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巴赫的巨著《摹仿论》那个著名的开篇，谈的是荷马史诗与《旧约》故事在文体上的差异。他说，荷马的叙述完整而周到，各种事件都发生在前景；《旧约》故事则朝着一个目标发展，只突出对人物行动有用的部分，其余则任其模糊不清。这跟两者所描写的人物的身份有关：荷马写的是上层社会的生活，《旧约》的对象则不分阶级，是游牧或半游牧部族成员。

这不正是《红楼梦》与《水浒传》在写法上的区别吗？《红楼梦》像荷马史诗，事无巨细，皆刻画无遗，工笔细描；《水浒传》像《旧约》故事，删繁就简，一气呵成，朝一个目标进发，只突出聚光灯下的行动，其余都模糊成背景，“伤人乎？不问马”。这与顾随的说法高度吻合：“《红楼》有时太细，乃有中之有，应有尽有；《水浒》用简笔，乃无中之有，余味不尽。”这是因为，两者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形态有显著不同。大观园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作者乃耽于文字的声色，讲究细节的丰缛与感官的华美。而梁山泊则险象环生，杀机四伏，说话人线条比较粗放，常有“说时迟，那时快”的强烈动感。

不妨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水浒传》第二回写端王赵信赴驸马王诜（王都尉）的府上宴饮，《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写贾宝玉到冯紫英家中饮宴，都涉及皇亲国戚，都是酒席上洗手间，也都有赠人礼物的事，正好可以对参。《红楼梦》里，宝玉出席解手，蒋玉菡（琪官）随了出来。宝玉连称幸会——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玦扇坠解下来。递与琪官……琪官接了……将系小衣儿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递与宝玉……宝玉连忙接了。将自己一条松花汗中解了下来，递与琪官。《红楼梦》里的礼物，从来就没有简简单单送出去和收进来的，比如这两条汗巾，为琪官最后娶了袭人埋下伏笔。

到了《水浒传》里，一切都简单了，那是囫囵的吃喝，直截的馈赠：且说这端王来王都尉府中赴宴……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一并相送。”端王谢了。两个依旧入席，饮宴至暮，尽醉方散。端王相别回宫去了。

两个段落里发生的一切，《红楼梦》依然在回环往复，余韵不绝，而《水浒传》却收缴干净，到此为止。施耐庵是线型的叙事，一切都悬空在目前，只一束光打在上面。曹雪芹的叙事却是网状的，拿奥尔巴赫的话说，是像荷马一样光照均匀，所以旮旮旯旯都能显影。宋淇是唯一曾经把曹雪芹与荷马相提并论的人，因为小赫胥黎指出荷马的伟大就在于能够将事物的整个真相全盘托出，这在宋淇看来，一如曹雪芹的明镜高悬，遍观圆照。

如此看来，《红楼梦》在感官、语言上的品位是不是比《水浒传》要高出许多呢？不能这么说。奥尔巴赫认为，荷马史诗与《旧约》故事这两种文体，事实上无分高下，它们只是不同的风格的基本类型而已。文字的繁简都是服务于总体需要的。《旧约》写亚伯拉罕带一仆一驴和爱子以撤走了三天路去燔祭上帝，沿途全无风景。《水浒》也是行动中的诗，好汉们走的都像是一条空荡荡的路。

顾随也极赞施耐庵的文笔之妙：“若《红楼》算‘能品’，则《水浒》可曰‘神品’。”但是，若换了另一个角度，曹雪芹的境界似乎又更高了，因为如马鸣《大乘起信论》所说的，粗中之细，菩萨境界；细中之细，是佛境界。因此，同为对人类现实的再现与复叙，《红楼梦》的世界更接近于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所认知的那一个：人物牵扯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说话和行动都得注意他人的感受，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总之，大观园里都是规训了的社会人，不像山寨水泊中人，只凭自然驱使。

（摘编自江弱水《〈红楼梦〉〈水浒传〉的繁与简》）

论狂狷

徐怀谦

狂狷不是什么时髦的东西，“至圣先师”孔子对此早有论述。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是最好的，狂狷是逼出来的。但他对狂狷没有丝毫的贬义，为什么？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狷者的形象。他的那一套仁、义、礼、智、信虽然被后世的统治者尊为国教，但他生前周游列国时，饿得脸上呈菜色，“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一个彻底的现状下的失败者，于是退而教书育人，不再求仕。

除伯夷、叔齐之外，较早的狷者还有不要尧的天下的许由，逃避晋文公的封赏、隐居绵山的介之推等，但总起来说，这样的狷者并不多，而且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缺少狂的一面。既狂且狷，是后世出现的阮籍、嵇康、李白、李贽、徐渭等人。当代称得上狂狷的，一个是大陆的钱锺书，一个是台湾的李敖。

狂狷如此之少，原因有二：一是需要本钱，二是要付代价。

清人叶燮论诗，说诗人须具才、胆、识、力。做一个狂狷者，同样需要这些本钱。第一个本钱就是才，而且须是大才。古人说“恃才傲物”，这是有道理的，没有才，想狂也狂不起来。咳唾珠玉的钱锺书则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自己也懒得去拜访。李敖更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李敖是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包办者。”“609年的唐宋两代才不过出了八大家，但是60岁不足59岁有余的李敖却是以一当八，早已超过古人今人。”

光有才，若没有胆 、识和力，不过是个才子而已。真正的狂狷者，都是要有一身铮铮傲骨的。这身铮铮傲骨便是由才、胆、识、力经多年磨砺、淬火、凝铸而成。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疯狂的红卫兵闯进钱府抄家时，一介书生钱锺书居然据理力争，最后与红卫兵以拳相向，大打出手。这与许多儒生的嗫嚅、萎缩是迥乎不同的。

今天，我们饭后闲谈或写文章论及狂狷的时候，当然觉得痛快淋漓，但狂狷者所处当世却是并不轻松的，有时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甚至是一条生命。“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死在司马昭的刀下，“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不得不慨叹“行路难”。李敖骂蒋介石、斥国民党，于1970年和1982年两次被捉入狱，前后近十年之久。令人称奇的是，在遭受苦其心志的“皮肉生涯”之后，每次他都能重整旗鼓，挺枪再战，狂态丝毫不让当年赤身露体、击鼓骂曹的祢衡。

狂狷与杀头有时是划等号的，这一点狂狷者本人是清楚的。可是为什么在中国文人中居然形成了一个狂狷的传统（尽管为数不多）?只能用老子的话解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实，谁都怕死，只是有值得以死相拼的东西存在，那就是道义、真理。

狂狷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为异端，但究其实，却是一种本真。只是这种本真，在乡愿、好好先生、和事佬、巧言令色之徒、小人、奴才、贪官污吏等充斥的现实面前，就显得有些扎眼，有些让当权派和假道学们不舒服。比如，李敖就说：“我是真人，一切以本色相见。”他的这种本色，在“集体逃避现实”的台湾知识分子中间，就显得狂狷味十足。以身殉“日心说”的布鲁诺虽是真理的化身，在当时却被定为异教。

说到底，狂狷是本色，是学不来的。我们不必担心狂狷会成为一种时髦，也不必像呼唤崇高、呼唤圣洁一样呼唤狂狷。一个社会，狂狷多了肯定不是好事；但如果没有狂狷，也未必就是好事。

（摘自《华章》杂志）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对诗歌多义性的深入研究，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和它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英国的恩普逊在其《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一书中，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里的暧昧语、含糊语，固然有其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诗歌艺术的研究。诗歌中所谓多义并不是暧昧和含糊，而是丰富和含蓄。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多义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却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一首诗歌中的某一词语总是尽可能地使用其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自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歌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不同的读者读同一首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