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国家的形成

①汉朝被称为“礼制国家”，荀子的礼治论对此发挥了巨大作用。

②司马迁《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汉朝建立后第五年，由于国家的创立者刘邦本身并非出身自王公贵族阶级，年轻时没有机会参与任何战国国家或秦朝的朝廷仪式，又因嫌厌繁琐的法规，刚成立的汉朝在皇帝出席的场合，也缺乏适当的国家仪礼。再加上汉朝的诸侯、廷臣，大多数都以战功出身，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在朝廷内举动进退。因此，每逢朝廷群臣聚会，他们常出现“饮酒争功，醉成宴呼，拔剑击柱”的丑态。

③刘邦越来越厌恶朝廷的无秩序状态，此时原为秦臣，后来投降刘邦的儒者叔孙通，察觉到刘邦受不了这样的状态，遂建议刘邦：以长乐宫落成的纪念仪式为机会，建立严格的朝廷礼仪。刘邦答应了。于是，叔孙通在他一百多位门人之外，还征求鲁国三十位儒生，为刘邦准备了一场壮观又严肃的礼仪。到了当天，在整场礼仪进行的严肃气氛中，“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一些仍然闹事的大臣立刻被御史拉走离场。如此，诸臣“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

④典礼结束之后，刘邦在喜悦之际不禁喊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原来痛恨儒者，然而此次机会却完全改变了刘邦对儒学的看法。也就是说，借着此次机会，刘邦完全体会到能否建立“礼制”，将会是稳固汉朝皇权之关键。此时也注定了汉朝儒学“国教化”的命运。“礼制国家”的蓝图并非叔孙通发明的。

⑤那么，这个蓝图的制作人又是谁呢？

⑥从叔孙通的时代过了七八十年，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他阐述统治天下的八种纲要。这八种大纲按顺序分别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礼”被安排为其首，显然便代表在司马迁的脑海里，“礼”就是汉朝之存续与建立最需要的一种原理。甚至如其开头所宣扬，认为“礼”为“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的“美得”。“礼”不但是每个人个体生存的最高规范，同时也是将秩序与安宁带给整体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理。这应该是司马迁将“礼”列为八纲之首的原因。

⑦在司马迁的思考中，“礼”具体的功能是什么呢？《史记》“八书”的“礼书”，首段赞扬“礼”的重要，第二段叙述礼制从战国时代到现在（即汉武帝）的整个过程。接着，以剩下三分之二的篇幅，说明“礼”的意义与内容。而这部分的论述竟几乎都可在《荀子》中找到。事实上，在没有直接摘录《荀子》的前面三分之一的内容中，若我们考虑第二段所叙的，从秦朝到汉朝历代皇帝间礼制的演变是荀子逝世之后发生的事，再扣除整篇前后有一些司马迁本人对“礼”的重要性发的感叹，司马迁关于“礼”功用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依《荀子》的内容写成。如果《史记·礼书》中的内容能代表汉朝礼制的理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进而推论：汉朝礼制的原理就是来自《荀子》的礼治论。

⑧由于汉朝逐步引进礼制，后来的王朝也仿效汉朝，故礼制奠定了中国社会和国家运作方式的基础，并延续了两千多年。不仅如此，荀子礼治论具备超过“一王朝”“一国家”的框架视野，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生存方式，这让“礼”的重要性不因汉朝的消失而减缩，反而让中国知识分子透过不同的礼制论重新表述“礼”的重要性，只是荀子在此方面的莫大贡献被逐渐遗忘了。

典故，在古代又称事类。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所谓事类，就是文章在表意抒情之外，根据故事来类比说明义理，引用故事、古语来论证今义。刘勰的界定与分类，今天依然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并接受。典故可以表现为一个词语或短语，也可以表现为一句话、一句诗甚至一段叙述。简而言之，典故包括事典、语典两类。

一个典故的意义，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典故最初生成时的意义；二是在文化传承的进程中典故被不断运用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甚至会大相径庭；三是当下使用的意义。简单认识一个典故的意义，关注其当下使用的意义，也能粗略理解，但要深入理解一个典故的意义，这三者是不可或缺的。一句话，理解典故，不能脱离具体的空间语境，生成的语境，历史中使用的语境以及当下运用的语境。

一个典故的生成，首先是一个由多到少的凝练过程，故事类的典故尤其如此，关羽疗伤的大段文字最终浓缩为“刮骨疗毒”4个字，甚或“刮骨”二字。比较而言，语言类的典故浓缩幅度没有故事类那么大，但也必须有此过程，如修齐治平，就是对《礼记·大学》中开篇一大段文字的凝练，见贤思齐背后还隐含着“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其次，一个典故的最终形成，还需要一个意义逐渐明确、固定的过程，典故生成的最初意义往往具有多种思想倾向，在生成之后的话语实践中借助新的具体语境被反复陈述，倾向渐趋固定，意义逐渐明朗，由此被大多数学者认可并使用。关羽刮骨的典故可以指向受伤，可以指向疼痛，也可以指向勇敢无畏，而在文人的反复引用中，最终固定在了意志坚强、勇敢无畏的意义层面上。

因此，要深入理解一个典故，不但要了解运用典故时的具体语境，还需要了解典故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意义变化的情况。如果说典故的生成是一个由多到少的凝练过程，那么对典故的理解与阐释就是一个由少到多的分析过程。在这方面，《平“语”近人》树立了一个典范。习近平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根本、最持久的推动力。他的一系列讲话、文章，经常引用一些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故事、古语，并与朴素、大众化的语言融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话语风格。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明确提倡“不用典”，倡导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并使用典故呢？

首先说明一点，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倡导“不用典”，并非彻底排斥用典，而是反对拙劣的用典，意在构建一个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系统。实践证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彻底隔断旧文化，经过改造的旧文化，反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得力资源。再者，典故尽管生成于古代，但并非一成不变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词汇群体而存在，随着汉语的发展，也有不少典故进入汉语一般词汇系统，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被人们广泛理解和接受。从最简单的层面而言，典故的存在，不但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而且在文本写作、语言交际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典故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论事说理的修辞手段，也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对话策略，同时它还是历史的一个个缩影，是复述和记忆一个民族过往经历、所思所想的关键词。从一定意义上讲，典故承载着传承历史、延续文化记忆的功能。因此，学习典故、使用典故也是在重温历史，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从此层面而言，学典、用典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摘编自王立群《典故的意义》）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为“表意派”的中国戏曲是按照自己的表演观念来表现人物的诗化情感的。在中国戏曲中，演员通过技术性的外部标志来表现人物的感情冲动。当然，演员在表演这种技术性的外部标志时也会伴随着一定的感情活动，但这种感情活动是在高度的理智控制下进行的。例如，《伐子都》是一部表现男主人公子都内心冲突的戏。副帅子都出于嫉妒主帅颍考叔的心理，用袖箭射死考叔，夺取了帅位。在班师还朝的路上和庆功宴上，颍考叔的鬼魂紧紧缠绕子都，使子都惊恐万状。演员运用了精彩的“虎跳前扑”“鹞子翻身”“窜桌而出”“乌龙绞柱”“小翻抢背”“甩发”“高空云里翻”“平板僵尸”等高难度技巧来表现角色的精神状态。子都的恐惧状态虽然体现在演员的面部表情中，但更突出的表现却是演员的“抢背”“吊毛”“僵尸”等技术手段。

在深切体验规定情境的基础上，演员要精心设计具有观赏性的技术动作，把生活体验与程式表现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戏曲演员才能用程式动作揭示人物的内心感情。这种生活体验基础上的程式表现是“表意派”演剧方法的重要特征。诗化情感的程式表现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情感表现的假定性。第二，情感表现的技术性。也就是说，戏曲演员的情感表现是假、真、美的辩证统一，是生活情感与技术表现的辩证统一。在表演角色哭泣时，戏曲演员不是写实地摹拟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哭，而要把哭处理得富有艺术性，具有意象的美感。在表现“哭”时，戏曲演员的面部表情既要悲情外溢（真）又不能让眼泪流出眼眶（假），“喂呀”的哭声和拭泪的动作还要保持优美的造型（美）。这种生活体验基础上的程式表现就是真、假、美的辩证统一。例如，京剧《狮子楼》中，武松闻知西门庆是主使潘金莲毒死武大的元凶和奸夫，他怒气冲冲赶到狮子楼，决定上楼除奸报仇。为了突出武松愤怒的精神状态，盖叫天既没有采用生活化的上楼动作，也没有采用戏曲舞台上一般的上楼动作，而是用“骑马蹲裆式”侧身上楼，他的双腿先交叉后平移，随着强烈的音乐节奏从下场门一直移动到上场门。演员就是用这种程式动作表现了武松急切报仇的神态，既传情又富有美感。由于舞蹈化的身段和技术化的表情本身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因此，戏曲演员的程式表现就具有了双重戏剧功能：既表现了角色的内心又展示了演员的表演技巧。这样一来，除表现人物的精神生活外，程式还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审美功能。

（节选自冉常建《表意主义戏剧：中国戏曲本质论》，有删改）

材料二：

西方戏剧舞台表演基本上可以分为这样两大类型或范畴：体验和表现。体验和表现只是总结西方戏剧舞台表演的理论和概念，它并不适合中国戏曲的舞台表演实践。中国戏曲表演既不是体验，也不是表现，照中国传统戏谚的说法，它是一种“钻进去，跳出来”的表演，如依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说法，则是一种“神形兼备”的表演。这里的“神”，当然不是演员的体验，而是表演者自己的意念——对角色的理解、认识、美学评价和处理，戏谚所谓“未曾动身先动神”。这里的“形”，也不是表现派的那种“理想范本”，它不是体验后的产物或即兴表演的产物，而是建立在理解、认识角色基础上的产物，是无数的表演者经过无数的舞台实践，所沉淀、凝聚下来的程式动作。

中国戏曲表演中的外部动作不是体验角色的即兴表演，而是一种程式的表演。如《三岔口》中的摸黑开打，两个人物你来我去，空手对双刀，单刀对单刀，单刀对空手，两人对拳，擒拿转椅子摸索等，其中的技巧组织、对打安排、节奏停顿、舞台画面等等，都具有非常高的技巧性和程式性，“台下一年，台上片刻”，这无疑是演员在台下“千锤百炼”的结果，绝然不是在舞台上即时体验所产生的即兴动作。苏俄戏剧家古里叶夫说过一个非常典型的话剧表演戏例：

莫查洛夫在《哈姆莱特》里有一个出名的滚翻动作，而他是从来没有练过武功的。又譬如，人民演员盖德布罗夫在《哈姆莱特》里有一场惊人的比剑，可是等我和他聊起来，我才知道，他总共只上过两堂课，因此，斗剑的技术他是没有的。

两相对比，不能不说非常具有妙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强调过数十次，演员在遇到“我在这儿做什么”的问题时，应该同时产生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这样做”。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深入到剧中人物的复杂的心灵世界里去，抓住角色精神生活的全部底蕴。但对中国戏曲表演来说，演员的表演根本就不存在“我在这儿做什么”的问题，而是“我怎么才能做好它”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是既定的，早已设计好的。故而中国戏曲表演的最理想状态是将传统的程式动作，经过千锤百炼地苦练，与剧情、角色紧密结合，而西方戏剧表演的最理想状态，却是自我体验后的最理想即兴表演。

中国戏曲演员的外部动作必须是经过精心加工的程式动作。这种高度美化的程式动作，用歌舞的形式，富有诗意地表现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并不追求在舞台上造成真实生活的幻觉，而是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把戏曲的娱乐鲜明地呈示出来。换一个角度讲，西方戏剧体验派的表演是由内到外（内心的体验激发外部的表现）；表现派的表演是由外到内（通过体验所产生的外部动作，作为理想范本，在舞台表演中再次激发舞台的体验），即所谓“无动于衷而声泪俱下”，而中国戏曲的表演则是内外的结合和渗透，将“钻进去”所获得的领悟与“跳出来”所寻找到的合适的外部动作（程式表演）高度融合，以“形”（有意味的外形）写“神”（有美学评价的内形），“神形兼备”。

（节选自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