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程伟元与高鹗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楚明白。后四十回曹雪芹原稿是程伟元多年从藏书家以及故纸堆中取得二十多卷，后于鼓担上发现十余卷，乃重金购之。原稿多处残缺，因邀高鹗修补，乃成全书。张问陶与高鹗乡试同年，他赠高鹗的诗《赠高兰墅鹗同年》有“艳情人自说红楼”句，其注：“《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胡适拿住这项证据，断定后四十回是高鹗“补写”的。   

胡适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乃高鹗续作的评断，由几代红学家如俞平伯、周汝昌等发扬光大，变成了红学界的主流论调。后四十回的情节、人物、主题、文字风格等通通受到严厉批评。小说家张爱玲甚至以“《红楼梦》未完”为人生三大恨之一。

不同意胡适等人对后四十回看法的，也大有人在。林语堂认为后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鹗续作，高鹗只是参与了后四十回的修补工作。事实上，胡适虽然断定《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伪托补作，但他并未否定后四十回悲剧结局的艺术成就：“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

世界上伟大的经典小说似乎还找不出一部是由两位或两位以上的作者合著而成的。高鹗现存诗文有一定的水准，但并未显露像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那样惊世的才华。高鹗并未留下白话文作品，不知他小说中白话文驾驭能力如何。高鹗的身世与曹雪芹大不同，《红楼梦》是曹雪芹带有自传性的小说，是他的《追忆似水年华》，全书充满了对旧日繁华的追念，尤其后半部写贾府之衰，作者哀悯之情跃然纸上，似乎很难想象高鹗能写出如此真挚动人的个人情感来。何况前八十回已撒下天罗地网，千头万绪，换一个作者，怎么可能把那些长长短短的线索一一接榫，前后贯彻。人物语调一致，就是一个难上加难的问题。前八十回的贾母与后四十回的贾母说话口气，绝对是同一人物。《红楼梦》第五回把书中主要人物命运结局，以及贾府兴衰早已用诗谜判词点明了，后四十回大致也遵从这些预言。至于有些批评认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文字风格有差异，这也很正常，因为前八十回写贾府之盛，文字应当华丽，后四十回写贾府之衰，文字自然比较萧疏，这是应情节所需。其实自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月”，抄检大观园后，晴雯遭谗屈死，芳官等被逐，大观园骤然倾颓，小说的基调已经开始转向暗淡凄凉，所以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语调风格并非一刀两断，而是渐渐转换的。

后四十回的文字风采、艺术价值绝对不输前八十回。如黛玉之死、宝玉出家，这两场关键情节，写得哀惋缠绵、辽阔苍茫，如同两根梁柱把整本书像一座高楼牢牢撑住，使得小说的结局，释放出巨大的悲剧力量。前八十回写贾府之盛，写得再好，也只是替后四十回贾府之衰所作的铺垫。

（摘编自白先勇《正本清源说红楼》）

材料二：

关于高鹗是“作伪”或是“修补”的大问题，范宁先生跋语中有一段如下：

通过这个抄本，我们大体可以解决后四十回的续写作者问题。自从有人根据张问陶《船山诗草》中的赠高鹗诗“艳情人自说红楼”的自注说:“《红楼梦》八十回后皆兰墅所补。”认定续作者高鹗，并说程伟元刻本序言，是故弄玄虚，研究《红楼梦》的人，便大都接受这个说法。但是近年来许多新的材料发现，研究者对高鹗续书日渐怀疑起来，转而相信程、高本人的话了。这个抄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材料，我们看到后四十回也和前八十回一样，原先就有底稿。高鹗在这个底稿上面，做了一些文字的加工。这底稿的写作时间，应在乾隆甲辰(1784)以前。因为庚辰(1760) 钞本的二十二回末页，有畸笏叟乾隆丁亥(1767)夏间的一条批说:“此回未成而芹逝矣。”仍保留着残阙的形式，但到甲辰梦觉主人序钞本时，就给补写完整了。可见这补写的人，对宝钗后期生活是清楚的。这就是说，后四十回所写宝钗生活的文字，这位补写的人见到过。或者后四十回竟是出于他一人的手笔，也很可能。因此，张问陶所说的“补”，只是修补而已。

这正与我的解释“补”字相符。这证明高鹗的冤枉，至少他不是“写”，而是“补”。他未尝作伪，而有底本作依据，前八十回及后四十回一样。我很怀疑，此稿虽称为“高鹗手定本”，但是详看所添补，确为于红楼本事极熟悉的人。那么讲，所谓添补又非出高鹗手。我倾于相信，很可能是雪芹自己的手笔。况且稿本卷前题“己卯秋月堇堇重订”。己卯是庚辰前一年。“堇”，字典解为“土芹”，生于水者为芹，生于土者为堇。这个假定，关系太大了，看笔迹与我们所知或是雪芹手迹的“空空道人”四字相似，又高鹗所题仅说“阅过”而已。

（摘编自林语堂《说高鹗手定的<红楼梦>稿》）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水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与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家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阔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

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显然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为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最著名的莫过于松、竹、梅、兰、菊这五种不同科目的植物了。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这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抒情文学作品的情感诉求和思想意蕴,大多是通过这些物象或由这些物象所构造的意境完成的。它们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陶冶性情、涵养人格、砥砺人生的重要参照物,古人因而大多喜欢与这些自然事物为邻,甚至视其为至亲家人。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他的另一句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也很有名。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在这些自然事物中,松、竹、梅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美好品质和德行,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某种自然属性,同时也因为赋予其意义的古人自身,也存在与之对应的文化和人格诉求。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就人格构成而言,既强调“入世”所需要的积极进取、正直忠勇、刚毅坚韧的品德和意志,也重视“出世”所保有的清高孤傲、淡泊宁静、飘远萧散的情怀和意趣。这样的文化和人格诉求,正好与松、竹、梅的某些特性相对应,松、竹、梅自然就成了古人这种人格力量的化身。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松、竹、梅这样的自然事物,因此也就以它们与中国文化独特的本质力量相适应的性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格精神的对象物。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对象化的过程,这些自然事物就进入了精神文化系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表达意象和组成部分。这种对象化了的自然事物,又因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往往是通过审美的艺术创造完成的,因而又与中国人的审美旨趣有关。

中国人春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却是自魏晋以来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

（编自於可训《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人民日报》2018年10月03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