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春秋笔法”看似一个语词，却连接着经学、史学、文学、修辞学、新闻学等多个学科，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春秋笔法”是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固有的话语模式，发展至今仍活跃在新闻话语、文学话语乃至日常话语中。当我们了解新闻时，不仅仅在了解事情的真相，还能从事实的叙事中体会到叙述者的价值判断。

②当下学术界，中国话语还远没能达到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回归传统，以当代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视角对古典重新发掘、梳理、阐释，进而构建中国学术的当代话语，已成为学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方向。“春秋笔法”的系统研究与阐释，不仅可弥补该领域研究之不足，更为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提供尝试性探索，也是克服当前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必然选择，同时有利于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

③建立中国意义上的叙事学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强，应声而作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这表明构建中国叙事学体系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未能摆脱西方叙事理论框架加中国文献资料的写作模式，而以“春秋笔法”为核心的中国叙事研究则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

④关于“春秋笔法”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传统考据学的基础上运用还原批评、阐释学和叙事学等方法。打通经学、史学与文学间的壁垒，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要对“春秋笔法”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理论阐释，那么首先就应把“春秋笔法”还原到它产生的起始点上考察它是怎样形成的，具备怎样的功能。“春秋笔法”并非仅仅是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修辞手法。从源头上看，“春秋笔法”包含着“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写的目的是什么”等内容，涉及到作者在整部作品所要表达或寄托的美刺褒贬、结构安排等问题。“春秋笔法”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是史家、作家之褒贬，在具体书写过程中，经学观念对史官记史和作家叙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右史家和作家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春秋笔法”是中国叙事学有别于西方叙事学的主要范畴和基本特征，在史传和小说叙事中尤为突出。

⑤“春秋笔法”是中国独有的理论范畴，也是中国式话语对世界话语表达方式的贡献。

（摘编自李洲良《春秋笔法研究三题》）

材料二：

①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史传之叙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是一种实录事迹而令褒贬自见的叙事方式。中国小说有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大系统。文言小说直接由史传衍生出来，其叙事传统继承史传自不待言；白话小说从民间“说话”口头文学演进而成，当生活在史官文化中的文人雅士成为它的主要创作者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也纳入到了史传叙事传统之中。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最终合流是中国文化所决定的历史发展归宿。

②白话叙述脱胎于口头文学的“说话”，而口头文学叙事方式的特征之一便是主观叙述。所谓主观叙述，就是叙事者随时都伴随在读者左右，或者诠释情节中疑惑难解的问题；或者提醒要注意某个关键处，或者把故事所要表达的思想直言不讳地说出来。

③白话小说从主观叙述向客观叙述的转变，是由长篇章回小说来完成的。从历史纵向看，长篇章回小说对于客观叙述的把握又有一个从不甚纯熟发展到比较纯熟的过程，到《红楼梦》则达到古典小说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戚蓼生《石头记序》对于《红楼梦》的叙事评论道：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

④《红楼梦》客观叙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叙述者戏剧化。一般客观叙述的小说，在叙述初次登场的人物时常有一段对这个人物的肖像描写和对他的背景资料的介绍，使人感到叙事者即作者的存在。《红楼梦》却把这个任务转交给作品中的人物，作品中担当此任的人物便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叙事者，于是叙事者与作者分离开来，叙事者的观点并不等于作者的观点，这样作者就更深地隐蔽起来。作者让作品中行动的人物充任叙述者，由于叙述者并不完全代表作者的观点，所以作品对某个重要人物和事物的叙述，常常不是一次完成的。综合各人所叙，便是人物的立体影像。

⑤《红楼梦》客观叙述的另一特点是叙述的限知性，限知是相对全知而言，全知就是叙事者无所不知。这种无所不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叙述视点的随意转换，二是随意代述角色的隐衷。限知叙述之叙事者也是有视点的，也可以代述角色的隐衷，不同的是他的叙述视点相对固定，而代述角色的隐衷也有限制，叙事者不能自由地进入任何角色的内心世界。这种限知性的客观叙述，有效地隐蔽了真正的叙事者——作者。

⑥《春秋》所开创的直书其事的客观叙述原则，在小说《红楼梦》中得到生动的体现。“春秋笔法”强调“据事迹实录”，但同时又要在客观叙述中寓以褒贬。实录和褒贬，如何统一在文本中？要义之一是笔削。“笔”就是录，“削”就是不录。笔与削寄托着作者褒贬，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作者到底褒谁贬谁，如果用笔与削的春秋笔法来考量，得出作者之偏爱林黛玉的结论，谅必并不困难。曹雪芹是怎样表达他的倾向的呢？除了别的手段之外，他用了笔削的手法，他对黛玉的心理活动倾注了大量笔墨，却基本上不写宝钗的内心隐衷。客观叙述中笔与削大有深意，就“笔”而言，又有一个如何写，也就是载笔之体的问题。用晦之道，就是载笔的最重要的原则，其要义是直书其事却并不用直笔。

（摘编石昌渝《春秋笔法与〈红楼梦〉的叙事方略》）

材料三：

①“春秋笔法”出自《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②“春秋”即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春秋》，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春秋》整理而成，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历史。“笔法”指写作的方法和技巧。孔子修订《春秋》，行文中暗寓褒贬，其中增一字、减一字都有“微言大义”，故称之为“春秋笔法”。后指文字简短精练、文笔婉转而隐含褒贬意思的写作手法。

（摘编自“百度汉语” https：//hanyu.baidu.com）

材料一：

写一本小说不容易，读一本小说也不容易。平常人读小说，往往以为既是“小”说，必无关宏旨，所以就随便一看，看完了顺手一扔，有无心得，全不过问。这个态度，据我看来，是不大对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是完全因为它“小”而易读，可供消遣。

反之，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正因为它有它特具的作用，不是别的文体所能替代的。小说是讲人生经验的。我们读了小说，才会明白人间，才会知道处身涉世的道理。哲学能教咱们“明白”，但是它不如小说说得那么有趣，那么亲切，那么动人。因为哲学板着面孔说话，而小说则生龙活虎地去描写，使人产生兴趣，因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也写人间，似乎与小说相同。可是，一般来说，历史往往缺乏文艺性，使人念了头疼；即使含有文艺性，也不能像小说那样圆满生动，活灵活现。历史可以近乎小说，但代替不了小说。世间恐怕只有小说能原原本本地描画人世生活，并且能暗示出人生意义。就是戏剧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因为戏剧须摆到舞台上去，而舞台的限制往往让剧本不能像小说那样自由描画。于此，我们知道了，小说是在书籍里另成一格，它不是仅供我们念着“玩”的。

读小说，第一能教我们得到益处的，便是小说的文字。世界上虽然也有文字不甚好的伟大小说，但是一般来说，好的小说大多是有好文字的。所以，我们读小说时，不应只注意它的内容，也须学习它的文字，看它怎么以最少的文字，形容出复杂的物态心态来；看它怎样用最恰当的文字，把人情物状一下子形容出来，使其活生生地立在我们眼前。况且一部小说，有景有人有对话，千状万态，包罗万象，更使我们心宽眼亮，多见多闻；假若我们细心去读的话，它简直就是一部最丰富的最好的模范文。

文字以外，我们该注意的是小说的内容。要断定一本小说内容的好坏，颇不容易，因为世间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作为小说的材料，实在不容易分辨好坏。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来决定：关心社会的便好，不关心社会的便坏。这似乎是说，要看作者的态度如何了。同一件事，在甲作家手里便当作一个社会问题而提出之，在乙作家手里或者就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来说。前者的态度严肃，关切人生；后者的态度随便，不关切人生。那么，前者就给我们一些知识，一点教训，所以好；后者只是供我们消遣，白费了我们的光阴，所以不好。

一部好的小说，必是真有的说，真值得说；它绝不求助于小小的技巧来支撑门面。作者要怎样说，自然有个打算，但是这个打算是想把故事拉得长长的，好多赚几个钱。所以，我们读一本小说，绝不该以内容与穿插的惊奇与否而定去取，而是要以作者处理内容的态度和怎样谋篇布局去定好坏。假若我们能这样去读小说，则小说一定不是只供消遣的东西，而是对我们的为人处世和文学修养都大有裨益的。

（摘编自老舍《怎样读小说》）

材料二：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在北京专访《小说课》作者毕飞宇。

舒晋瑜：您以经典的标准选择篇目。《小说课》除汪曾祺的作品外几乎没有当代作品，仅仅是篇幅和时间的限制，还是另有原因？您怎么看待当代作品和经典之间的距离？

毕飞字：当代作品讲得少是因为我缺少自信。讲过世的作家的作品相对来讲更安全，如果我讲余华，他也许会告诉我，他可没那个意思，那我的脸还要不要？——这是玩笑了。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代文学里有非常好的作品，但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经典，我们都不知道。

经典的产生过程极其诡异，它需要内部因素，外部的条件也得具备，有些时候一部经典作品的产生可能是历史给这个作家、这个作品带来了特别的机遇。

就作品本身而言，我认为当代文学已经具备了不少的杰作，许多作品的品相比现代文学的经典，甚至更好，但是，当代文学的体量太大了，经典是一间小屋，它究竟能放多少东西呢？没有人知道。

舒晋瑜：在不断重读的过程中，您对经典作品有重新的认识和理解吗？

毕飞字：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东西，千真万确。鲁迅的代表作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现在再读，还是有新的发现阿，还是能带来审美上的震撼。我对王彬彬教授说，鲁迅的小说确实是太好了。过去我们过分在意鲁迅的思想，而实际上，这个作家的文本意识特别强。我现在是这样看待经典重读这件事的，它在骨子里有一个年纪的问题。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往往很年轻，二十来岁，可是，写经典的作家阅历已经很丰富了，这个年龄落差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阅读的理解力达不到写作的理解力，我们没有对话的能力。等我们也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理解力长进了，这时候再读，就有了对话的资格。这个时候你对许多字句就会有新的感受，甚至是标点符号。

舒晋瑜：平时的阅读中，所有喜欢的经典作品您都这么翻来覆去地对比着看吗？包括不同版本的同部作品？

毕飞字：我阅读经典小说，基本不能用“阅读”这个词，对我来说这个词太正式，其实我把玩的心更多，有点像玩古玩。我不玩古玩，我就把经典当作了古玩。很省钱的。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把宝物放在手上一遍又一遍的。我读经典是这样的心态，非常快乐幸福，我就是喜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阅读方式。

舒晋瑜：我无法想象您如何把玩一部作品。

毕飞字：我看小说，有时候一页纸可能花半个小时，等我把这一页翻过去，才明白过来，我的眼睛里并没有小说，我早就沿着小说的场景岔出去了，沿着作家的描写对象按照自己的想象“飞”出去了。

舒晋瑜：您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毕飞字：你也不是外人，那我就说了，我是土地上生长的艺术家，本质上我是艺术家，很不靠谱，斜着生，歪着长，如果风调雨顺，我也可以结几个果子。好不好吃不关我的事。

舒晋瑜：《小说课》中的内容，跨度有多大？

毕飞字：比较大。我的好友庞余亮替我算过了，从《水浒》到汪曾祺，六百年。

（摘编自《毕飞宇：我怎样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