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让体育为人类的和谐共生服务一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起人顾拜旦的理想，他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发表的《体育颂》，结尾就讴歌：“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顾拜旦还重视体育对于塑造人格的作用，他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期间的一次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传播这些格言， 是为了造就更健壮的人类——从而使人类更加严谨审慎而又勇敢高贵。”

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一定能体会到顾拜且的思想与儒家教化观念的一致之处。儒家教育理念的核心就是培养君子人格及人的社会责任感。

孔子以“六艺”教人，这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与现代体育运动最具关联性的是“射”与“御”。相比于“御”，传统儒家对于“射”的讨论更为丰富复杂，一方面是因为“射礼”在礼仪活动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射礼”体现了许多为儒家所肯定的道德品质，从而成为人格培育的重要途径。

在许多礼仪活动中，“射礼” 都担负着重要的功能，比如《礼记·内则》中说，国君之子出生之后，作为礼官的弓箭手要用桑木做的弓和六支蓬草做的箭，射向天、地、四方，以示因君之子志向远大。还有在乡人聚餐的时候，也会有“射乡”之礼，来表达对乡党的情谊，“射乡食飧，所以正交接也”(《礼记·乐记》)。

但“射礼”在儒家礼乐活动中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其所承载的儒家道德理念。

首先是“勇”，早期的人类文明都十分强调“勇敢”的德行，孔子将“智”“仁”“勇”视为“天长之达德”，这跟早期人类严酷的生存环境有一定关系。聘射之礼体现的是人的勇敢精神，在和平时期，这些“勇敢强有力者”主要用之于礼仪，而当战乱时期，则要上阵作战，“用之于战胜则无敌，期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礼记·聘义)》)。

“射”就其仪式本身，就能展现一个君子的德行，其挺直的身体形态和内心的专注，都是君子之仪表和内心状态的写照。《礼记·射义》甚至将“射礼”的过程誉之为“仁之道”，因为仁者必先正己，而射礼也要求射者先正诸己，然后才开始发射。

然而，射礼与顾拜且所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最为接近的，是对于“竞争”和“谦让”关系的描述。我们先来看《论语·八佾》中的一句话，“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按照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解释，大射之礼，竞赛双方要三作揖然后才开始比赛，朱子的意思是，君子向来并不与人争，若要有所争，那一定是参与射箭比赛。但比赛中，他一定会表现出从容谦逊的态度，而不是采取不当的手段去赢得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界一直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将体育运动作为增进人类共存共享理念的桥梁。从“乒乓外交”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育比赛既是增进人们健康的手段，也是增进世界各国互相理解的桥梁，这背后既有中国拥抱世界的胸怀，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谦逊包容的精神。2022年，我们在欢迎世界各国运动员来参与比赛的时候，也会将奥运会作为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高尚体育精神的舞台。射礼所体现的公平竞争、克已礼让的态度，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精神相结合的最佳体现。

(摘编自高富贵、干春松《传统文化与奥运精神的融合——以“射礼”为例》)

材料二：

顾拜旦的现代奥林匹克意识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成果，是现代西方体育理念的集中反映和逻辑升华。顾拜旦通过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艰难探索，逻辑地继承了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形成了他的现代奥林匹克意识。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第一，奥林匹克运动是满足人性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强大力量。顾拜旦认为人天生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攻击性”，它通常表现在人的争强好胜中，其极端表现就是战争：另一种是“活动欲”，它通常表现在人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竞技比赛中。奥林匹克运动是实现人的这两种本性的载体。第二，奥林匹克运动是由理性支配的对世人实施教育的社会进步行为。顾拜旦强调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展现人性的载体，为人们创造了自由、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这种环境和氛围的价值取向就是对世人实施博大的教育。第三，奥林匹克运动贯穿着统一人们思想和信仰的宗教精神。顾拜旦倡导的宗教精神集中表现在现代奥运会的主仪式上。1913 年顾拜旦设计出了现代奥运会的旗帜，旗帜以白色为底色，意思是所有国家都毫不例外地参加比赛。1936年柏林奥运会正式确定了点燃圣火的仪式，绚丽的火焰和隆重的氛围折射出了顾拜旦所孕育的“团结、友谊、和平、进步”的思想之光。第四，奥林匹克运动通过人与人的“契约关系”而形成了公共意志。公共意志表达着人们平等、公平竞争的意向，造就着健康完美的人格。这突出地体现在顾拜旦提出的两句名言上：一是“更快、更高、更强”，这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所蕴含的人的自我解放和自我完善的奋斗精神；二是“参加比取胜更重要”，这揭示了奥林匹克精神“主要的不是已经获胜，而是进行战斗”。

奥林匹克运动在今天不仅仅是场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竞技会，它也是国家之间交往的一个平台，其宗旨是崇尚和平、反对战争，不受政治的干扰。

(摘编自翟国范、张林学《从西方文明中的体育理念看顾拜且的奥林匹克精神》)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色彩观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中华民族早于西方一千多年形成了自己的色彩体系，独特的“五色体系”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中重要的文化因子。弘扬色彩文化，丰富色彩的表现语言，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五色体系”形成于两千年前的西周。《尚书》较早有关于“五色”文字的记载：“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言施于缯帛也。”由此可知，所谓五色，即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五色中的青、黄、赤即现代色彩理论中的蓝、黄、红三原色；在有色物质中，白与黑是通过其它任何颜色混合后难以得到的颜色，白与黑应归属为无彩色系的原色。西周时又提出“正色”和“间色”的色彩概念，正色即原色，间色是正色混合的结果。所谓“正色论”即“五原色论”，亦即赤、黄、青、黑、白五原色构成的“五色体系”。统治者视五色为尊贵和权威的象征，用五色规范章服等级制度，服务于社会礼制，对社会秩序进行了色彩美学装饰性的统一，形成独特的惟五色独尊的色彩文化，在世界色彩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反映。

“五色体系”确立，红色被列为“正色”之首。周代章服中，以朱红服饰为尊贵。几千年来，中国人延续了祖先尚红的喜好，红色被视为吉祥、喜庆、革命的代名词，办喜事、过年节、庆丰收等都离不开红色。

“五色体系”成为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紫色不入五色之列，却是间色中地位最高的。

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以紫色为章服，大胆穿紫袍上朝，公然挑战五色礼制，以此显示齐国的实力，色彩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孔子是“五色体系”的忠实捍卫者，他从“礼”的规范出发，为最终实现“仁”的目的，反对“以紫夺朱”。紫朱之争成为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色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可见一斑。汉唐之后紫色被视为代表天帝居所紫微星的色彩，天子所居之地皇宫则对应称为紫宫，明清皇宫称“紫禁城”由此而来。“紫”天、   “黄”地、“红”人的“天、地、人”的色彩象征从汉唐开始一直影响后世。

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集先秦五行之大成，将阴阳与五行结合形成“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说将五行与自然界中的五方、五音、五德、五官等事物相配属，色彩自然也被对应配属于其中。

在秦朝，黑色是最尊贵的颜色或说是皇家专用的颜色。但凡有重大的祭祀活动，皇帝都要穿黑色的服装。宋以后，黄色象征帝王之位，成为皇室的专用色彩，是皇权的象征色彩，不可僭越。

（改编自陈向鸿《中国传统色彩美学观念探源》）

材料二：

中国色彩观尤其是“五色体系”理论的形成及发展，不仅促使了艺术风格的形成，也广泛影响着当时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宗教、礼仪诸多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东方色彩文化体系。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色彩美学之中。在民族色彩文明史上，两家色彩观记录着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发展过程。

儒家色彩观的一大特色是从“礼”的规范出发，最终实现“仁”的目的，极力维护周朝时期建立的色彩典章制度。儒家把“五色”定为正色，把其他色定为“间色”，并赋予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君、臣、民上下等级关系，色彩装饰不可混淆，更不可颠倒。除了用色彩来规范“礼”这一特点之外，儒家色彩观亦推崇其斑斓绚烂的“纯粹”美。两千年来，儒家色彩观对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山水画固然不能例外。古人寄情山水，期望在自然之中培养完美的人格。山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人们在江河、亭台、楼宇之中游玩、捕鱼、闲谈，展现出来的是一片平和的静态之美。

孔子极力提倡中庸哲学，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儒家“中庸”观念在色彩上体现为“文质彬彬”的适度的色彩装饰，体现了“配合适宜”的审美价值标准。儒家色彩观的另一主要特色是“比德”，即用色彩暗示人的品德，这一象征性手法在后世中国色彩艺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中国戏剧脸谱色彩，以不同色彩代表不同寓意，暗示剧中人物性格和品德，形成特有的用色程式：红色表示忠勇，黄色表示刚猛，黑色表示刚直不阿，白色表示奸诈阴险。儒家色彩观把色彩美与“仁”“德”“善”融为一体，在当时是先进的理念，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道家以黑色为“道”的象征色彩，认为黑色高居于其他一切色彩之上。道家对黑色的选择本质上是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出发的，是“法自然”的色彩观。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是幽冥之色。天色为玄，因为“天”在道家思想中具有产生万物的功能，显然玄（黑）色也自当有派生一切色彩并高于一切色彩的功能，所以道家的建筑以及服饰多用黑色。道家对黑色的审美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绘画的色彩美学思想，并奠定了黑色在中国绘画中的造型地位。

《道德经》中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色令人眼花缭乱，而趋于无彩色——黑白、玄素、水墨……中国文人画家大都政治失意，逃避社会现实，有的学道参禅，避居山林，超然物外，对黑色更为崇拜，主张“黑分五色（即焦、浓、灰、淡、清）……不施丹青，光彩照人”，运用墨色之变化，在浓淡间实现超然的艺术境界，追求以墨造型，达到黑墨虚白的艺术境界。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张彦远最先确认墨的正统地位——“运墨而五色具”，五颜六色无需色料敷染，仅用水墨便可传神写意，因而中国水墨山水画整体呈现深邃却也荒寒淡远之境。中国水墨山水画色彩是哲学色彩观，在宇宙论的深处，飘然出尘、静默如禅、空灵如水的中国画色彩开辟了中国文人画家的心灵世界。

（改编自王志惠《论美轮美奂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

只见数十丈外一叶扁舟停在湖中，一个渔人坐在船头垂钓，船尾有个小童。

黄蓉指着那渔舟道：“烟波浩淼，一竿独钓，真像是一幅水墨山水。”郭靖问道：“什么叫水墨山水？”黄蓉道：“那便是只用黑墨、不着颜色的图画。”

郭靖放眼，但见山青水绿，天蓝云苍、夕阳橙黄、晚霞桃红，就只没有黑墨般的颜色，摇了摇头，茫然不解其所指。

（金庸《射雕英雄传》第十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