如李贺的某些作品。这也就是说深入而不浅出。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艺术的主要特征就是富于形象；诗歌语言能不能够深入形象的领域，事实上关系着诗歌能否充分地占领它的艺术领域。但是语言首先又是要建筑在慨念基础上的，这也就要求深入浅出的高度统一。诗歌语言为了适应这个要求，因此形成它自己特殊的语言形式：一种富于灵活性、旋律性的语言，以便于丰富的想象与清醒的理性，直觉的感性与明晰的概念之间的反复辩证交织；一种仿佛带有立体感的语言，明朗不尽，而不是简单明了。也正是这内在的要求，才形成它外部完整统一而有节奏感的形式。诗歌的节奏形式并不是外加的装饰品，也不是仅仅为了易于背诵这样一种简单的目的。

唐诗出现在社会发展与诗歌语言发展都是古代历史上最好的时刻，这正是一个春风得意开花结果的季节。它超过了以前，也超过了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事实，将是有益的。

隋唐的统一，南北文风的交流，是唐诗语言成熟的社会条件，这首先就表现在诗歌形式的进一步成熟，七言诗开始进入了全新的局面。五言乃是介于四言与七言之间的形式。五言、七言相得益彰，共领了此后的诗坛，也便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唐诗的高潮。

七言与五言比较起来，是一种更显得俚俗而易于上口的诗歌节奏，这是因为五言的上半行还具有四言的节奏性质，所以就更文雅些、持重些。而七言的彻底性正是语言的一种进一步解放，诗歌形式的真正意义，本来是一种语言的解放，它的规律性、统一性、节奏性，乃是属于一种掌握法则后的真正自由。而这个法则又是建立在日常语言的现实基础上的。从《楚辞》开始的全新的语言的诗化，到此才达于成熟的高潮。它的明快流畅，也正是它的彻底性的实现；于是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活泼。这成熟的过程，自然也还有社会原因。六朝时代是弥漫着贵族气息的，我们只要回顾一下门阀全盛的东晋，所保存下来的玄言诗，多数正是文雅的四言；也可想见更接近于生活口语的七言，在当时的诗坛上是难得立足的。等到隋唐统一，基本上结束了门阀制度，才彻底地改变了面貌。但是东晋之后，门阀势力却已在逐渐削弱，鲍照之后，七言诗事实上也在一点一滴地发展着，特别在北朝民歌中，情况更远胜于南朝，这些都是文学史上大家所熟悉的，这里就不详加叙述了。

七言诗在这南北文风交流的高潮上，就如一个翻江倒海的弄潮儿，成了天之骄子。北朝作家温子昇的《捣衣诗》，所谓“蠮螉塞边逢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前人评之为“直是唐人”，这便是南北文风交流的先声。而南朝作家则从学写七言的《燕歌行》开始，“妙尽关塞之状”，也为唐代的边塞诗打下了基础。诗歌语言到此，便真正进入了“深入浅出”的天地，像“弯弯月出挂城头”，“北斗七星横夜半”，“楼前相望不相知”，“一贵一贱交情见”，这么接近于生活口语而又如此形象的语言，便是唐诗语言上最不可及之处。

唐诗语言是高度诗化的，又是日常生活的；这种语言的更深的基础，则是唐人的现实生活。唐代从分裂中获得统一，又摆脱了六朝门阀势力的残余，使得唐帝国如日中天，走上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一种生活的信念，高瞻远瞩的气概，青春的旋律，少年人的精神，朝气蓬勃地展现在眼前。所谓“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丰富而健康的生活气息，反映着时代的生活本身就近于诗。

扬州时有下江兵，兰陵镇前吹笛声。

夜火人归富春郭，秋风鹤唳石头城。（王维《同崔博答贤弟》）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少年行》）

这些生活的画面，只能是唐人的，这种诗歌的语言，也只能是唐代的。如果说先秦时代曾经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唐代便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音乐、舞蹈、绘画、雕刻、书法，无一不在向顶峰发展，以不同的表现形式鼓舞着生活；这就必然带来了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丰富了生活中的想象的飞翔。唐诗的语言不过是唐代文化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它是诗的，也是生活的；其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只是它更为深入于形象的领域。

语言的诗化，正如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语法，一是它的词汇。以前者为基础的如五七言形式的成熟，虚字可以省略，新鲜的表现手法等等，使得语句更精炼、更自然、更解放，而后者则是它的丰富的语汇，这些语汇是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基于生活而形成的、一个诗人写一首诗，很少都同时由他自己来创作诗的形式、诗的语法、诗的词汇等。而是基于前人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所累积的无数成果而创作的。杰出的诗人之不同于一般人，往往在于他更善于吸取累积的成果而进一步加以创造性的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首成熟的诗歌，都可以说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收获。而词汇的累积，则更非一朝一夕之事。

所谓诗的词汇，并非在生活的词汇外另外有什么词汇。那种词汇也是偶然有的，则近于典故的性质（当然也不完全同于典故），如金波之为月光，银海之为雪景，芙蓉之为羽帐，玉著之为眼泪等等，写诗时虽可以适当地用这些，究竟主要不能依靠这些；正如写诗主要不能依靠典故一样。诗歌中的形象最好是直接从事物本身得来，所以《诗品·序》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至少说明了最平常的真理。而诗坛的普遍繁荣，正是要建立在这最平常的真理之上的，可是一般生活语言中的词汇怎样能成为富于诗意的词汇呢？这仍然是与实际的生活分不开的。

1963年11月4日

（节选自林庚《唐诗综论》）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既不能舍弃语言，又不应被概念和逻辑性所局限，这就要有特殊的处理办法，诗歌因此又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最起码的一点，在形式上，诗歌要分行。古典诗歌过去是可以不必分行的，那是因为古典诗歌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节奏性，不分行也等于分了行。分行也好，节奏也好，都是为了有理由摆脱散文与生俱来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使语言中感性的因素得以自由地浮现出来，这也就是诗歌语言的飞跃性。节奏是富于跳跃感的，它有利于诗歌语言的飞跃，从日常的语言中萌发出特殊的语言，捕捉到我们日常语言中所难以捕捉到的新鲜感受。唐诗在诗歌语言上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些为语法而有的虚字都可以省略，因为这些虚字都没有什么实感，省略了就更有利于飞跃。古典诗歌的语言越是具有这一特性，也就离开散文越远，这也就是“诗化”的过程。诗化而自然天成，一点也不别扭，这标志着古典诗歌语言的真正成熟。诗的语言因此才更灵活、更有弹性，一瞬间便能捕捉住新鲜的印象。古人谈画竹，“如兔起鶻落，少纵则逝矣”。作诗也是如此，“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感受是瞬息万变的，诗的语言也必须具备这种飞跃性。这是诗歌语言的能力问题，有了这种能力，才有表现的自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捕捉到新鲜的感受，完成艺术上的充分表现。

现在再回头来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中的“见”字，一本又做“望”，那么究竟哪个好呢？当然是“见”字好。因为“望”是连续地做了两件事，采菊与望山，而“见”是从东篱采菊直接飞跃到南山，从隐居的局部生活中飞跃到归隐的终身行止，其所以“悠然”，不正是无愧于平生吗？南山是陶渊明生活中朝夕与共的，看一眼不过是家常便饭，但今天的南山是不待看而来了，倏然映入眼帘，不期然地面对面，仿佛如同初次的相会，因而别有天地。这便是语言的飞跃所带给人的新鲜印象与无尽的言说。古诗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山本来就在那里，本来也是青的。但似乎在曲声完了时，这山峰才宛然在目，让人觉得格外地那么青。这青不是多染几笔颜色所能有的。从“曲终”到“数峰青”这种从听觉飞跃到视觉的例子也很多：

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柳宗元《渔翁》）

山水本来就是绿的，不“欸乃”也是绿的，但在这“欸乃一声”中，这绿色就仿佛是第一次在我们的感觉中出现，绿得不同寻常。又如：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四周都沉浸在音乐声中，忽然琵琶声收了，这才发现一轮明月正在波心荡漾，这时候的印象乃是最新鲜的。生活中的感觉是日常的、习惯性的，艺术则使人又恢复了新鲜的感受。而就艺术来说，它本来就是要唤起新鲜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生命的原始力量，而在日常生活中，它往往被习惯所淹没了。因为生活中一切都是照例的，不用去深想，也留不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感觉也就渐渐僵化、迟钝起来。例如我们经常往来于未名湖畔，其实往往是视而不见。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如果因久病住院，一旦病愈，带着一片生机走出医院时，看到眼前的一草一木就都会感到特别新鲜。因为使人感觉迟钝的习惯性被割断了一段，就又恢复了原有的敏感。这敏感正是艺术的素质。谢灵运“卧疴对空林”之后乃出现了“池塘生春草”那样“清水出芙蓉”一般的天然名句，其所以鲜明夺目，就因为它生意盎然。

因此，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醒觉；艺术语言并不是为了更雅致，而是为了更原始，仿佛那语言第一次的诞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物质文明越发达，我们也就越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原始力量，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俘虏。

诗的语言既然有飞跃性，也就自然趋于精炼。应该说，精炼是语言的一般要求，散文，甚至论文也都要求精炼，但诗歌因为是一种富于飞跃性的特殊语言，就更为明显。这种精炼不能理解为是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李后主的《浪淘沙》有一句诗：

别时容易见时难。

有人说是抄了《颜氏家训》中的一句话：

别易会难。古今所重。

是不是抄的呢？我想不是的，既然“古今所重”，人同此心，那么又何劳抄袭呢？但这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别易会难”，一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从概念上说几乎全同；从艺术上说则有天渊之别。前者只是说明，而后者乃成为千古名句。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就是从概念说是有尽的，都不过是“别易会难”。而作为艺术的表现则后者的感受显然要丰富得多，印象要深刻得多，这也就是意无穷了。

意无穷因此也就是诗的语言的飞跃性突破了一般概念的局限而翱翔于感性交织的天地。“别时容易见时难”比“别易会难”只多了三个字，而所得的却是更多，这不正是精炼的更为合理的解释吗？我过去曾写过一篇小文《说水分》，“水分”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般说到文章里水分太多，是指空话、滥调太多，因此淡而无味。我所想说的“水分”乃是指水是生命的海洋，任何生命都离不开水分。《红楼梦》中说贾母把鸳鸯调理得像个“水葱”似的人儿。干葱当然不行，光是葱也不行，这里的玲珑传神之处正在于那水分带来了鲜明的生意。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中有两句诗：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也有人认为是抄的，说是抄了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是否抄的姑且不论，反正王维的这两句要高明得多。这两句多了“漠漠”和“阴阴”四个字，为什么就会好呢？水田当然是“漠漠”的。夏木当然是“阴阴”的，这不是多了一点废话吗？其实不然。因为“水田飞白鹭”与“夏木啭黄鹂”是平行地写了两个景致，黄鹂在树上叫黄鹂的，白鹭在水田上飞白鹭的，各不相干，这里并没有飞跃的力量。多了”漠漠“和”阴阴“，就把它们连成了一片。阴阴让夏木有了一片浓阴之感，漠漠使水田蒙上了一片渺茫的色调，，岸上的一片浓阴与水田的一片渺茫起着画面上烘托的作用，这就是情景中水分的作用。从浓阴的深处到渺茫的水田，到鲜明的白鹭，越发衬托出白鹭之白与茫茫中飞动的形象，使得整个气氛鲜明活跃，潜在的感性因素如鱼得水地浮现出来，这才不是干巴巴的，而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则难免有些干巴，因为它缺少那应有的水分。

1984年12月

（节选自林林庚《唐诗综论》）

①中华文明复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传承、创新和引领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要义。

②复兴的前提是传承，但传承不等于复古。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是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文明复兴都是优化或革新传统文明而结出的甜美果实。中华文明的复兴也不例外。所谓“梦回唐朝”，为再现昔日荣光而回归强大的封建帝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③没有优秀文明传统的复现也不是复兴。一种文明的复兴不能变成对当下强势文明的简单模仿。舍弃自身文明的优秀传统，复制外来文明，只能让自己成为其他文明的附庸而丧失复兴的可能。虽然理论上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但实践中却极易陷入这一泥潭而不自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挑战，改良者不仅以西方文明为圭泉，而且卷入西方主导的思维模式中，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一味以当下的优势文明作为模板追赶，而不加以批判性反思和超越，根本无法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因此，中华文明复兴也意味着挣脱西方文明的羁绊，重建中华文明自信。在新时代条件下，对西方文明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

④文明的复兴是复现与新兴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复兴。但相比之下，后者是文明复兴更为本质的方面。没有文明的自我创新，中华民族就不能浴火重生。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以文明的创新作为基本内涵的。无论是对传统文明的再造，还是对西方文明的扬弃，指向的都是文明的创新，都是在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基础上建构新的文明。

⑤中华文明复兴，不只是经济总量这种硬实力的复兴，也不只是硬实力加软实力的复兴，甚至也不只是文明名次跃居榜首，而更在于创造出较之现今主导文明更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更为优越和高级的新型文明。只有牢固持守并切实践履这一核心理念，中华文明在当代的复兴才是高标准的。反过来说，缺失这种核心取向的文明复兴只能是虚假的复兴。中华民族有能力也有条件超越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局限，构建更新的文明形态，展现出当代与未来中华文明博大的格局。

⑥逐步创生新的文明后，积极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新元素，对人类文明给予具有历史高度的引领，同样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100年前，罗素曾说过：“如果中国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把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与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文明，那么，中国对世界尽了最恰当的义务，给了人类全新的希望。”这些话仍然给人启迪。走向复兴的中华文明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处的得失计较，而应将自己的复兴同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使自我发展和人类进步相互促进。

（摘编自郭湛、刘志洪《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