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原来是这么一个人

1995年前后，冯骥才在大众心目中还是一个传统作家、艺术家。他写的“俗世奇人”都是些天津卫的奇人奇事。恰在那时，天津这座他常年居住的城市面临一场旧城改造的风波。为了“抢救”这座600年老城的文化遗产，他邀请了诸多摄影师和专家进行文化采风和地毯式考察，编成《旧城遣韵》一书，还建议副市长建一座城市文化博物馆。

就在强调天津城市文化的时候，他看到了一本介绍法国著名作家马尔罗的书。马尔罗在任文化部长期间提出“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口号，在全法国做了一次文化普查，这大大增强了法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进一步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呼吁社会各界都参与进来。

这对他触动不小。他模仿法国人，当时提出了“大到教堂，小到荷包”的口号。他关于设立中国文化遗产日的提案在两会上获得通过，国务院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文化遗产日。

2003年，他受邀去巴黎，大量研究了法国大量的文化资料。回国后，随即着手做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以十年为期。在这个规模浩大的“抢救”工程里，民间艺术文化的分类、使用方式、传承谱系、传播方式、绝活传奇都被以文字、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并梳理清楚。他把这叫做“摸家底”。十多年过去，“家底摸清楚了”——“国家级的‘非遗’是1372项，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加起来超过1万项。” 他对这些数据记得很牢，脱口而出。

但他担心，日韩等其他国家“非遗”虽少，每项却有学者团队支持，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非得国家拨款建项目才行。80%的“非遗”项目都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因此他希望中国的知识界能“到田野里去”。

2013年，他又去了一次巴黎，给法国人演讲十年来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的工作。随后，他游览了欧洲几国的乡村，惊讶地发现 “所有的房子都很美，像童话一样”。这让他很羡慕。对比中国的村庄，不少已濒临瓦解和空心的问题。

回国后，他又发起了传统村落认定保护的工作，他认为，“世世代代居住的乡村有很美好重要的东西，承载着民族精神文化的DNA”。因此，摸完了“非遗”的家底，他又开始摸村落的家底了。

似乎，他又要忙上若干年了。

去年，《俗世奇人》18篇新作发表后，迟子建给他发了条短信：二十年了，你，笔头还这么健呢！一个“健”字，评价得极为恰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他文学创作的喷薄期，二十年后，再拿起笔来，新加入的故事依然精悍利落，硬度不改，津味儿也不改。

但时间却是大问题。《俗世奇人》的前、后18篇之间隔的20年，正是他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遗产保护的20年。“这么长的时间，我几乎放弃了文学，偶尔想起写东西，但是想起的时候因为太忙就放掉了。” 在图书订货会上，他被问起关于自己的文学创作的问题，却又总是无意中拐回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话题上。他认为，这些工作比他个人的创作还重要，他宁愿为此牺牲个人创作的时间。

然而当了许多年的作家和艺术家，他到底不能完全放下。他有一个“苦恼”，就是“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无法拥有小说家的纯虚构式的思维”。小说家的思维是纯虚构式的， “有段时间一定要活在虚构里”，“在现实和虚构间甜蜜的往返”。但他已经无法获得一个完全离开现实的纯虚构环境。《俗世奇人》这样的故事每篇大约2000字左右，他称它为“超短篇”。它们大概也是他和现实相互妥协后的一种“往返”方式。

“只能写这样超短篇的小说了。想写的太多，不知有没有时间。”他说，却是一副释然的样子。“我这个人我随缘，看上帝给我多少时间。”

（选自2016年1月22日《北京晚报》，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1月30日晚间，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目前发现部分海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异常，2017年的业绩从预盈调整为预亏5.3亿元-7.2亿元。公告一出，市场哗然。这是继2014年獐子岛发布公告称，因遭遇“冷水团”公司超百万亩虾夷扇贝“报废”后，该公司扇贝再次被宣布“跑路”。

近期不断出现的市场乱象，不由得使一些人感觉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就像进行一场“扫雷”大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企业曝出“跑路扇贝”，令投资者一脚踏空，赔钱蚀本。中国资本市场不容许用这么多带有戏剧色彩的公告，损害市场的严肃性；不能用业绩变脸、信披违规等手段，践踏市场规则；不能让股民真金白银的支持，换得“一地鸡毛”。资本市场应该有更加完善的市场规则，更加严厉的监管手段，更有执行力的退市制度，形成让上市公司尊重规则、敬畏规则的环境。只有这样，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护，优质上市公司才能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资源支持，中国资本市场才能风清气正，持续健康发展。

       （选自《新华时评》）

材料二

（摘选自《中国证券投资者结构全景分析2016年报》）

材料三

有投资者觉得，如果做股票亏了钱，就是监管没有尽到保护责任，这样的理解显然也有偏   差。对于股票等高风险投资品种来说，保护不代表“保赚”，正常投资风险仍然需要投资者自己承担。有效的保护，从根本上是建立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市场制度，打造健康完善的市场环境。比如，与散户相比，各路机构在资金、信息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一些人利用这些优势，肆无忌惮搞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忽悠式”重组，还有人炮制不靠谱的炒作概念、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引人上当，让普通散户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面对这些乱象，应敢于亮剑，重拳打击，对不守规矩、恣意妄为的“大鳄”形成有力震慑。

但是，回过头看，很多违法违规行为之所以屡屡得手，与很多散户投机心理强，从而忽视了风险防范有关。不过分热衷追逐热点，不盲目跟风追涨杀跌，其实就能避开很多市场陷阱，筑起保护自身权益的第一道防线。

       （摘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四

监会主席刘士余近日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提到：“没有波动的资本市场是一潭死水，但惊涛骇浪一定是弱肉强食，市场被操纵。”由此可以看出，股市出现异常波动，往往是一些人搅浑水，从事违法违规行为而引发的“人造波动”。从严监管，创造干净清朗的市场空间，是促进股市稳定、防范风险的重要一环。

从A股市场现实情况看，个人投资者开户超过1亿户，大户和部分机构投资者投机心理强，大进大出、快进快出，市场“羊群效应”很强，极易形成行为趋同、跟风操作。正因此，A股市场上反复出现“蹿天猴”式大起大落。

郝旭光表示，流动性波动只是股市波动的表面原因，深层次背景是人们对经济走势、上市公司盈利趋势以及政策面、改革举措的信心。避免资金非正常进出，一方面应控制好各种杠杆工具，防止过度使用，另一方面要做好各项基础工作，完善市场制度，一个健康有序、能够提供长期回报的股市才能吸引长期资金进入。

郝旭光认为，政策本来就应该逆周期，讲究前瞻性和预见性及相机调节。在股市中，违法违规行为和异常情况一旦发生，往往会产生很大震动和危害。事后监管虽可以惩戒违法违规活动，让肇事者付出代价，但无法挽回已有的损失。因此，监管上需要更突出预防性，“从早、从小、从严、常态化”，以减少不利事件、违规行为发生，防患于未然。

       （摘选自《人民日报》）

绿   雁

罗旭峰

他是一位乡村邮递员，是衔着我的好消息，经十三公里乡村机耕道向我扑来的绿雁。我叫他吴老师，他叫我小罗。自从我开始热衷于把稿件拜寄给远方，美美的期待就鹄望于每一天，思绪随着吴老师的来去而起落如潮。

我多么欢喜看到邮车轮毂翻飞的样子，多么欢喜听到“报纸哦--书信--来了哦!”这叫卖似的吆喝时常激起我的喜悦，也曾落下无所得的黯然。这种情绪也辐射着吴老师，当我有信件的时候，他就会一脸笑容地向我走来，一边拂开额头上稀疏的白发，一边掏出信件，两手端举，奉在我手中。他不说过多的话，只是呵呵笑着。然后驾起他皮色斑驳、叮当嘶鸣的老铁马，举起的左手向后摇摇，是向我作别，更是策马奔驰……

然而近年来，我总把这份期望重重地压在心底--吴老师不利落了，来去不再准时。人们说他打零工摔断了三根肋骨，我说他不是有工资吗?人们摆摆手，用嘴角抿着轻笑。每每想打个电话问问，问问他的身体，更问问我的信件，但终以叹息之声作罢。我知道我无法再期待这个报喜者，原本的喜悦一旦被时间长期过滤，也变得犹如嚼蜡。我甚至想过行使追究的权利，叫吴老师吃亏，叫这匹墨绿的驽马没过冬草吃，可是晓得个中情由的人又摆摆手，仍然用嘴角抿着轻笑。

我知道的是，吴老师本是小村庄的代课老师，一干就是十年。四十岁的时候被聘请到乡镇工作，十五年后因文化年龄等原因遭到清退，带着委屈和无奈，回到邻居的冷言冷语之中。雪上加霜的是，吴老师有一个弱智多病的妻子，还有七十多岁的老父母，膝下又没有子女。想到他这样的家境，我也便不再忍心追究了——凭他现在的情况，恐怕在这一行也干不久了。

我是分毫不指望他了。怪就怪自己没能耐，十几年了还窝在深山野地。然而这种牢骚发来无用，平添不快而已……

恍惚间，好像看到了吴老师的样子——“小罗，你的信，好像是一本大大的书。”没有吴老师那熟悉的呵呵声陪衬，我觉得是做梦。“小罗——”这声音十分微弱，在我耳边徘徊，又忽隐忽现。他双手端举着一个信包。他头发花白而稀疏，颧骨尖耸，眼睛眍。

从那以后，我几个月没收到信件了，直至那天，一辆崭新的四轮机动邮车大声武气驶进单位院坝，让我确认了：吴老师确实不会再来送信了。

就在那之后不久，我无意间听说了吴老师那“事故”的前因后果。

为了贴补家用，吴老师当邮递员的同时，还兼了一个按农村人说跟鬼打交道的“工作”，就是给死去的人净身、穿寿衣，这倒是一个紧俏活，还常能有两三百元的额外礼赠，但总不能天天死人吧!后来，吴老师狠了狠心，向村长要了一个“金刚”名分，农村里抬棺材的人就叫金刚，大都身强力壮者所为。每当执事大声喊道：八大金刚抬不抬?抬!八大金刚更大声地应到，但是吴老师像一棵枯树一样折了，弄断了三根肋骨……

现在，连邮递员工作的每月二百六十元补助金也泡汤了。

我突然想到，那次吴老师送来那本大大的书，或许是他邮递生涯的最后一站了。我又想到，吴老师一定时时关注着我的每一次信件，充当着我的第二双眼睛，因为他说我是大文化人的时候，那浑浊的眼睛就像父亲一般温暖。

万幸的是，不久又有消息，吴老师的双老已经被民政部门安置在了福利院，他的妻子跟在吴老师左右。而因为吴老师对弱病家人的不离不弃，他的家被县上评为最美家庭，也因此被安排到福利院从事护理工作。

今年3月，我因公去了一趟福利院。当我再次看到吴老师的时候，他已经把白发梳成了小偏分，干净而精神，腰杆也直了些，见了我，突然端直了双手，呵呵笑着说：小罗，来接喜——我一愣，立正，接过了他手中并不存在的“信包”。我们都笑了。

我们喝着茶聊着天。他说，他不仅给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穿衣喂饭，也给去世的老人净身穿寿衣。他还叫我好好做文章。他很想表达些什么，可没能说出来，但我知道吴老师想说的话是：做文章就要像送信一样诚信，像照顾家人一样温暖，像对待逝者一样敬畏。

（选自《人民日报》）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其祖其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八：礼治秩序》，有删改）

“根”的意义，对于理论来说，包括基础范围的广度、思想来源的深度和影响时间的长度。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深沉、更持久的自信，蕴涵并彰显此“三度”，所以成为理论自信之根。

我国传统文人常用“腹有诗书气自华”显示自信。从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关系看，“腹有诗书”是基础，“气自华”或“‘论’自华”是自信的结果和表现。按文化大逻辑，理论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种类；先有文化、再有理论，如同先有根、再有树；文化体量大、资源足，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文化朝气蓬勃、生机盎然，激发理论之树茁壮成长。理论是一种关乎价值观念、抽象的甚至是逻辑化的特殊文化，虽不像自然科学那么程式化符号化、历史学那么精细化系统化、艺术那么形象化、生活方式那么具体化，但离开它们，就“穷得只剩下逻辑了”；如果“唯理论而理论”，理论自信“只应天上有”。

理论不是“空心菜”，而是文化的结晶、文化海洋中耸立的灯塔。1973年，汤因比提出一个著名观点，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和终结的文明，其世界主义精神、人文主义价值观等，将成为世界文明的希望和未来。如同“探骊得珠”或“冰山一角”，这一理论主张来自博大精深的世界历史文化，来自他对世界历史扎实而深入的研究，来自令众多文史学者叹为观止的《历史研究》。他的文化自信、学术自信促使他产生理论自信，能够作出这样的结论。存在决定意识。当历史的物质存在和意识产品转化为历史文化、成为“被意识”的历史存在，也就成为理论生成的一个源头、理论反思的一个对象、理论提炼的一个熔炉、理论链接的一个要素、理论自信的一种资源乃至资本。文化史告诉我们，文化不只是理论的“充电器”，也是理论的“发动机”，文化底蕴的厚薄、文化功率的大小、文化研究的深浅往往决定理论的深度和厚度、理论自信的强弱。

理论是思想精华，只有与文化合流才能源远流长、千古流芳。先秦“诸子百家”，源于此前的传统文化和当时的社会文化，演进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成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文化自信包括对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肯定、领悟及超越；由此生发的理论自信，促使提出的理论与传统文化“接得上”，与当时人们文化心理需求“合得上”，在现实文化中“落得下”“叫得响”；面向未来，“传得开”“传得远”。

文化自信的要义在于精神自信，理论自信的要义在于价值自信，或“根”或“果”，都是为了塑造和提升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革命文化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当代中国人就能清晰呈现自己的人文精神和本质力量，明确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内涵，以更加充沛的精神状态、更加鲜明的价值追求，昂首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节选自201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我们这个时代，学习的方式，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从“考试式学习”向“破案式学习”的过渡。

此话怎讲？

过去的学习，知识的门类是固定的，问题也是清晰的。而且这些知识都已经被体系化，以文字的方式确切地写在经典里，你只要去学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求知方式应该是勤奋、专精、系统化地学习，而学习效果由各种各样的考试来衡量。这种学习模式被称为“考试式学习”。

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有过著名的“刺猬与狐狸论”：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传统社会显然更需要刺猬式的专家，但是今天，“考试式学习”模式正在遭遇巨大的挑战。原因很简单：第一，人类的知识总量已经太大了，大到任何一个人，用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消化。第二，知识的确定性正在丧失。知识本身在频繁更新，今天还是共识的东西，明天可能就不对了。问题越来越多，但是确切的答案越来越少。

那怎么办？美国顶级畅销书作家庞德斯通在《知识大迁移》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开脑洞的办法：除了专长之外，你要尽可能多地、碎片化地掌握一些知识的皮毛，不用系统，不用深入。

过去的知识是固化的，学习者跟它的关系，有点像人和财富，是占有关系，占有得越多越富有。但是现在不行了，知识多到你根本就占有不过来。

打个比方，过去水很少，而自己这个容器很大，往自己这个空桶里装水，当然是装得越多越好。而现在，水已经多得像大海，你就别想往身体里装了，学会在水里面游泳就好。

不管什么知识，都成了你踏入未知世界的踏板。一个片段的知识，会成为你求知路上的援兵，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作用的接应。它不是答案，但它是通向答案的钥匙。

还记得那个爱下围棋的数码工程师吗？过去，围棋只是业余爱好，但是现在，正因为他对两边都懂一点，所以，击败人类棋手的人工智能AlphaGo才可能是他开发的啊。

那些一鳞半爪的知识，孤立地看可能没有用。但它极有可能在机缘凑巧时，填补一个你认知世界的空白维度，那它就是价值连城的。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华生的时候。他马上判断出他是一个从阿富汗回国的军医。为什么呢？因为华生有医务工作者的风度，同时还有军人气概，那他肯定是个军医。左臂动作僵硬，说明刚刚受过伤。那当时什么地方刚刚打完仗，有可能让一个军医受伤呢？阿富汗。所以，结论就出来了。

你看，福尔摩斯只需要一个片段的知识——阿富汗刚打完仗，就足以让他完成一整套推理。他并不需要深入细致地了解这场战争。

这就是“破案式学习”。过去的学习，是面对已知的学习。现在的学习，是面对未知的学习。人人都是福尔摩斯。

（选自《青年博览》2019年第7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