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书法批评

蔡清德

近些年书法创作欣欣向荣，然而书法界也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一些所谓的“书法家”为博眼球，打着“创新”的旗号，歪曲、篡改传统书艺，雅俗不辨、美丑不分；再有就是，书法界炒作之风一度盛行，功利主义滋生，浮躁情绪蔓延。出现这些乱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书法批评的缺失与缺位。

当前，专业的书法批评者凤毛麟角，具有学术批判性与影响力的批评文章亦所见有限，书法批评陷入了困境，虽欲振而不彰。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书法批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书法批评？

批评之难，难在何处？概言之，当今书法批评陷入了“人情批评、圈子批评、马屁批评、红包批评”等诸多困境而难以自拔。名为批评，实为吹捧，究其根本，诚为人情与利益羁绊。从批评对象而言，评论界的褒扬攸关个人艺术声誉与作品市场价值。出于利益驱动与自我形象维护，书法家多喜推介抬举，不乐见评论指谬纠偏，对善意而中肯的批评容纳有限，甚至不友善。故而，批评家们难以直抒胸臆，提笔行文往往投鼠忌器，顾左右而言他。为利而文者，当然赞歌为上，这已是书法界普遍的现象。

批评对象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因为名利心重，缺乏听取不同意见的襟怀，对自己的作品要么不自信，要么妄自尊大。事实告诉我们，在艺术领域，任何人的作品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个人志趣和认识局限总是存在的，有优点，也会有不足，哪怕是艺术大家。少一些名利心，多份淡泊超然的胸襟与器量，不斤斤计较得失，书写的心态才会坦然从容。欧阳修云：“不必取悦于当时之人，垂名于后世，要于己适而已。”寄情笔墨，乐以忘忧，让书法回归它的本真状态，对于书写者是一种境界的提升，也是一种福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多听多省，及时矫正纠偏，方能避免迷失或剑走偏锋，因此书家们应发自内心真诚地善待批评。

如何写出好的批评？首先，批评家要有独立的批判精神，内心纯正，有良知有责任有担当，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与学术品格。无欲则刚方能消除各种干扰，抵制各种诱惑，真正地展开批评。为文即为人，很难想象一个趋炎附势、逢迎名利、圆滑世故的人能成为真正的批评家。其次，批评家要有精深的学术素养、敏锐的观察力、理智的批判力与创造性思维，能察人所未察，敢于批评，言之有理。批评的针对性与个性化，不仅可避免批评的雷同化、单向度，也是批评家独特风格的展现，是批评指向性与学术性的重要标识与价值所在。

对于具体书法作品的批评，既不能脱离作品又不能仅就作品论作品。要克服人情的羁缚和以人论书的简单评判，不因人废书，以亲疏论优劣。要敢于直面作品，秉持鲜明的态度、立场，同时也应讲究批评的策略与智慧，要着力分析作品的优劣、长短，辨明是非，摆事实讲道理，防止批评者粗暴的个人情绪宣泄，抵制不分缘由、不着边际的胡乱评价。

市场在干扰创作，“红包评论”在侵蚀批评的公正性，这是当前书法批评要时刻警惕的问题。我们要拒绝批评的市场化，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不能把文艺作品当成商品，更不能信奉“红包的厚度等于评论的高度”。

艺术批评具有主观性，如何从主观感受上升到理性思考，是书法批评的关键所在。这不仅需要建构合理科学的评价体系，同时也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书法批评家队伍。我们提倡有利于书法事业健康发展的书法批评，呼吁建设高素质的书法批评人才队伍，形成良好的书法批评生态，为书法批评创造宽松包容的人文环境。只要书法批评家们讲真话，有灼见，被批评者能虚心听取意见，从善如流，那么书法批评与书法创作之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

《光明日报》（2019年11月27日13版，有删减）

礼制国家的形成

①汉朝被称为“礼制国家”，荀子的礼治论对此发挥了巨大作用。

②司马迁《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汉朝建立后第五年，由于国家的创立者刘邦本身并非出身自王公贵族阶级，年轻时没有机会参与任何战国国家或秦朝的朝廷仪式，又因嫌厌繁琐的法规，刚成立的汉朝在皇帝出席的场合，也缺乏适当的国家仪礼。再加上汉朝的诸侯、廷臣，大多数都以战功出身，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在朝廷内举动进退。因此，每逢朝廷群臣聚会，他们常出现“饮酒争功，醉成宴呼，拔剑击柱”的丑态。

③刘邦越来越厌恶朝廷的无秩序状态，此时原为秦臣，后来投降刘邦的儒者叔孙通，察觉到刘邦受不了这样的状态，遂建议刘邦：以长乐宫落成的纪念仪式为机会，建立严格的朝廷礼仪。刘邦答应了。于是，叔孙通在他一百多位门人之外，还征求鲁国三十位儒生，为刘邦准备了一场壮观又严肃的礼仪。到了当天，在整场礼仪进行的严肃气氛中，“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一些仍然闹事的大臣立刻被御史拉走离场。如此，诸臣“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

④典礼结束之后，刘邦在喜悦之际不禁喊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原来痛恨儒者，然而此次机会却完全改变了刘邦对儒学的看法。也就是说，借着此次机会，刘邦完全体会到能否建立“礼制”，将会是稳固汉朝皇权之关键。此时也注定了汉朝儒学“国教化”的命运。“礼制国家”的蓝图并非叔孙通发明的。

⑤那么，这个蓝图的制作人又是谁呢？

⑥从叔孙通的时代过了七八十年，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他阐述统治天下的八种纲要。这八种大纲按顺序分别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礼”被安排为其首，显然便代表在司马迁的脑海里，“礼”就是汉朝之存续与建立最需要的一种原理。甚至如其开头所宣扬，认为“礼”为“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的“美得”。“礼”不但是每个人个体生存的最高规范，同时也是将秩序与安宁带给整体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理。这应该是司马迁将“礼”列为八纲之首的原因。

⑦在司马迁的思考中，“礼”具体的功能是什么呢？《史记》“八书”的“礼书”，首段赞扬“礼”的重要，第二段叙述礼制从战国时代到现在（即汉武帝）的整个过程。接着，以剩下三分之二的篇幅，说明“礼”的意义与内容。而这部分的论述竟几乎都可在《荀子》中找到。事实上，在没有直接摘录《荀子》的前面三分之一的内容中，若我们考虑第二段所叙的，从秦朝到汉朝历代皇帝间礼制的演变是荀子逝世之后发生的事，再扣除整篇前后有一些司马迁本人对“礼”的重要性发的感叹，司马迁关于“礼”功用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依《荀子》的内容写成。如果《史记·礼书》中的内容能代表汉朝礼制的理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进而推论：汉朝礼制的原理就是来自《荀子》的礼治论。

⑧由于汉朝逐步引进礼制，后来的王朝也仿效汉朝，故礼制奠定了中国社会和国家运作方式的基础，并延续了两千多年。不仅如此，荀子礼治论具备超过“一王朝”“一国家”的框架视野，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生存方式，这让“礼”的重要性不因汉朝的消失而减缩，反而让中国知识分子透过不同的礼制论重新表述“礼”的重要性，只是荀子在此方面的莫大贡献被逐渐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