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话剧艺术，人们首先会想到它的现代属性，其次会想到它的现实使命。它是顺应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从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和开启民智的现实需求出发，借鉴西方戏剧经验而创造生成的舞台艺术，发挥着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国话剧未生成之前，中国戏曲顺应中国文化的诗学传统和抒情特点，以歌舞演故事，以写意性与程式化表演，以典型化、符号化脸谱和曲牌体、板腔体音乐模式，培养了中国观众的接受心理和欣赏习性。20世纪初，近代社会的历史变局，决定了中国话剧的必然出现，它是民族意识走向理性自觉的文化选择，是中华文明涅槃重生的历史嬗变的产物，也是民族自强、文化振兴的使命承担。

1907年秋，王钟声公开声称要以演剧为手段，“唤起沉沉之睡狮”。他表示：“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鉴于改良社会的急迫性，新剧的倡导者抛弃了门派众多、技艺复杂的戏曲，选择了更具灵活性、实践性的话剧艺术作为创新的突破口。话剧不是供人欣赏的“玩意儿”，而是唤起民众、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

早期话剧与戏曲的关系实属藕断丝连，朱双云《新剧史》所概括的“生类”“旦类”，显然脱胎于戏曲行当。然而，新兴的话剧不同于戏曲，话剧对以艺术的方式反映真实、思考人生、发挥现实作用的强调，显然不同于成熟的戏曲艺术对形式美的倚重，而是更加彰显了社会人生的参与感、在场性和现实功用。

话剧对传统戏曲精神的融通，充分表明了话剧艺术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可行性。《商鞅》《李白》《蔡文姬》等话剧的持续热演，《杜甫》《苏轼》《詹天佑》等话剧对历史人物的重新书写，都表明了民族文化史和心灵史对于当代话剧创作的重要意义。历史上出现的优秀话剧，无一不是作者良好的民族文化素养的显现，无一不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产物，无一不是中国式普遍伦理道德和社会正义的体现。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不在于它多大程度地融入了传统戏曲的外在表现手法，尽管这是话剧民族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而更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民族精神和美学神韵，即从骨子里流露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没有深厚而活跃的民族艺术精神，没有深厚而扎实的传统艺术底蕴，中国话剧将难以立足；没有宽广的文化胸襟和广采博收的气度，中国话剧将难以发展。因此，话剧人应当不断努力，发扬传统文化精神，吸纳民族艺术精华，借鉴外来艺术经验，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艺术精品。

（摘编自宋宝珍《中国话剧：110年的回眸》）

【推荐3】材料一

十八世纪德国学者莱辛的《拉奥孔》是近代诗画理论文献中第一部重要著作。从前人们相信诗画同质，直到莱辛才提出丰富的例证，用动人的雄辩，说明诗曲并不同质。

据传说，希腊人为了夺回海伦，举兵围攻特洛伊城，十年不下。最后他们佯逃，留着一匹腹内埋伏精兵的大木马在城外，特洛伊人看见木马，把它移到城内。典祭官拉奥孔当时极力劝阻，说留下木马是希腊人的诡计。他这番忠告激怒了偏心于希腊人的天神。当拉奥孔典祭时，河里就爬出两条大蛇，把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一齐绞死了。

这是罗马诗人维吉尔《伊尼特》第二卷里最有名的一段。十六世纪在罗马发现的拉奥孔雕像似以这段史诗为蓝本。菜辛拿这段诗和雕像互较，发现几个重要的异点。因为要解释这些异点，他才提出诗画异质说。

据史诗，拉奥孔在被捆时放声号叫：在雕像中他的面孔只表现一种轻微的叹息，具有希腊艺术所特有的恬静与肃穆。为什么雕像的作者不表现诗人所描写的号啕呢？希腊人在诗中并不怕表现苦痛，而在造型艺术中却永远避免痛感所产生的面孔筋肉挛曲的丑状。在表现痛感之中，他们仍求形象的完美。

其次，据史诗，那两条长蛇绕腰三圈，绕颈两圈，而在雕像中它们仅绕着两腿。因为作者要从全身筋肉上表现出拉奥孔的苦痛，如果依史诗，筋肉方面所表现的苦痛就看不见了。同理，雕像的作者让拉奥孔父子赤裸着身体，虽然在史诗中拉奥孔穿着典祭官的衣服。

莱辛推原这不同的理由，作这样一个结论：“图画和诗所用的模仿媒介或符号完全不同，图画用存于空间的形色，诗用存于时间的声音。……全体或部分在空间中相并立的事物叫作‘物体’，物体和它们的看得见的属性是图画的特殊题材。全体或部分在时间上相承续的事物叫作‘动作’，动作是诗的特殊题材。”

换句话说，画只宜于描写静物，诗只宜于叙述动作，静物各部分在空间中同时并存，这种静物不宜于诗，因为诗的媒介是在时间上相承续的语言。比如说一张桌子，画家只需用寥寥数笔，使人一眼看到就明白它是桌子，如果用语言来描写，你须从某一点说起，说它有多长多宽，等等，说了一大篇，读者还不一定马上就明白它是桌子。

诗只宜叙述动作，因为动作在时间上先后相承续，而诗所用的语言声音也是如此。这种动作不宜于画，因为一幅画仅能表现时间上的某一点，而动作却是一条绵延的直线。比如说，“我弯下腰，拾一块石头打狗，狗见着就跑了”，用语言来叙述这事，多么容易，但是如果把这简单的故事画出来，画十幅、二十幅，也不一定使观者一目了然。

但是谈到这里，我们不免有疑问：画绝对不能叙述动作，而诗绝对不能描写静物么？莱辛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图画也可以模仿动作，但是只能间接地用物体模仿动作。……诗也能描绘物体，但是也只能间接地用动作描绘物体。”

换句话说，图画叙述动作时，必化动为静，以一静面表现动作的全过程；诗描写静物时，亦必化静为动，以时间上的承续暗示空间中的绵延。

（摘编自朱光潜《诗论》）

材料二

《拉奥孔》所讲绘画或造型艺术和诗歌或文字艺术在功能上的区别，已成老生常谈了。它的主要论点——绘画宜于表现 “物体”或形态，而诗歌宜于表现“动作”或情事，中国古人也浮泛地讲过。晋代陆机分划“丹青”和“雅颂”的界限，说：“宜物莫大于己，存形莫善于面。”这里的“物”是“事”的同义字。邵雍有两首诗说得详细些：“史笔善记事，画笔善状物。状物与记事，二者各得一”；“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

但是，菜辛的议论透彻深细得多，他不仅把“事”“情”和“物”“形”分开，还进步把两者各和时间与空间结合：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雕塑只能表现最小限度的时间，所画出、塑出的不可能超过刹那内的物态和景象， 绘画更是这一刹那内景物的面观。我联想起唐代的传说：“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维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批驳了这个无稽之谈：“此好奇者为之。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止能画一声“五字也帮助我们了解一首唐诗。徐凝《观钓台画图》：“一水寂寥青霭合，两崖崔翠白云残。画人心到啼猿破，欲作三声出树难。画家挖空心思，终画不出“三声”连续的猿啼，因为他“止能画一声”。徐凝很可以写“欲作悲鸣出树难”，那不过说图画只能绘形而不能“绘声”。他写“三声”，寓意精微。就是莱辛所谓绘画只表达空间里的平列，不表达时间上的后继，所以画家画“一水”加“两崖”的排列易，画“一”而“两两”而“三”的连续“三声”难。

（摘编自钱锺书《读<拉奥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