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宣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特别指出：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耽改”之风等新情况新问题，严重污染社会风气。各大媒体纷纷对这种乱象进行批评，呼吁塑造新时代审美风尚，给青少年以正确精神引领。

“饭圈文化”造成青少年审美观的畸形发展，而且是非理性的、极端的。我们并不是主张单一的审美，绝不是要搞成“万马齐喑”的局面，提倡审美的多样化是必要的；而由娱乐平台、资本运作带动的粉丝审美，恰恰是单一的、病态的、畸形的。将那些只有颜值而无德行的偶像当作美的极致顶礼膜拜，不问是非，“饭圈文化”在审美观上呈现出的是极端的非理性。那些“娘炮”，那些“耽美”，缺少的就是正大刚方之气、泰山青松之姿、慷慨激昂之风。如果仅是某一个人的审美取向，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任其弥漫于数量惊人的青少年的心灵之间，流行的必然是病态的审美风气，这是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审美是以感性的形态发生或者说以感性的形态进行，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认为审美可以离开理性而存在，那么笔者是不予认同的。在审美中，理性是内化于感性形态之中的。美必然与真、与善同行。真善美的一体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审美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家张世英把人的境界分为“欲求境界”“求实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四个层次，他认为审美境界包含道德而又超越道德、高于道德。张世英先生的观点未必能在美学界定于一尊，但我认为是大有道理的。它至少说明了审美对于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非可有可无的；审美并非只是感性的，而是包含着道德与理性的内涵。

再谈一个观点：美感应该是具有神圣性的。这个观点在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都曾不断出现。孟子讲“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知之之谓神”。这当然是一种神圣感。孔子讲“尽善尽美”，美与善的一体化，是有神圣感的。王国维以境界为美，而境界也是具有神圣感的。古希腊的大思想家柏拉图将美的理念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和谐”，第二是“智慧”，第三是“至善至美”。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人物康德的名言：“灿烂星空在我头上，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强调美的神圣性。在美学原理中讲审美范畴时，总是以“崇高”作为第一个审美范畴，足见“崇高”在美学中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抽去了崇高感，审美就会走偏，社会就会充斥着物欲，人的价值观就会失范。

新时代需要一种健康的、向上的、充满朝气的审美风尚。想想“盛唐气象”吧，正是盛唐气象那样一种包容而阳刚的审美风尚，才能与中国历史上那样一个巅峰的时代匹配!今天，我们放眼大好河山，我们聆听穿越时空的钢琴曲，我们欣赏中外绘画经典作品，我们凝望为国奉献的英模，我们仰视巍峨而壮丽的建筑，又怎能不感觉到美的神圣?我们更应该大力倡导审美中的崇高，崇高是我们这个时代审美的主旋律!站在新的一百年的起点上，青少年要背负时代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美的神圣，美的崇高，在这代人的审美观中不可或缺。

（摘编自中国艺术报2021-09-08张晶的《以美感的神圣荡涤畸形审美》，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中国的“工匠”由“工”与“匠”合成，指有手艺的匠人，决定了匠人“工”的身份，在民间尊称为“师傅”。从文化层面看，“工”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职业地位靠后。传统“工匠”是一种职业身份，“工匠精神”则源自于工匠时代工匠们在其所在行业或职业通过“师徒制”训练的成长中以及职业生涯中所体现出来的职业理念与工作态度。

②工匠精神是对工匠主体的价值取向解读，难免会受解读者价值取向左右。在实用主义倾向的美国，工匠更多的是一种创业者的概念。亚力克·福奇在其《工匠精神——缔造伟大传奇的重要力量》一书中认为，“工匠的本质就在于他们认为通过在已有事物上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由此认为，创新是工匠精神的灵魂。

③工匠精神在中国，谓之中华工匠精神，主要通过工匠行为的物态化形式体现。工匠时代历时久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考工记》对齐国的“百工体系与造物体系”进行整理，涵盖官营手工业的六大行业结构与30个造物工种，其中，“技术体系”包含工匠技术的职责、程序、规范、标准、配料、检验等要素，“制度体系”包含工匠的管理、评价、奖惩、考核等要素，“精神体系”包含工匠的宇宙精神、创物精神（法象、工巧、美饰、善合）、致用精神等要素。“精神”实质上是自然规律与行为的理性，很明显，这里的工匠精神是对工匠技艺与管理规范化的理念，折射出工匠的生活态度、生存方式与价值信仰。

④传统工匠通过确定师徒关系，传授经验与技艺并承袭职业，需要突出自我管理的职责，应对社会评价，对内加强制度规范，实行程式化操作，减少差错发生率，避免前功尽弃，对外保守技能，并维护门户品牌，内化为德，成为职业道德。工匠是掌握特殊技能的职业，工匠“精神”是一种简化了的规范，有其合理性，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涵盖着对生活追求的价值取向、技术的管理方式，体现为科学精神、艺术追求与道德情操。

⑤我们感知的工匠时代是一个极其浓缩的历史，其实工艺的进步与创新历经了多代人不断的经验发现与积淀，同时包含个体层面的重复发现。在当代，我们理解的工匠精神是凭借工匠时代留给我们的一种“印象”，事实上，工匠表现出来的“精神”与工匠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与成长环境不可分割。因而工匠精神必然反映在与教育、与技术、与生活、与美学乃至与道德的关系等各个层面上。工匠作为一种职业形态的存在，工匠精神则是其存在状态的反映，如黑格尔谓之“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进而言之，它遵循了存在的理性逻辑。在古代，工匠“精神”所反映的工匠行为并非均出自工匠本人的自我愿望，受制于职业形态与依附关系，匠人对所生产的器具形式美的追求服从于雇主或客户需要。实际上，工匠精神也只能是被“我们”反思并赋予的文化信仰，充斥着我们的理解，即工匠们对自己的手工作品所追求的“独立”“专注”“完整”的价值信条，若是这样，这便与消费者“群体”“喜新”“分工”价值理念构成严重挑战。如克劳福德所言：“工匠惯有的偏差不是偏向新事物，而是偏向他的客观工艺标准。”工匠因层次的差异，在一些特殊层次上，它超越了劳动的“谋生性”和“功利性”局限，以兴趣爱好或者精神追求为起点，发挥个人的创新力禀赋，单纯地追求唯美、高品位、高质量的产品。进而在工匠精神层面，我们就会抽象掉“名”与“利”，衍生出“奉献”精神来。

⑥总而言之，特定的时代有特定的时代要求，即时代精神。工匠们物质生产的劳动过程，是工匠“精神”的“对象化过程”和“物化结采”，既受自然条件和规律的制约，也受社会关系的束缚，还要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因而，工匠们在特定时代精神的约束下就需要进一步规范和管理工匠群体。欧洲中世纪的工匠均是基督徒，他们的匠艺活动是在“人—神—物”这样的关系结构中展开，艺术直通神学，进而造就一个艺术复兴的时代。马克斯·韦伯揭示在所有新教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都存在“天职”一词，表示一个特定劳动领域，具有一种终身使命，天职就在于“一心从业”，否则“应受道德谴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考验工匠成长的是人的“悟性”，悟“道”源自禅宗文化，也体现出内敛性格，不满现实则趋向于隐居，而在主流儒家文化下，统治者以“天子”自居，不容一般人触碰“天机”。因此，工匠职业除了在自我管理层面需要保守，在文化层面契合“儒家文化”外，一般工匠更多满足于专业上的循规蹈矩，因而，工匠不代表创新。

⑦工匠精神上升至哲学层面就是“技术理性”。哈贝马斯正是以“技术理性”来理解社会“合理化”过程，他指出人的行动指导原则来自理性的规约（科学、技术、效益、效率等）而非情感或传统，而人在技术化中又会“涉及到工具的组织”，即一种“目的理性活动”“工具”的合理使用问题。时过境迁，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从“技术理性”来理解“工匠精神”，而非刻意去追寻传统工匠“精神”。

（摘编自曹前满《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存在逻辑：载体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