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消息近来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殷商时代（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王室使用的甲骨文，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记载了殷商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甲骨文以实物形态保存和呈现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伟大文化遗产。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正是其价值得到世界公认的体现。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发端。在世界文明史上，历史悠久的几大古老文明，都曾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如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创造了圣书字。黄河流域汉字的出现，是中华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曙光。数千年来，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等古典文字，与它们所代表的伟大文明一样，都被历史的长河无情湮没而先后失传，唯独汉字与伟大的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成为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体系，并在信息化时代依然焕发出蓬勃生机。

汉字记载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传承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也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可以说，走进汉字世界，也就走进了中华文明的宏伟殿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旅美著名学者唐德刚先生曾说：汉字即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汉字维系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促进了中华多民族的融合发展，造福了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汉字文明对世界尤其周边国家也产生过长远的影响，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甲骨文是现行汉字的早期系统和源头，尤为需要我们子子孙孙传承和珍惜。不仅如此，我们更应充分认识到光大汉字文明的使命，让中华文明为人类所处的这个激烈变化的时代作出独特贡献。

汉字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中华民族经历了列强侵略的惨痛历史，汉字与中华文明也同样遭受了西方文化侵入的强大冲击。曾几何时，汉字被当作落后的文字，几乎面临灭顶之灾；废除汉字，实行西方拼音文字，曾经成为某些时期的主流声音。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汉语汉字也成为世界上热门的语言文字，孔子学院遍布世界，汉字文明再次大放光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悠久的汉字文明，是建立文化自信、推进文化繁荣的不竭源泉。因此，珍惜先人遗产，光大汉字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在举国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将对推进汉字文化研究、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产生积极长远的影响。作为从事古文字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专业工作者，我们要抓好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努力破解古文字研究难题，培养更多优秀后备人才，做到“绝学”不绝，“冷门”不冷，让古老的汉字文明为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注入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增光添彩！

——摘自《光明日报》黄德宽文章《让古老汉字为文化自信注入力量》

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是成熟于十七世纪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明清的皇家园林。前者清隽婉约，后者精巧富丽，虽气象大不一样，却都是想让园子的主人置身于道家“清静无为”自然境界中，因而格局上大都错落有致，没有规整对称的布局。而西方近代古典园林的代表则是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意大利造园和17世纪在法国发展起来的勒·诺特尔式造园。尽管这两种相继产生的园林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布局相似，都采取了非常严谨的、对称的规则形状。事实上，西方人也有模仿自然、崇尚画意的园林，最著名的就是十八世纪产生于英国的风景式园林。而且这种园林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接触到了东方的自然观。但是，同样是要模仿“自然”和“画意”，西方人却有自己的理解。

黑格尔曾经说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一种绘画，虽然夸张了一点，却是真知灼见。山水画的画意在中国的造园家那里的确有着绝对的权威。崇祯四年吴江人计成在《园冶·自序》中说：“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书中，计成也多次提到造园要遵循绘画的意境。在他看来，五代的荆、关和元代的黄、倪等山水大家所创造的画意都是造园应该模仿的典范。把造园的艺术作为一个门类抬得最高的是李渔，他认为“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自是神仙妙术，假手于人以示奇者也，不得以小技目之”。在他看来，“磊石成山，另是一种学问，别是一番智巧。尽有丘壑填胸，烟云绕笔之韵士，命之画水题山，顷刻千岩万壑，及倩磊斋头片石，其技立穷，似向盲人问道者。”在这里，李渔强调了造园是一种独特的技艺，画家不一定能用手摆出他自己的画意。但他断然没有怀疑过画家的眼睛，也没有再就造园艺术的特殊性讨论下去。不过，当这个问题传到欧洲人那里，意见就不是那么统一了。

有关中国园林的知识在十八世纪中叶通过各种方式传到了欧洲。英国建筑师钱伯斯爵士在《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一书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中国的园林。他反对古典的规则式造园，也反对当时英国颇为风行的布朗式的自然风致园。布朗的造园善于使用成片的树林和湖泊、水流，极度地追求纯净优雅的自然风韵。但钱伯斯却认为，规则式的造园太雕琢，过于不自然，其创作态度是荒唐的；而布朗的自然风致园则是在不加选择和品鉴地抄袭自然，既枯燥又粗俗。他认为，花园里的景色应该同一般的自然景色有所区别，如果以酷肖自然作为评判完美的一种尺度，那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还不如真人蜡像。最好是明智的调和艺术与自然，取双方的长处，这才是比较完美的一种花园。而中国的花园在钱伯斯看来正是值得西方人去模仿的典范。

钱伯斯的观点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造园家们也形成了两派：其一是布朗派；其二是如画派。“布朗派”的人强调造园与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比如：风景画中的前景对画家来说必不可少，在大自然中却总是不尽人意，从高处俯瞰险峻的山峦往往是大自然中最理想的风景，但绘画难以表现，而且自然风景比绘画的视野更为开阔。“如画派”的理论主张自然的艺术理想化，事实上就是把大画家洛兰等人的风景画意作为园林的范本来主张。他们赞赏画家们的风景画构思，认为园艺家要努力将其画中的意象再现于庭园之中，尤其是为了形成对比，哪怕是粗野和丑陋无比之物，都不妨吸收到庭院风景中来。显然，“如画派”的自然是经过绘画处理过的自然。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模仿绘画成为“布朗派”和“如画派”争论的焦点。

（节选自周博《追求“自然”与“画意”的中西园林》）

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一个文人先须是一个人，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这个基础，他让所见所闻所感所触借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来，不装腔，不作势，水到渠成，他就成就了他的独到的风格，世间也只有这种文字才算是上品文字。除着这个基点以外，如果还有什么资禀文使文人成为文人的话，依我想，一是对于人生世相的敏感。事事物物的哀乐可以变成自己的哀乐，事事物物的奥妙可以变成自己的奥妙。“一花一世界，一草一精神”，有了这种境界、自然也就有同情，就有想象，就有彻悟。其次是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语言文字是流通到光滑污滥的货币，可是每个字在每一个地位有它的特殊价值，丝毫增损不得，丝毫搬动不得，许多人在这上面苟且敷衍，得过且过，对于语言文字有敏感的人便觉得这是一种罪过，发生嫌憎。只有这种人才能有所谓“艺术上的良心”，也只有这种人才能真正创造文学，欣赏文学。诗人济慈说：“看一个好句如一个爱人。”在恋爱中除着恋爱以外，一切都无足轻重；在文艺活动中，除着字句的恰当选择与安排以外，也一切都无足轻重。在那一刻中(无论是恋爱或是创作文艺)，全世界就只有我所经心的那一点真实，其余都是虚幻。在这两种敏感之中，对于文人，最重要的是第二种。古今有许多哲人和神秘主义的宗教家不愿用文字泄露他们的敏感，像柏拉图所说的，他们宁愿在诗里过生活、不愿意写诗。世间也有许多匹夫匹妇在幸运的时候中偶然发现生死是一件沉痛的事，或是墙角一片阴影是一幅美炒的景象，可是他们无法用语言文字把心中的感触说出来，或是说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文人的本领不只在见得到，尤其在说得出。说得出，必须说得“恰到好处”，这需要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有这敏感，他才能找到恰好的字，给它一个恰好的安排。

（选自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