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文学性”的缺失

杨   早

①网络小说的内容受制于读者，订阅数或点击量、月票或榜上名次，对于一部网络小说的生死，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②理解了网络文学机制，就能理解网络文学的世界为何如此繁盛，又如此荒凉。一方面残酷的竞争让众多作者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去吸引读者并留住他们。作者不敢冒犯读者，但又生怕他们产生审美疲劳，因而新的作品既要有新的招式，又不能太过陌生。比如“历史军事”一类的作品几乎全都基于“穿越”(“穿越”可以给读者一种熟悉感或关联性)，但“穿越”的方式可以千变万化，从“单穿”到“双穿”“群穿”，甚至上万人、上亿人的“穿越”。“穿越”的目标也不断扩展，把中国历史“穿”得千疮百孔后，小说作者的目光又转向日本、美国、欧洲。另一群作者则将“穿越”目的地设为某个架空的朝代或外星系，总之既花样翻新又满足读者需求。这就是所谓“类型化+爽文”。

③“类型化+爽文”，意味着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套已成规范的契约，作品如何开端、发展、转折及收尾，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军事必须热血，“穿越”必然王霸，坏人嚣张必须打脸，“种田”必须穿插“宅斗”，主流读者的阅读期待必须满足，其后才是作者个人才能的发挥。由于连载的特点，每日的更新中，要给读者几个“爽点”，结尾要设下“钩子”，这都在写作的技术考量范围内。

④从传统小说的角度审视网络小说，会觉得这些类型看上去缤纷多彩、千变万化，但叙事方式的多元化严重欠缺。几乎没有哪一部网络小说敢于使用大规模的倒叙、插叙、蒙太奇，更谈不上语言操练、文体试验与诗性叙事。整体观之，商业资本控制下的网络文学，一切服从于故事，情节不惧重复，调动所有元素，只求抓住读者。

⑤但事实上，在资本的控制下，在“IP热”的背后，网络文学的位置相当尴尬。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学显然不是主流的艺术形式，影视、电子游戏等娱乐形式的吸引力与吸金力都要比文字大得多。

⑥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兴起，曾经被视为对传统文学机制的“逃离”：没有办法在传统文学机制中依序上升的文学青年，借助网络的力量展现自己的才华，赢得关注、支持与资源。然而，资本力量足以将逃离变成另一种陷落，文学的独立性并不因为离开传统文学机制就变得更强，相反，资本力量压迫下的职业写作，可能会受到更全面、更细微的控制。而如果批评界与研究者只是盯着那些热门“IP”，用商业的逻辑来选择批评对象，那么，网络文学的批评者只会成为资本力量的合唱队，网络文学的研究者只会成为商业案例的分析师。

(有删改)

抵     达

苏沧桑

①雨夜，船潜入东河，像一束静静的光，潜入幽暗的历史深处。从千年之前的五代开始，东河就像一曲丝竹，在杭州城最繁华地带辗转吟唱，一直往南，最后汇入浩瀚的钱塘江。

②船，必定会惊扰到时光，以及安睡在时光里的人们。我们每穿过一座桥，桥洞浮雕里的千年市井百图，便在灯影里，一一活了过来。四季河景、花街、花灯、百行百工、百姓……都有了颜色，声音。

③“你好啊。”“你好。”“再会啊。”“再会。”

④这些人，这些声音，一次次轻轻簇拥着我们靠近，又簇拥着我们离开。

⑤雨还在下，树影婆娑，灯影朦胧。一个水边亭台里，传来现代舞曲，两对中年男女，在雨夜里忘我地跳着交谊舞，如古老昆曲里美丽的幻影——仿佛，我们顺着河水，已经抵达清代，元代，南宋，五代十国，或是，更从前。

⑥雨声里，船一次次挣扎着回到现实，而从历史深处被拽回来的我们，突然变得沉静。

⑦其中一座桥，叫万安桥，是古代夜航船的停泊处。

⑧船过万安桥的时候，我跟同船的朋友们说：“看，我妈妈家。”

⑨母亲住在上城区的最北边，我住在上城区的最南边。这个“上上之城”，东南可眺钱江，西北可览西湖，自唐以来，就是杭城珍异所聚、商贾云集、官衙邻毗、名贤辈出的最繁华之地。如今仍是。

⑩十年前，我搬到凤凰山脚、钱塘江畔时，深感清代李渔举家迁居吴山后所题：“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

⑾记得暮春时节，陪刚出院的父亲在东河边散步，过来一条挂着灯笼的小船，母亲说，从我家门口的万安桥上船，只要三元钱，一直坐到梅花碑，上河坊街，沿南宋御街走，就是你家门口了。

⑿我愕然，原来，繁华喧嚣里，我们母女，竟然有这样一条静静的东河可以相互直达。

⒀于是，那个暮春的傍晚，父母执意陪我一起坐船，去体验一下母亲说的话。游客极少，两岸灯光次第开放，微风很慢很慢地吹过，小船在静谧的空气里很慢很慢地走。我想，这时候，岸上车水马龙中的人们看过来，我们多么像古代的人，慢慢地顺水而过，去生计，去赴约，去出嫁，去悲欢离合。这么慢，这么静，他们会羡慕吗？

⒁“真幸福。”母亲说。她常常这么说。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会真的幸福很多。

⒂此时，母亲又回老家小住去了，我的思绪抵达母亲后，又随她抵达了故乡。故乡也有这样一条南门河，也是一座城镇的血脉，静静的，慢慢的。当我想着故乡的河水时，我的心是安宁的，因为，无论我在城市里走得多快，我的血脉仍是慢而静的。我想，无论以后走到哪里，只要有这么一条河，我的心便永远是安宁的。

⒃雨继续下，夜继续深。然后，我像一个戴着听筒的医生，摸着东河的脉动，抵达了这个城市的心。

⒄如果说杭城是一个巨人，那么，我家所在的这个杭城最有古老历史文化韵味的区域，应是巨人的心脏。

⒅南宋皇城、御街遗址在此。八卦田在此。凤凰山、吴山在此。城隍阁在此。清河坊在此。胡庆余堂在此。万松书院在此。历史与传奇在此……

⒆下船后，我以伞为帆，让自己成为一条船，在一条又一条深夜的大街小巷里，游走，触摸，探究，感受。

⒇我想起，每个清晨，我在此醒来，出发，一路向北奔波，一路目睹这个城市新鲜、时尚、生机勃勃的早晨。每个黄昏，我又匆匆向南，回到此地，蜗居，休养，生息。却从不知道，原来，当我枕着这颗城市的心入梦，它，正一头枕着钱江潮的怒涛，一头枕着东河静静的涟漪。所以，它的身手如此敏捷神速，它的脉动却如此从容不迫。

(21)午夜，终于在熟悉的家门前靠岸，仿佛又听见母亲说：“真幸福。”

(22)是啊，我们总在路上奔突前行，焦灼疲惫。我们总在寻找，有什么方式，可以抵达安宁？原来这么简单，一个雨夜，一条船，一条河，就可以。

屋顶

朱成玉

我来自人间，我是一团善良的骨肉，我手持艾蒿，我爬上屋顶。我把浩然之气做成一支簪子，插在家的发髻上。

屋顶，是我最好的安放月光的地方。思念的月光，总是很滑，顺着你的脊背，一不留神就溜进心里去。

我循环反复地播放一首思乡曲，今夜，我的屋顶，定是月光皑皑。

我没有其他浪漫的法子，只能带着心爱的人，爬上屋顶。我的美好都是假设的，把月光载剪，为她做一件婚纱；把星星打捞，为她串一条项链，这些虚设的美好，竟然也会让她流出泪水。

她说，她爱这屋顶。

父亲打来电话说，屋顶上的瓦碎了一块，他正准备爬上屋顶，把那块碎瓦换掉，不然下雨天屋子该漏雨了。

我担心他的安危，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我让他挺过这两天，过几天我请假回去弄。他说他听了天气预报，这两天有雨，漏雨的屋子可要不得，弄不好就哗啦啦地把好日子都给漏掉了。

父亲有听天气预报的习惯，喜欢对每天的天气了如指掌，我不明白他为何要如此执着，他说一个人，难道不应该关心天气吗？天气就是老天的脾气啊，咱得随时留意着，不然他哪天发了脾气，你们都还蒙在鼓里呢！

对自然的敬畏，让父亲的骨头里，又多了一样钙质。

父亲担心着一块碎瓦，我担心着父亲的身子，他再也无法直起的腰身，爬上屋顶，会是一种怎样的艰难!可是，我在想象这个画面的时候，除了担心，还有一种骄傲的情怀，我仿佛看到一面旗帜的冉冉升起，是的，我可以把父亲比喻成旗帜，他并不伟大，他只是让我降生，让我长高，让我善待世界，这便足够。

父亲执拗地在我回家之前，把那块碎瓦换掉了。还好，他安然无恙。

我命中的旗安然无恙，屋顶安然无恙。

顾城说：人的责任是照顾一块屋顶，在活的时候让它有烟。

屋顶有烟，我就知道尘世安稳，就能想到亲人们安详的睡姿，能听见一会拢起一会散开的鼾声，能想到多年前养过的一只狗，怀抱一只充满脚气的棉拖，摊卧如泥。

看吧，这就是我们的尘俗，那里有我们想要的暖。哪怕是生了草的屋顶，也不妨碍那暖，在屋子的任何一个角落流转。

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屋顶。那里离星星很近，即便乌云遮天，我也喜欢抬头仰望。

在我所有的漂泊里，屋顶是我忠实的岸。是我出发之地，也是我最终要赶回的地方。

有生之年，我只想照顾好一块屋顶，让屋顶有烟。

屋顶有烟，烟里有菜香，有父母的味道，那一丝看不清的缠绕，裹挟着我的灵魂，径直地扎下根去。

屋顶有烟，眼里有泪。

屋顶有烟，不管它是笔直的，还是被风吹得左右摇晃。只要有烟，它就是活着的。

西风凛冽，父亲凌乱的白发招摇开来，像屋顶上干枯的草。我急忙给父亲带上一顶帽子，好像给屋顶换了一片新瓦。

（摘自《新青年》）

【推荐2】材料一：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在美国旅行的人，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觉。新英伦、纽约（新约克）是著名的；伦敦、莫斯科等地名在美国地图上都找得到，而且不止一个。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土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根据《浙江新志》（1936年版）的资料进行统计得知，农户占全户数的比重情况是：宁波地区平均为37％，杭县为77％，嘉兴县为76％，吴兴县为87％，绍兴县为99％。宁波地区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之高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条互为因果的作用链：一条是由于土狭人稠、饥驱寒袭而迫使部分宁波人转而以经商等非农业生产作为生计的手段。另一条是由于从事经商而使得一部分人口无需依赖农业成为可能，从而继续导致了该地区“生齿日繁”。

然而，人口过剩——经商这一动态平衡曾经几度面临失衡。而每次于宁波商人看似十分不利的失衡危机反而在客观结果上促成了宁波商人（宁波帮）的大跃进。在明代以前，宁波商人以宁波港为基地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然而明政府厉行的海禁政策，阻断了宁波商人的生计之路，宁波商人除了一部分转而从事走私贸易外，大批商人转向内地贸易。嘉靖年间，“宁绍诸郡之民，半游食于四方”。成书于明万历二五年的《广志释》也记述当地“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明朝海禁政策虽然始于洪武年间，却允许宁波作为对日贸易口岸，至嘉靖2年由于发生“宁波事件”^①，才致宁波市舶司被罢废。由此可见，嘉靖、万历年间宁波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人员外流，与海禁实施的背景是紧密相关的。海禁促成了宁波商人大规模进出外地，是后来宁波帮形成的基础。

（节选自黄伟明《近代宁波帮在上海的生成与发展》）

注：①1523，到宁波的日本两大贸易使团，因为贸易资格问题相互大打出手，进而在宁波大肆烧杀抢掠。这起恶性外交事件，导致嘉靖皇帝废除了宁波市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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