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化遗产与生活相遇

陈凌

①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随着这个日子日益临近，各地纷纷推出线上活动，让观众在云端就能了解和体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②灿若星辰的文化瑰宝，是历史的丰碑，是珍贵的记忆。漫步“海上花园”鼓浪屿，我们不一定能想象当年繁盛一时的景象，但一定能在历史风貌建筑散发的闽南韵味、南洋气息和欧陆风情中，感受到中西文化的交融交汇；置身唐代名刹大雁塔，我们可能无法复原“雁塔诗会”的盛况，但一定能在西石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中，领略唐代的盛世辉煌;走近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鎏金铜蚕”，我们不一定能体验到汉代鎏金工艺的精湛，但一定能在汉代养蚕缫丝之繁盛的故事中，了解先人开辟丝绸之路的伟大壮举。放眼神州大地，人文胜迹总是满载历史，一墙一瓦都是文化，山水之中皆有故事。我们理应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③每一个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生活的一个片段，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载体。时间无言，但它却会通过一个个文化遗产，铭刻下历史的文脉、民族的记忆。而凝结在文化遗产之中的文明底蕴，不仅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座，还为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深厚滋养。铭记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留痕，方能更好延续文化根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让文化遗产“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应让其“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要保护好文化遗产，更应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

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文化遗产既然是“遗产”，那也恰恰说明，它与现代生活是有距离的。如何缩小这一距离，让文化遗产不只是一件件静止的作品，而是活在当下、活在人们生活里的有生命物品，这也正是需要持续用力的地方。这些年来，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等节日热播，到创意视频“文物戏精大会”刷屏，再到《故宫日历》、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信笺等文创产品热销，这类文化现象也从侧面说明，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是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的重要方向，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

⑤最好的保护是成为日常所需。历史文化的滋养，既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历史回眸之中，也在可感、可知、可参与的日常生活之中。当博物馆“打卡”日益成为公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当故宫开发的文创产品频频卖断货，当陕西剪纸、遂昌龙粽等非遗伴手礼受到顾客青睐，“活起来”的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有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文化遗产曾有辉煌的过去，也应该有闪光的现在，并且还应充满生机地走向未来。让文化遗产与生活相遇，让它们亲民而不再“高冷”，有趣但不失厚重，这恐怕是擦亮文化瑰宝的必经之路。

⑥值得高兴的是，遗产日期间，多家网络平台将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一边是古老的文化遗产，一边是新兴的互联网业态，非遗“触网”启示我们，文化遗产完全可以融入当代生活。而这，也正是“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6月12日）

“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的。他在《文史通义》中评价创作了《通志》的宋代史学家郑樵：“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司马迁著《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史是在变化中进行的，《史记》就呈现出了这种变化。《汉书》作者班固对司马迁多有微辞，但也肯定“其涉猎广博，贯穿经传”。在班固之后，《汉纪》的作者荀悦和《后汉纪》的作者袁宏，都把“通古今”作为历史撰述的宗旨之一。班固的《汉书》是纪传体皇朝史，荀悦的《汉纪》、袁宏的《后汉纪》是编年体皇朝史，它们都不是《史记》那样贯通的历史著作。他们强调“通古今”的必要性，一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宗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二是“通古今”也是当时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王充指出：“‘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荀悦等史家所倡言的“通古今”并非只是体现著作内容上的“通古今”，更要注重对现实的关注。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最全面的通史撰述，梁武帝的《通史》则是最早以“通史”名书的通史撰述，它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史学上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宋史学家郑樵是阐发史学之追求——“通”的名家，《通志》是其名作。首先，郑樵强调“会通之义大矣哉”，他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撰述宗旨。其次，郑樵批评班固，认为其“全无学术”“断代为史”，“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应当指出，郑樵把“会通”与“断代”对立起来的看法，在史学发展上是不能成立的。

要理解“通史家风”的核心内涵，必须回到古代史学家对“通史”的理论认识中。“纵通”，即贯通古今，追源潮流，杜佑的《通典》上起黄帝，下迄唐天宝之末，“纵通”的特点非常鲜明。“会通”是郑樵极力提倡的作史方法，其“会通”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献资料的“会”，即广搜材料；二是古今历史的“通”。“横通”则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内容的考量与论述。

当我们以“断代为史”为参照审视“纵通”“会通”和“横通”会发现，文献资料上的“会通”和历史内容上的“横通”都不足以反映“通史家风”的主旨，因为断代史家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两点。在中国史学史上，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只要是优秀的史著，都需要广泛占有文献资料以及反映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这样才能留传后世。可见，“通史家风”是围绕“通古今之变”而形成的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通古今之变”是“通史家风”的真正精神内涵，是真正的通史精神。

历史上对一些史事的记述常有曲直、是非之分，只有在通史编纂中才能做到“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历史上对同一史事的记述也存在详略不同，以致“首尾交错，互有出入”而产生“抵牾”，也只有在通史编纂中“统合为编”，定其去取，以提出一个合理的说法。从史学史上考察，某些重大的、根本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往往是通史著作提出来的，并在学术史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笔谈》）

要用一个字来展示中国思想，那就是“道”。道源远流长，从文字上，可从楷体“道”，上溯甲骨文的“道”。这些字体在时间演进中有乍看难识的变化，但基本结构不变，都是人行走在道中。道在先秦成为中国思想的核心概念，《老子》开篇讲：“道可道，非常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道，作为中国的核心思想，有怎样的特点呢？

道首先以具体的道路体现出来。有路，人才知道怎么走。因此，任何事物，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道”，帝王有道，盗亦有道。在所有具体之道的后面，有决定具体之道之为道的宇宙之道。这就是老子讲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根本之道，就是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宇宙之道。要而言之，道是具体可感的形下之道与抽象可悟的形上之道的统一。

道是行道。道从行走之道中呈现出来。第一，当道路从脚下伸向看不见尽头的远方，行道呈现为不断变化的具体运动之道，从而道是行道和呈道的统一。第二，行道是人去行走，体现为人与道的主客合。道是在人的行走中呈现出来的，人不去走，就不晓得道究竟是什么。这就是孔子讲的“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道因人的践行而呈现出来。这与西方哲学要把主客严格分离才能得到客观真理的主流思想极为不同；也与卬度哲学要去我、去情、离俗、超世方能见梵悟佛的主流思想甚为区别。就此来讲，道是主体和客体的合一。第三，道能行，才真正算道，方为有用之道，道让人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道是引导。道路本身就是一条路线，具有引导作用，没有道，人不知怎样走，因此，人在道外，会被引入道中，人在道中，被道引着前行。道有两个层面，具体的形器之道和玄奥的形上之道。道作为引导，体现为在人的行进中，道是怎样的，自会呈现出来，犹如道引导人去得道之理，人走过各种各样的具体之道，这多样的“行走”自会引导人去思考这些具体之道何以影响后面的总体之道。对于中国思想而言，关键在于观道而行，而道有两层，形下的具体可见之道与形上的抽象不见之道，引导的作用在于用形上之道引导形下之道到形上之道。

道作为道路、行道、引导，可用语言进行总结，以让道之真得到普遍的传达。道也就体现为言说之道。言说之道包括具体的形器之道和形上的总体之道两个方面。具体形器之道也由虚实两部分构成，对其实的部分，要用确定性的语言，这就是孔子讲的正名理论和名家讲的名实理论。对其虚的部分，要用比兴之言。比兴之言所表达之虚，既与形器之实相连，又与形上之整体之道相连。比兴之言体现在五经和老庄的言说中，在《诗经》和《庄子》里尤为突出。

道是中道。古文字道的“人在道中”，内蕴着中国智慧的原点和历史演进的内容。人在道中，上溯到夏商周，是王在道中，甲骨文中的“道”出现在两类词组中：“王道（导）”和“道（导）王”。二者词义虽别，但其义皆为王在道中。这道可以是祭祀时仪式之道，可以是巡狩时的列邦之道。而仪式之道和巡狩之道，又是对天道的模仿，道最初是天神在天道之中。道与中国型的天文建构以及由之而来的“中”的思想，与中国型的政治建构以及由之而生的“和”的思想紧密相连。

以上几点，或可作为体悟中国之道的通幽曲径。

（摘编选自张法《道：众妙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