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无论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还是韩愈的“不平则鸣”都未能得到宋人的呼应，因为这两个命题都含有发牢骚之意，与宋人的中和诗论相左。但导源于这两个命题的“诗穷而后工”之说，却得到宋人的广泛认同。
这一命题见于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中的一段话：“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它不仅揭示出古代诗人创作的规律，即真正优秀的作品总是出现于诗人屡经生活的磨难之后，而且总结出个人的阅历遭遇（“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与诗歌的情感内涵（“忧思感愤之郁积”）之间的因果关系。欧阳修所说的“穷”是指一种政治处境，而非“穷饿其身”的经济状况，因此，“忧思感愤之郁积”往往表现为深沉的忧患意识，而非穷酸的牢骚不平。更多的宋诗人从社会阅历的角度来理解“诗穷而后工”。他们普遍认为，命运的不幸使得诗人有可能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扩大观察的视野，并更深刻地体验到现实人生的底蕴。一方面，“穷于世者”往往将压抑的情绪全部寄寓于诗歌之上，以诗歌作为痛苦人生的镇痛剂，因而能在诗艺上精益求精；另一方面，“穷于世者”相对退到社会的下层，对人生世相有更深刻的体察，对天地事物有更透彻的认识，从而写出符合人情物理，引起读者共鸣的优秀作品。真正伟大的作品，很难产生于高坐庙堂或养尊处优的生活。命运之“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向诗人伸出了幸运之手，使之流芳百世。
宋代还有人从天命角度解释“穷而后工”现象，把“穷”看成是上天对优秀诗人的奖赏或惩罚。前者是对欧阳修观点的引申，视不幸的遭遇为上天的恩赐，如苏轼在评论杜甫时所说的“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等语便是此意，以为上天有意安排诗人经历人间难免之不幸，使他发之于诗，传之万年。这种说法或许带有宋人调侃的意味，即将人生的缺憾化解为艺术的慰藉。后者是对欧阳修原意的误读，“穷而后工”被倒置为“工而后穷”，比如南宋诗人赵蕃的理解和发挥：“少陵流落白也窜，郊岛摧埋终不起。是知造物恶镌镜（刻画，描写），故遗饥寒被其体。”这种观点与其说是欧氏观点的延伸，不如说是宋祁之论的嗣响。欧阳修强调“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笔者怀疑这就是针对同时代的宋祁而发的。宋祁认为，诗蕴藏于天地之间，有才之人可以获得，“然上天吝之，其（指有才之人）取之无限，则辄穷踬其命，而怫戾所为”，此即“诗能穷人”。这种说法倘若不是激愤或戏谑的反语的话，那么未免带有太多的神秘和宿命的色彩，而且犯了倒因为果的常识错误。
对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深刻揭示，正是“穷而后工”之说最有价值之处。
（选自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
材料二：
“穷而后工”是宋代欧阳修提出来的。“穷而后工”的“穷”，不是指“贫穷”，它与“达”相对，是指诗人坎坷的生活遭际，以及与此遭际相联系的人生的痛苦、焦虑等情感体验。所以欧阳修所说的“穷”，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人的缺失和缺失性体验。人的体验有两种，一种是丰富性体验，即由于事业的成功、生活的美满等所引起的愉快、满足的情感体验；一种是缺失性体验，即由于事业的失败、生活的不幸等所引起的病苦、焦虑的情感体验。诗人之“穷”，诗人的这种缺失性体验，乃是诗人的一种独特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并映现出真正的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众所周知，人的需要是永远不会得到完全满足的。人的需要无穷无尽，所以人永远处于缺失之中，痛苦与焦虑一类缺失性体验也就永远伴随着人生。我们不必把人的缺失、痛苦、焦虑和忧伤完全看成是消极的。诚然，缺失、痛苦、焦虑等也许是人生的苦难，它折磨人、摧残人。但一定程度的缺失，痛苦、焦虑，对人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就像没有大气的压力，我们的身体就要爆炸，人若是一切都美满、得意，没有丝毫的艰难、不幸，生命就可能因无限膨胀而走向灭亡。感情深笃、精神敏感的诗人，最深刻细微地体验到这一切，甚至把这种缺失视为独特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李白、杜甫这些大诗人为什么东奔西跑，浪迹天涯而不知疲倦?为什么承受了那么多的忧伤、痛苦、焦虑、不安而不改初衷?乃是出于真正诗人对“穷”这种生存和生活方式深刻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诗人要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这种忧患伴随终生的“穷”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呢?
“穷”是诗歌创作的发动力。“穷”作为诗人遭受的内部和外部的挫折，使他的缺失性体验达到某种极限，这样就必然导致他的心理能量蓄积到饱和的状态，而产生心理失衡。如何释放饱和的心理能量，以恢复心理平衡呢?这有多种多样的途径，而诗歌创作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活动，就是释放、宣泄人的被压抑的心理能量，降低紧张水平，恢复人的心理平衡的一条途径。所以诗人之“穷”，不是诗人之不幸，从创作角度看，恰恰是他的大幸，因为他由此获得了一种不能不写的创作驱动力。这种情形就像时钟上紧了发条，它不能不开始走了。欧阳修所说的“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正是上述心理规律的古典表达。诗人之“穷”，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诗人之“富”。正是在“穷”中，诗人蓄积了最为深刻、饱满、独特的情感，正是这种带着眼泪的情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把诗人推上了创作之路。
（选自童庆炳《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穷者而后工”说的心理学内涵》）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欧阳修诗歌创作“穷而后工”的命题，揭示了古代诗人的创作规律，构成了宋代中和诗论的组成部分，得到宋人的广泛认同。 |
| B．宋代有很多诗人从社会阅历角度理解“诗穷而后工”的命题，涉及诗人对诗歌艺术的精心锤炼和对人生社会的深刻认识。 |
| C．对一个人而言，适当的缺失性体验不可缺少，它有利于生命的健康发展，让人感情深厚、精神敏锐，避免生命因膨胀而灭亡。 |
| D．对于“穷而后工”中“穷”的内涵材料一、二的阐释并不相同，前者阐释为诗人不幸的处境遭遇，后者阐释为诗人的缺失性体验。 |
| A．由材料一第二段对“诗穷而后工”的阐述可知，若一位诗人在迁谪中以诗抒发忧国之情，这种情感会被欧阳修赞赏。 |
| B．对于“穷而后工”之说，材料二重在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这比材料一从诗人处境的角度所作的论述更为深刻。 |
| C．以下内容不适合作为材料一第三段的论据：李白年轻时漫游各地，雄奇秀美的自然山水助他妙笔生花，留下了大量佳作。 |
| D．材料二中欧阳修的“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等话语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心理规律，其中的“郁积”即为心理能量的蓄积。 |
| A．材料一认为宋代有人将“穷”视为上天对优秀诗人的奖赏，所引用的苏轼诗句便可以证明这一点。 |
| B．材料一首先提出“诗穷而后工”的命题，然后从不同方面阐述这一命题，最后总结了它的价值所在。 |
| C．材料二以“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为喻，形象地阐明了缺失性体验所导致的心理失衡推动诗人进行创作的情形。 |
| D．材料二第一段通过分析两种体验对人生的影响，论证了该段的中心论点：适当的缺失性体验对人而言不可缺少。 |
| A．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
| B．后主（指南唐后主李煜）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清）王国维《人间词话》 |
| C．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唐）杜甫《天末怀李白》 |
| D．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唐）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
江淹，南朝梁文学家。少孤而家贫，爱好文学。刘宋时入仕，辗转于诸王幕府，郁郁不得志。齐时受到赏识，逐渐显达。至梁，官运亨通，官职显赫，深居庙堂，安享尊荣。江淹早年以辞赋著名于世，晚年仕梁后才思减退，再未有佳篇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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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扁平人物”这一概念出自英国作家福斯特的小说美学著作《小说面面观》。他在其中将小说人物分为“圆形”和“扁平”两种，认为：“扁平人物就是17世纪所谓的‘气质类型’，有时也称为类型人物，有时也叫漫画人物。其最纯粹的形式是基于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成；当其中包含的要素超过一种时，我们得到的就是一条趋向圆形的弧线了。”伴随着《小说面面观》的经典化，人物二分法（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成为叙事文学人物形态划分的重要依据，也不断引起学者的质疑和探讨。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福斯特对人物形象的划分过于宽泛、依据不足导致实际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从而对扁平人物形成刻板印象。
实际上福斯特并没有贬低扁平人物、抬高圆形人物，而是这一二元对立的划分容易给扁平人物贴上标签，导致误读，进而遮蔽扁平人物的文本功能。从定义来看，福斯特对扁平人物的概括确实较为宽泛，对两种人物的区分也不那么明显。然而，《小说面面观》是脱胎于演讲稿，这种模糊的界定方式，和演讲赋予其随意的语言形式不无关系。除此之外，福斯特在叙述完扁平人物的概念之后，便重点对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的特点、功能和具体人物在作品中的表现展开分析，并没有执着于人物形态的划分。有学者也曾提到福斯特提出人物二分法的本意，“只是试图从现象分析入手，总结小说家们塑造人物的不同方法及其产生的不同效果”。当人物形态得到分类，我们就容易辨析不同人物形态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在人物形态的对比中，更容易挖掘他们之间的异同点，从而更好地认识不同人物形态的特点、功能及表现。
福斯特对扁平人物的理解和认识是多层次的、丰富的。
扁平人物有“容易辨认”“容易为读者所记忆”的鲜明性特征。圆形人物也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但二者的倾向不同。如《三国演义》中曹操残暴奸诈，却又求贤若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圆形人物，这一鲜明人物形象意在呈现人的多面性、生活的多义性；刘备长厚而近伪，性格被有意进行了提纯，“给人一种深度人性的绝妙感觉”，他是统治者“仁”的象征，是人民群众拥护明君、向往和平的愿望表达，这也是扁平人物赋予文本主题的独特优势。
圆形人物是多层次的，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其性格发展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扁平人物的形象没有大的变化和发展。他们“从不会跑掉，不必被大家关注着做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一出场就能带出他们特有的气氛……绝不会因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这说明扁平人物身上具有强烈的稳定因子，能满足大多数受众的期待视野。
从审美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角度看，扁平人物的美学意味自然不如圆形人物。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扁平人物身上呈现的片面性。相互对立、矛盾的品质绝不会出现在同一个人物身上，“与选定材料不相容的必须丢弃”，这就是扁平人物的片面性。片面性指的是扁平人物身上不会出现辩证性因素，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种片面性才使得多重品质的扁平人物维持“扁平”。
在红楼群像中不乏福斯特笔下的扁平人物，如门子、贾环、香菱、秦可卿，虽然他们是次要人物，但在文本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门子是《红楼梦》中的一个过场式人物，但如果没有门子，没有门子的眼色、提示和护官符，《红楼梦》的结构就要做出很大的调整；没有门子介绍四大家族的联系，曹雪芹可能要花费更多笔墨铺垫全书的线索，安排后续情节；门子如果没有左右贾雨村断案，宝、黛、钗三人也许无法相见，香菱的命运也许不会如此悲惨，贾雨村的作为也许会有所收敛……
贾环是贾宝玉的庶弟。在形貌上，贾环“人物委琐，举止荒疏”，宝玉则“神采飘逸，秀色夺人”。在才学上，两人更是有着天壤之别。元春作灯谜给兄弟姐妹们玩乐，众人都猜中谜底，只有迎春和贾环猜不对。在人品上，贾环因为嫉妒之心，推倒蜡烛烫伤了宝玉。而宝玉人品风流，温柔和气中又有大胆反叛的一面。在对待女子的态度上，贾宝玉对女子极为爱护，贾环的所作所为和贾宝玉大有不同。
香菱作为《红楼梦》中第一个出场、最后一位离场的女子，隐喻了全书女子“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惨命运。香菱身上的悲剧，也是众女子的遭遇。林黛玉、三春、王熙凤、晴雯……这些花样年华的女儿们，均含恨早逝，与香菱实属同病相怜。香菱“起结全书”，其悲剧命运具有典型性，既是全书女子命运悲剧的缩影，又是腐朽、黑暗的封建大家庭终于堕入悲惨命运的象征。
秦可卿乳名“兼美”，她的美“寄托了作者对人类理想生存状态的探索”，然而，她的早逝使她的“兼美”品质与生命一同被销毁，隐喻“青春、爱情和生命的美以及这种美的被毁灭”的主题；她临终托梦王熙凤，告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的道理，教王熙凤置办祭祀产业，好在家败后叫子孙读书务农；又说盛筵必散，“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秦可卿将家族的兴衰看得十分透彻，“预示贾家最终‘树倒猢狲散’的结局”。明清统治阶级轻“情”重“理”，曹雪芹在人生浮沉后认识到沦陷于“情”带来的致命后果，在《红楼梦》中借秦可卿追求“情”与“理”的融合。
（摘编自韩芸华刘思贤《“扁平人物不扁平”——以〈红楼梦〉中几位人物为例》）
1．下列对选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选文作者对“人物二分法”产生质疑，认为这种分法给扁平人物贴上标签，进而遮蔽了扁平人物的文本功能。 |
| B．福斯特对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的界定是模糊的，这是因为演讲赋予了《小说面面观》随意的语言形式。 |
| C．“人物二分法”的意义是让读者在人物形态共性和个性的对比中，挖掘人物异同，认识其特点、功能及表现。 |
| D．扁平人物身上不会出现辩证性因素，缺乏相互对立、矛盾的品质，因而他们的美学意味不如圆形人物。 |
| A．文中引用学者关于福斯特提出人物二分法本意的论述，意在说明人物形态的划分不是福斯特分析的重点。 |
| B．秦可卿身上虽然具有多重意蕴，但是她的“兼美”形象是一直保持稳定的，这充分体现了扁平人物的稳定性特点。 |
| C．选文在阐述福斯特对扁平人物多层次、丰富的理解和认识时，采用了并列式结构，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
| D．由选文可知，圆形人物彰显人性的深度和主题的深刻，扁平人物倾向于呈现人的多面性、生活的多义性。 |
| A．《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华连卡 | B．《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 |
| C．《祝福》中的四叔 | D．《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 |
5．请以选文中列举的《红楼梦》人物为例，概括扁平人物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孔子有一次让弟子谈各自的志向。子路说自己志在治理“千乘之国”，孔子只是笑笑，未置可否；冉求说自己志在治理“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国，孔子未说话；公西华说自己“愿为小相”，即做小司仪，孔子未说话；最后曾皙放下手中的瑟，站起身说出自己的志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这才喟然叹曰：“我赞同曾皙的想法！”
“浴乎沂”就是在沂水洗澡游乐，“莫春者”即晚春夏初多雨的季节。孔子对于子路、冉求治国之理想，对于公西华道德之理想，不以为然，唯独对于曾皙“暮春多雨时浴乎沂”之志向，情有独钟，正说明孔子对于“水”，确有独特的感受与倾慕。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孟子·尽心上》）
这样著名的论水文字，却同样落脚于一个“道”字。孟子讲流水“不盈科不行”只是为了说明君子之志于“道”，亦应当“不成章不达”；他讲“观于海者难为水”，也只是为了说明“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他讲观水“必观其澜”，亦同样只是为了说明观人必观其行、必观其效。“水”者人也，“澜”者善行也；观水观其澜，观人观其善行：观澜为观水之术，观善行为观人之术。水若离开善德，便失去其意义。
庄子之讲“浴”。则只是为了清明之道。他举“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热然似非人”（《庄子·田子方》）之例，只是想借老子新浴后。等待发干。凝神定立，有如木人的形象。来说明得道者“游心于物之初”时“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的典型特征。其“汝自洒濯，孰哉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庄子·庚桑楚》）一段，同样是以“洒濯”（即洗浴）作为学“道”的前提，认为不检束内心，不杜绝外在的诱惑，不洗掉心中洋溢的恶念，便无法得“道”。
（摘编自张耀南《水观：孔孟庄别论》）
材料二：
孟子观水必然之势，视人性为一“向善”的动态过程，主张施行仁政的简易及重要性。在他看来，推己及人之爱是人性发展的必然方向，顺着这一方向发展，前途必定是通畅的。孟子说人性，并不拘于个人，甚至不拘于一国之人、天下之人，而只以一种信念和必然性来说，怀着“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要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使人类社会朝着美好的理想迈进。他所极力排斥的利，其弊端在于诱使人人相争，助长智、力、诈、巧丛生，社会便不再是德治社会，刑与法因而兴盛，加诸每个人的身上。以刑法为主的社会，不仅是人人自危、问题迭出的社会，还是一个物欲横流、依靠丛林法则维系的“禽兽”群体。儒家之所以还承认法的一定地位，之后的中国社会之所以被认为实际上是儒法并用，也在于儒家认定的人性并不是现实的人的表现，而只是一种向善的趋向，即承认现实的恶的存在及其存在的必然性，这一部分是需要“法治”的。但是，在儒家，一个好的社会是不可能以法治为主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以利诱天下”，与民心、人性的发展背道而驰。孟子正是怀着对“刑”的深深恐惧，从而把井田制当成了理想的社会模式，但他并没有完全否认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利之辨在今天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并且关乎社会发展进步与人的幸福的实现。
而在庄子的视界中，水始终是人生存的一部分。人为水所拘或游戏于激流之中，所展现的不过是人对待外物的态度，是人对自己和道的体认。庄子所强调的逍遥游，是人的本性的展露，不受任何外物拘束的状态，也是人与道的高度契合。在逍遥游的状态下，人忘物忘我，绝对自由，而人的自由也是通过忘、丧、遗等手段获得的。在庄子看来，人性自然流露可实现蹈火不热、蹈水不溺，这完全不同于“逐物而不反”的现实。人对物的占有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动力，但在庄子的视界中，这恰是导致人失性和异化的“恶之花”。
（摘编自吴勇《善观与善游——孟子与庄子视界中的“水”》）
1．下列对材料一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对于“水”，孔子有独特的感受与倾慕，因而对曾皙“浴乎沂”之志向，情有独钟，因为这太符合他对超然的期待之情了。 |
| B．对于“水”，孟子认为它蕴含了一个“道”字，既包含君子之道，亦包含观人之术，水如果离开善德，便失去其意义。 |
| C．对于“水”，庄子认为它有上善之德，用它来洗浴，就能洗掉心中的恶念，检束自己内心，杜绝外在的诱惑，就能得“道”。 |
| D．对于“水”，儒、道之同在于都认识到了“水”具有“道”的特点，差别在于儒家之道是实行仁政，道家在于洗去恶念。 |
| A．水是从眼前流向远方，因而我们也应该如孟子所认为的，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且不仅“及”于个人，还要“及”于国家、天下、宇宙。 |
| B．“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孟子是何等自信，这是人的自信，是对“义”的坚守的自信，只有这样，人才是真正的人，社会才会是美好的、理想的社会。 |
| C．在庄子的眼中，人对物有占有欲是合情合理的，这种占有欲虽然会导致人性异化，但它同时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庄子与孟子关于“利”的区别所在。 |
| D．如果说古人为了人性的实现，总以自身为中心，舍弃了外物，这是一种极端，然而现代的人类社会，以物为中心，舍义取利，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
| A．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篇》） |
| B．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 |
| C．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庄子·这生》） |
| D．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水始达。（《孟子·公孙丑》） |
5．结合三位思想家的观点，发表你对水的看法，拟写一份内容要点，不超过60字。
材料一：
将历史叙事等同于文学叙事，是基于西方历史文本得出的认知，是一种缺少宏观观察的当下考量：倒置了历史叙事与叙事发生的先后顺序，忽略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曾经的包含关系，也是对中国古代文本中强烈时间意识的漠视。其实，中国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具有明确的“时间”界限。
寻找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界限，关键是如何定位历史叙事——是将历史叙事视为“叙历史事”，还是将其视为以历史的方法叙事？西方有关历史叙事的认识，本质上是将历史叙事视为“叙历史事”，强调的重心指向现代意义上的叙事。而中国的历史叙事，是以历史的方法叙事，其重心在历史。
造成中西对历史叙事理解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观察对象之间的差别。中国古代并无纯粹的叙事文本，如《左传》的文本构成，至少包括解经语、记事、论事和叙事四种形式，只是叙事在文字体量上所占有的优势与其史料价值并不能完全成正比。作为经典文本的组成部分，中国历史叙事的存在环境是历史的；中国历史叙事的表达方法也是历史的，具有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开阔的时间跨度。
中国历史叙事高度重视事件发生的时间。依《玉藻》《艺文志》等文献，中国古代记史有记言、记事之分。《左传序》总结“鲁史记”记事的方法为“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亦即刘勰所说的“贯四时以联事”。在我们能看到的《春秋》中，记言、记事之分得到充分体现，而系统的以时间缀连事件的“鲁史记”记事方法已被突破。到《左传》，一方面已经言、事相兼甚至因言成事，另一方面在诸如丁丑、戊午等具体日期之外，又创造了“初”“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之岁”等时间表达方式。《左传》的时间表达为《史记》《汉书》等记事、叙事所继承，时间的精准程度则大体上从“从事系日”跨越到了“以事系年”。中国历史书写强烈的时间意识也为出土文献如《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等所证实，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两部“完整的”著述。中国历史叙事所建立的时间秩序，保证了历史真实被客观陈述，是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差别在文本中的呈现。
开阔的时间跨度，决定了中国历史叙事注重的是历史事实而非历史的意义。事件的连续性与全面性，是观察中国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在时间方面具有明确界限的另一个视角。文学叙事中的事在时间上一般是连续的，或者表现为事件自身发生时间的连续，或者表现为塑造人物形象的连续，或者表现为传达某种意义的连续。历史叙事则多由片段事件组成，人物依托于事件，造成了人物形象的“片面性”，如，郑庄公是“失教”的，是“有礼”的，也是“失刑政”的：事件依托于时间，影响了事件的全面性，如，要寻找完整的赤壁之战，就要观察《三国志》中的多个列传。历史叙事是一种点式叙事，文学叙事多为线性叙事，这是历史文本开阔的时间跨度给我们的直观启示。
中国的历史叙事文本，体现的是以历史为核心的叙事方法，叙述侧重点在事而非人或事件的意义，显性的时间秩序保证了中国历史叙事的独特性与独立性。
（摘编自杨金波《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时间”界限》）
材料二：
历史叙事与新闻叙事都表现出对真实性的共同追求。“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时间。新闻报道中涉及的具体故事、人物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真实性是新闻叙事的首要要求，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纪实是新闻文本的根本特征。历史被定义为“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要求记载的人物、语言都有真实的依据，不能臆造事实，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必须是在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正如李大钊所言：“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魏书》作者魏收借修史酬恩报怨，公开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凡是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传”且“饰以美言”，还经常以为给史中人物作传为名向其后人索取财物，否则就在史书中诋毁他。《魏书》因此被历史学界公认为一部不客观不真实的史书，被人鄙夷为“秽史”。我国史学对真实性的要求是：“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财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恶。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即治史要“据实直言”。
（摘编自方毅华《新闻叙事与历史叙事的省思》）
材料三：
文学叙事对人物、故事的要求在于艺术之上、逻辑上的合理性，而非事实上的真实性。但这并不是说文学作品中没有真实的人物存在，而是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真实人物，其在作品中的行为、语言也完全是叙事者根据逻辑的创造。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文学叙事中的故事、人物，是现实生活中的可能性表述而非必然性存在。
而新闻报道真实性的重构常常通过当事人的叙述铺陈出来，一些偏于主观的叙事可能带上当事者回忆的误差和个人烙印，记者也可以在采访中引导叙事的走向，但不允许加入记者个人的想象和判断。对文学叙事来说必不可少的想象力和编排情节能力是新闻叙事的大忌。
（摘编自方毅华《新闻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多重审视》）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等同起来，是基于西方历史文本得出的认知，也漠视了中国古代文本中的强烈时间意识。 |
| B．《左传》以“事”为主的文本构成使其叙事在文字体量上占有优势，导致叙事文本与其史料价值不完全成正比。 |
| C．中国历史叙事采用以历史的方法来叙事，特别注重记载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就可以保证历史真实被客观陈述。 |
| D．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中的“事”是不一样的，前者一般具有某种连续性，后者则往往是片段性的。 |
| A．西方把历史叙事当作“叙历史事”，而中国的历史叙事则是以历史的方法进行叙事，区别比较明显。 |
| B．如果西方的历史文本也和中国的叙事文本一样，那么他们对历史叙事的认识与理解就不会异于中国。 |
| C．历史叙事与新闻叙事都要求所叙之事必须是真实可信的，不能虚构，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上。 |
| D．主观性的叙事可能带有当事者回忆的误差和个人情感，因此新闻叙事就不允许记者加入个人的想象和判断。 |
| A．《曹刿论战》：十年春，齐师伐我。 |
| B．《后汉书》传记部分以时间为序记录传主的生平事迹。 |
| C．《三国志》既写诸葛亮神机妙算，也不隐讳他的过失，记载他错用马谡等事。 |
| D．《三国演义》记载，诸葛亮临死前，断言魏延必反。 |
5．法国作家大仲马说：“事实是什么？它不过是我用来悬挂我的小说的一枚钉子而已。”
请结合材料三从文学叙事角度谈谈你对“事实”与“小说”关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