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典籍记载，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曾经发明文字。仓颉的传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为流传，他被奉为创造汉字的神，尊称为“字祖”。至今在中原地区的濮阳南乐、开封、鲁山、虞城、洛宁、新郑等地，还可以看到仓颉庙、仓颉祠、仓颉造字台、仓颉墓冢等遗存。

关于仓颉其人，我们已不可确知。不过，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肯定经过了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由少到多，由表意到意音兼备，约定俗成，逐步系统化的过程。文字系统的形成不可能由一个人或一个时代来完成。我们推测，大约在黄帝时期，可能确实存在过史官仓颉这样身份的人。他不一定独自创造了文字，却可能是最初对文字萌芽进行整理和传播的代表性人物。历史上对文字最早进行规范化整理的人还有李斯。他身为秦相，作有秦刻石和《仓颉篇》字书，曾辅助秦始皇统一文字。历史上最早把古汉字作为知识体系进行全面解说的是东汉的许慎。

从文字学史的角度看，东汉的许慎所撰写的《说文解字》，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中的字，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要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要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要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既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解释古代汉字的重要字典，也是一部总结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经学、小学的研究成果，进而探究汉字字源，并根据汉字的构形特征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的经典性文字学著作。自《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历代都有学者致力于汉字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字学。

《说文解字》最大的发明是对“六书”的阐述，即造字和用字的六个条例。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号，指示那无形的事类。三是“会意”。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个字的意义积成的。四是“形声”，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一个字是形，一个字是声；形是意符，声是音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造字的条例。五是“转注”，就是互训。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意义全部相同或一部首相同，可以互相解释的，便是转注字，也可以叫作同义字。如“考”“老”等字。六是“假借”，语言里有许多有音无形的字，借了别的同音的字，当作那个意义用。如代名词，“予”“彼”等。假借本因有音无字，但以后本来有字的也借用别的字，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字，本义的少，引申义的多，一字数义，便是这样来的。

除了传世字书《说文解字》之外，中国文字学的发展还得益于考古发现的出土资料。

据统计，目前海内外刊布的各种殷墟时期的著录刻辞甲骨已达90000余片，历代出土的相当于殷墟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多达6500多件。以这些甲骨文、金文为典型代表的商代文字符号，是我国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古汉字系统。殷商文明是在吸收、借鉴夏代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商代文字当承自夏文化，而且在殷墟时期尤其是从商王武丁以后有迅速发展的迹象。那时候，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时人大多是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可惜今天已不易见到，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翻铸在青铜器上。今所见殷墟时期的单字字目已达4100余个，可释字目在1340多个。这些存活着的古汉字多为人、首、口、大、小、山、川、木、虫、鱼之类的基本字，它们是汉字的基础，后世通过它们又不断地孽乳出新字。

秦以后，在文字学发展上更多地表现为书体的演变。秦灭六国，此时天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许慎《说文解字·序》载，“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合者……皆取史籍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是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文字改革，也是第一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文字规范。秦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文字学里一般把自甲骨文至小篆的汉字演变称为古文字阶段，而隶书以后的文字称为今文字阶段。“隶变”成了汉字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民众急于将汉字进一步简化和书写便捷化的愿望，但由于字体较难辨认而不能广泛使用，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晋代也称为“楷书”。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这是为了好看。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于晋代。大概正书不免于拘，草书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最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的缘故。

（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说文解字〉第一》，有删改）

材料二：

汉字由于是一种意符音符文字，具有结构复杂、异体众多和容易发生讹变等特点，在生活实践中和文化传播过程中，对于汉字发展规律总结有三：

一、汉字形体存在简化趋势。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在数千年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自然演变过程，简化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变图形为符号，删减多余和重复的偏旁，用笔画简单的字体代替笔画复杂的字体，截取原字的一部分代替本字等等。在历史上，汉字的简化主要是民间自发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字改革工作，一方面积极为汉字拼音化做准备，一方面对现行汉字进行了以简化字形、精简字体为主的大规模的整理工作。

二、汉字形体趋向规范化。早期的汉字形体没有一定之规，偏旁位置不固定，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同字异体现象也相当严重。汉字在简化的同时也不断地进行着规范化。汉字规范化主要由政府完成，当然，个体也可能影响汉字的规范化，例如撰写《说文解字》的许慎。

三、汉字形体存在形声化趋势。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甲骨文中主要是象形字和会意字，形声字所占的比例仅为20%，到了许慎《说文解字》，形声字已占80%，今天汉字中的形声字所占比例更高达90%以上。可以看出汉字的发展存在一个形声化的过程。

可见，汉字是一种与时俱进、能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不断自我调整的文字。

（摘编自徐光春《汉字文化》）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的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需选择，而是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照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节选自《乡土中国》，有删减）

材料二：

乡土情结作为中国人集体潜意识里的一种心理状态，主要由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演化而来，其基本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归隐山林的乡土情结。归隐山林源于志士或诗人对世俗社会人情世故的厌恶，更是对乡土自然的内心向往。他们远离尘世的喧嚣，而甘享乡居的宁静。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最形象的注解。

其二，思念故乡的乡土情结。“露从今年白，月是故乡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思亲本身就是一种浓厚的乡土情结，正是这种乡土情结的存在，即使“少小离家老大回”，但乡音始终未改。对于故土，国人始终是难以割舍的。

其三，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史记项羽本纪》中写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项羽为何自刎乌江？这句诗中可窥其因。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是人的欲望和价值扩大化的一种体现。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事业的成功只有得到乡人的认可才是最大的荣耀。

（选自高申贵《关于中国人乡土情结的文化思考》）

材料三：

乡土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成了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类成群结队地拥向文明发达的城市之后，人们的情感与乡土仍然有着不能阻断的精神联系，乡土成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也是滋补作家的肥沃土壤。马克·吐温对家乡密西西比河的乡村生活的描摹，福克纳对美国南方风情画般的描绘，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的广阔草原、森林和乡村生活的由衷赞美，都已证明乡土像母亲一样孕育了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从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茅盾、沈从文、废名，到后来的汪曾祺、孙犁、莫言等，他们始终痴情地关注着那片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土。

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是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这是相对于其他生活领域（如城市、军营、知识界等）而言的。这些“乡土作家”特别地关心乡间外观上和一般生活形式上区别于其他生活领域的特色，他们努力追求自己笔下乡间的独特性，并一律带有较为浓重的“乡恋”色彩。与此不同，莫言笔下的乡间世界基本上是在同一空间内展开。高密东北乡，一个中国古老、充满苦难的乡村，它不是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乡村，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被时间滤去了历史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特征，其生活呈现为最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暴力、死亡……他努力书写高密东北乡人的贫苦，写出他们的艰难抗争，写出他们虽贫困却有着不屈的精神、美好的道德与淳朴善良的人性，表现了作家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去整合现实、祈求故土复兴的美好愿望，成就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

（节选自黄志刚《莫言小说乡土情结探源》，有删改）

典故，在古代又称事类。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所谓事类，就是文章在表意抒情之外，根据故事来类比说明义理，引用故事、古语来论证今义。刘勰的界定与分类，今天依然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并接受。典故可以表现为一个词语或短语，也可以表现为一句话、一句诗甚至一段叙述。简而言之，典故包括事典、语典两类。

一个典故的意义，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典故最初生成时的意义；二是在文化传承的进程中典故被不断运用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甚至会大相径庭；三是当下使用的意义。简单认识一个典故的意义，关注其当下使用的意义也能粗略理解，但要深入理解一个典故的意义，这三者是不可或缺的。一句话，理解典故，不能脱离具体的空间语境：生成的语境，历史中使用的语境以及当下运用的语境。

一个典故的生成，首先是一个由多到少的凝练过程，故事类的典故尤其如此，关羽疗伤的大段文字最终浓缩为“刮骨疗毒”四字，甚或“刮骨”二字。比较而言，语言类的典故浓缩幅度没有故事类那么大，但也必须有此过程，如修齐治平，就是对《礼记·大学》中开篇一大段文字的凝练，见贤思齐背后还隐含着“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其次，一个典故的最终形成，还需要一个意义逐渐明确、固定的过程，典故生成的最初意义往往具有多种思想倾向，在生成之后的话语实践中借助新的具体语境被反复陈述，倾向渐趋固定，意义逐渐明朗，由此被大多数学者认可并使用。关羽刮骨的典故可以指向受伤，可以指向疼痛，也可以指向勇敢无畏，而在文人的反复引用中，最终固定在了意志坚强、勇敢无畏的意义层面上。因此，要深入理解个典故，不但要理解运用典故时的具体语境，还需要了解典故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意义变化的情况。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明确提倡“不用典”，倡导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并使用典故呢？

首先说明一点，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倡导“不用典”，并非彻底排斥用典，而是反对拙劣的用典，意在构建一个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系统。实践证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彻底隔断旧文化，经过改造的旧文化，反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得力资源。再者，典故尽管生成于古代，但并非一成不变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词汇群体而存在，随着汉语的发展，也有不少典故进入汉语一般词汇系统，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被人们广泛理解和接受。从最简单的层面而言，典故的存在，不但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而且在文本写作、语言交际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典故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论事说理的修辞手段，也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对话策略，同时它还是历史的一个个缩影，是复述和记忆一个民族过往经历、所思所想的关键词。从一定意义上讲，典故承载着传承历史、延续文化记忆的功能。因此，学习典故、使用典故也是在重温历史，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从此层面而言，学典、用典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摘编自王立群《典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