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今生活在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中，当代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用“知识经济”形容我们的时代，其以知识制品向社会生产急速扩张为特征。当前，知识的开放从科学共同体的开放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公众的知识共享，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在知识共享中如何保证公正的知识分布。

知识共享强调的是知识在不同个体之间的传递，知识传递的前提是寻找可靠的知识来源;而日常生活中知识传递的方式是听者的非推论的感知活动，这就要求在知识传递中听者对说者作出即时性的、自发的可信度判断。大多数情况下，听者无法肯定说者所传递知识的真假，只能倾向于依赖说者的社会身份。由此，知识传递过程中往往涉及种种不公平现象，比如听者以自身所无法察觉的偏见无意间忽视或否定社会边缘群体所要表达的真实想法。这就产生了认知非正义的问题。那么，要消除知识共享中的认知非正义，需要说者和听者都具有某种认知德性：说者准确地传递知识、真诚地分享知识，听者消除身份偏见。但由于认知非正义的根源是不平等权力的结构以及该结构所产生的系统性偏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以实现的德性很有限，消弭这些不正义不仅需要更多有德性的说者和听者，还需要一个公正的社会基本认知结构。

知识共享也是一项集体认知活动，可以广泛共享的知识往往是某种公共知识，而公共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依赖于社会基本认知结构，在哲学层面，这类似于基切尔所构造的“公共知识系统”。基切尔提出：“公共知识是我们所知的总和，是我们先辈集体努力的结果，也是人类的一项主要成就，它包含了所有已经呈现在书本上的内容，并且在追求个人成就的时候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公共知识意味着一个社会的信息共享体，包括了社会和自然科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有交流的通道，就有公共知识的信息传递，公共知识最简单的意义就在于共享信息。

在理想状态下，知识共享是在社会认知框架下所有人有公平机会获得其所需知识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认知结构以保证公正的知识分布。在现代社会，知识可以被生产和共享，知识的分配也应当纳入正义理论。因此，理想的知识共享建立在现代公共知识体系能够满足某种分配正义的理想制度设计之上，这种认知制度应当保证：社会中每个个体能够自由获取与自己生活计划相关的公共知识，获取知识的机会平等，具备理解和评估知识的能力。

必须承认，以上所描绘的知识共享的理想状态正在被各种新兴技术部分地实现。互联网所造就的知识网络化似乎提供了一个新“公共知识系统”的雏形：知识的网络化颠覆了传统的知识载体，使知识的拥有者成为容纳了所有人及其思想以及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网；知识的网络化也构造起一个巨大的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公众通过搜索和链接“无需许可”地获取任何需要的网络化的知识，并且可以将他们所挖掘的意义和价值反馈网络。公共知识的共享是与生产同步进行的，机器学习和脑机接口技术催生了全新的公共知识生产和共享方式，而机器与机器之间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知识共享成为“公共知识系统” 将面临的新困难。因此，新兴技术增进了公共知识的丰富性、公共性、易得性，但其仍处于一种加剧知识分布不公的趋势之下。

综上，知识共享的认知正义至少包含了个体层面上认知非正义的消除和集体层面上知识分配正义体系的构建两个维度。

(摘编自白惠仁《知识共享中的认知正义》)

材料一：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深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摘编自钱锺书《谈中国诗》）

材料二：

要尊重审美差异性，倡导具有包容性的批评文风。文学批评在本质上是一个审美、判断和阐释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批评主体不同的知识结构、审美趣味就会产生审美差异性。因此，面对同一部作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这一特征是由批评主体的个体差异性和作品本身的意义丰富性所决定的，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存在。要尊重这种审美差异性，而不是追求一种审美的绝对性、单一性、排他性。当然，尊重审美差异性并不是要放弃寻求审美共识，更不代表无限制地容纳各种不理性声音的存在，对于那些越出学术边界的杂音和噪音，以及一些盲目吹捧或恶意攻击的声音，必须进行有力的辩驳，在争鸣中让真理愈辩愈明，并最终形成一定的审美共识。无论是正面肯定还是反面否定，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是达成一种审美共识，推动文学健康发展。

作为一种思想的容器和观念的载体，文学批评需要对话，需要在不同声音的对话中，去慢慢接近真理。在对话过程中，必须以包容性、客观性、学理性为前提。失去了这样一个前提，批评本身的有效性和说服力都将大打折扣。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起到对于文学创作的引领作用，必须要在批评实践中坚持包容性、客观性、学理性的批评原则，努力建立起开放包容、客观理性的批评生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摘编自辛文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

材料三：

不同时期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会导致批评的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变化。文学批评是批评家思想的一种表达，不同时期，批评家个人所持有的评价标准、审美趣味、理论武器都是不一样的，文学批评的样貌也肯定很不一样。就新中国70多年来的文学批评而言，我们能看到文学批评与时代语境、西方理论资源、市场环境、新媒介新技术不断发生联系，从而改变了文学批评的总体格局。

当下，新媒体和新技术构成的新语境是文学批评必须面对的现实。新媒体使文学批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大众化。现在很多文学杂志、文学批评期刊、出版社以及很多文化公司，甚至个人都开了微信公众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批评一步步学院化，学院派文学批评的艰深与呆板一直为人所诟病。而新媒体文学批评的出现，使得滞重的学术规范带给文学批评的文体板结的症状，某种程度上正在慢慢改观。新媒体也带来了文学批评的融合。许多传统文学的作家们也放下身段去配合做各种宣传活动，甚至配合出版社去抖音、微视等平台进行文学活动直播。另外，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参与文学数据分析、文学发展走向预测、文学阅读心理态势、文学类型审美要素分析、文学排行等诸多文学批评环节，人工智能开始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在文学批评中发挥超常的作用。

（摘编自黄玲《新时代文学批评的新变与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