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丹尼索瓦人，这个已经灭绝的神秘人种正改写我们对人类演化的理解。2010年，科学家在西伯利亚南部的一处考古遗址——丹尼索瓦洞发现了一个当时未知的远古人类群。根据保存在一节指骨内的DNA，研究人员将他们鉴定为一个独立的物种，并命名为丹尼索瓦人。这项发现使得那片偏远之地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那块骨头属于一名生活在大约十万年前的女性，她的母亲是尼安德特人，而父亲则是丹尼索瓦人。他们给这位举世瞩目的年轻女性起了个名字：丹妮（Denny）。

继丹妮被发现之后，科学家又在丹尼索瓦洞找到了其他古人类的骨骼残片。很多科学家梦想能找到更完整的遗骸以及人工制品，这样他们就可以弄清楚丹尼索瓦人的长相、可能的行为模式，种群的分布区域以及他们与其他人族成员（包括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相遇。

丹尼索瓦人在被发现近十年以后终于成为了研究的焦点，科学家们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在丹尼索瓦洞以外的考古遗址挖掘到更多属于这个古人类的遗骸，研究者提出的一种可能性是来自中国的一些不同寻常的化石也许是丹尼索瓦人的。

（摘编自Ewen Callaway《丹尼索瓦：古人类的“打卡胜地”，考古学家的宝藏洞穴》）

材料二

北京时间5月2日凌晨，最新一期的Nature杂志刊发了一项重磅发现，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陈发成院士领衔的团队，通过古蛋白组学的分析，确认中国甘肃夏河地区出土的一块下颌骨化石属于丹尼索瓦人。对化石粘附的碳酸盐进行铀系法测年后，确定该个体生活的年代距今至少16万年，属于中更新世晚期。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丹尼索瓦人和青藏高原的史前人类活动这两个国际热点问题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次发现，是考古学界首次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以外确认丹尼索瓦人化石。鉴于目前的丹尼索瓦人化石属指可数，该下颌骨化石为丰富丹尼索瓦人的形态提供了新证据，也为深入了解东亚直立人、古老型智人与现代智人的演化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块16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也更新了古人类最早踏上青藏高原的时间，表明古老型人类早在中更新世就踏上了青藏高原。在现代人到来之前，他们已经成功地适应了高海拔的缺氧环境。

（摘编自郭林（丹尼索瓦洞之外的丹尼索瓦人，在中国的青藏高原现身了》）

材料三

关于东亚人群的起源，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均支持非洲起源说。但是也有学者通过对比研究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出土的古人类化石，认为中国人本土起源学说更加合理。

不过，自非洲发掘的古人类化石具有更好的传承体系，从南方古猿到能人、匠人（直立人）再到早期智人、智人，这个发展体系是完备而详尽的。发展脉络也更加清晰。而中国乃至亚洲目前还没有发现比直立人更早的化石样本。并且从DNA研究来看，我们和北人等直立人也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血缘关系。

因此许多学者都主张如下观点：起源于非洲的直立人大约在200多万年前，辗转来到东亚大陆，在我国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些直立人一直在东亚生活了一百万年。约在30万年前，丹尼索瓦人来到了东亚，在长久的竞争中逐步淘汰了元谋人等直立人。随后，大约在5万年前，更为先进的智人终于开始征服亚洲，以更加迅猛的速度淘汰了丹尼索瓦人，最终进化出了我们的祖先。在征服丹尼索瓦人的过程中，智人和丹尼索瓦人有过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因此，亚太地区的许多人群依然携带有丹尼索瓦人的基因，其中又尤以大洋洲、南亚等地区人类基因组内的丹尼索瓦人基因含量最高。

所以不难想象，丹尼索瓦人化石资料的进一步发现，将会给史前人类的进化迁徙研究带来令人鼓舞的推进，也会让我们更加了解祖先的历史起源。

（摘编自（青藏高原首次发现丹尼索瓦人下颚骨化石》）

透视“李约瑟难题”：呼唤创新文化

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曾经有一道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确实，元明以前，华夏大地在科技和经济很多领域都领先于世界。但是到了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科技的突破和工业的崛起，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却纷纷落伍了。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比较近代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18 世纪以来，世界科技中心和工业中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由弱向强的转移，是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17、18 世纪，那里有较为宽松的宗教背景，为牛顿等科学家提出超前的、有创见的理论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其先进的市场意识、商贸手段也为蒸汽机等技术发明和产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国是世界科学中心、技术中心和产业中心。

我们再看看德国在近代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德国的迅速崛起，要归功于德国哲学思想的活跃以及宗教改革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方面政策措施的实施；归功于学校教育方面的创新，归功于将大学专业教学与专业研究结合起来，促使大批的青年人才直接参与科学前沿的探索活动，促成了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因素的长期积累。这种新型模式催生了现代大学研究开发机构，为科研和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开辟了培养创新人才的先河。

现在世界科技和经济“超级大国”美国，也是通过文化创新而后来居上的。美国为什么能够成功？最大的因素，是有一个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

古今中外的例子充分证明：一流的成果需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人才的环境。不论是技术创新、科学创新、体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都是一种求异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其最大特点是探索，是敢想敢试敢闯，其结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失败，而且失败的可能性甚至会大于成功的可能性。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经济繁荣的时代，都需要重大的人文创新来导引，需要文化的繁荣。科学的发展、技术的突破、体制的改革，最后都归结到文化的创新。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电子垃圾指被废弃不再使用的电器电子产品。工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主要电器电子产品年产量超过 20 亿台,每年主要电器电子产品报废量超过 2 亿台，重量超过 500 万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垃圾产生国。但电子垃圾中含有金、银、铜等贵金属,被称为“城市矿产”。有调查显示，目前一吨废旧线路板,可提取 40 克黄金、200千克铜及其他贵金属,对于 我国这样—个资源缺乏型国家来说,这些垃圾只要合理回收和利用就可以变废为宝。

只是,如果回收不当,电子垃圾中的大量危险、有毒、有害物质将进入土壤，就会对水源产生巨大的污染；电子垃圾含有多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虽含量不高但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非常 大，未经分类的电子垃圾，在进行统一填埋、焚烧处理时，就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摘编自《每年两亿报废电器浪费惊人》,2017 年 5 月 16 日中国家电网)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15 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96.7%的受访者家中有废弃不用的电器电子产品，其中 43.8%的受访者家中有很多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受访者对电子垃圾处理的认知和实践情况如下图。

我国在 2011 年实施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认定了200多家有资质的电器电子废弃物回收企业，也将很多电器电子产品列进了回收名录，包括典型的“四机一脑”,即电视机、冰箱、空调、洗衣机和电脑,还有手机等。但从实行结果来看,还存在电器电子废弃物回收途径混乱、负责回收处理的企业因回收原料不足而“吃不饱”、回收市场无序无章和电器电子废弃物进入国家认定的企业难等问题。91.6%受访者认为需要建立正规、可信任的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渠道。具体到如何处理电子垃圾的问题上，69.7%的受访者希望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统一回收处理，64.6%的受访者希望向大众科普电器电子产品关键零件的拆卸保存方式，44.2%的受访者建议由产品商家负责回收处理。

(摘编自《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该如何处理?》,2017 年 9 月 7 日《中国青年报》)

《2017 年全球电子垃圾监测报告》指出，2016 年全球产生的所有电子垃圾中只有 20%被回收，未被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约 4%被直接扔入垃圾填埋场;其余 76%则被不完全处理。

目前我国电子垃圾的回收仅为收集和简单的拆解,无深度处理和回收。广东省贵屿镇是我国最著名的电子垃圾拆解产业聚集地，但仍然使用原始的“洗金”“烧板”等方式进行提炼，贵 屿镇水源、大气、土壤等普遍受到污染。

西方发达国家在电子垃圾处理方面回收效率高、产生污染少，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比如,德国电子垃圾回收超过 45%，建立了至少三种电子垃圾回收渠道:市政处理部门开设的大型回收 站、环保公司提供的回收点和销售电子产品的商店。这样健全的回收体系需要政府、企业、商家和公众共同努力。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当下电子垃圾处理中值得提倡的一种解决办法。苹果公司推出的用于拆解苹果手机的机器人，每拆解十万台苹果 6 手机能回收 1.9 吨铝、0.8 吨铜等，这些回收的铝将用于制作新苹果产品。戴尔、惠普等企业也都已建立相对完相回收制度。

中国在电子垃圾管理和处置方面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依然任重道远。

(摘编自《电子垃圾亟待绿色处理》,2018 年 4 月 6 日人民网)

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其发音是约定俗成的。但纵观历史，汉语语音的变化之大，其实远超过文字、词汇和语法。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到隋唐时期民族融合中塑造的“唐韵”，再到近代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形成的普通话，语音的流变从未停止。一条河流之下，有着千万年沉淀而成的河床，这是河流的本质。从时间和历史的角度去看，语言也是如此，它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有着文化传承的功能，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我们能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中感受委婉的韵致，能从“天似穹庐，笼罩四野(yǎ)”中体会旷野的苍凉，这是语言文字跨越时空的力量。有语言学家说，朱熹穿越回春秋时期，也听不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究竟在说些啥。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发现“平分阴阳，入派四声”这样的规律，在语音的演变中看到那决定河流走向的河床。而诗词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更承载着文化与心灵的密码。中国传统诗歌对字词读音相当讲究，既要押韵，更讲平仄。即便读音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仍能从这些音调韵脚中，领略唐诗宋词的曼妙音符。而那些处于诗句关键位置的“诗眼”，更是保留下日常语言中已经不常见的读音，让人从中感悟音韵之美、语言之美。当下，公众吐槽诗词中读音的修改，也正是有着一份对传统文化的呵护之心。公众希望留存这些“诗眼”，其实也是想为传统文化在汉语发音中留存一些“气眼”，让日用交流的语言，至少在诗歌中能够多一份文气、多一份古意。如果只是为了“规范”“统一”等原因而“去异求同”，也就难免在不经意间丧失了记忆，也丢掉了更好地理解传统、理解先人的机会。

文化和文艺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大浪淘沙、新陈代谢的过程。能够活化并作用于现实当下的历史文化，能够接受创新变革并指向未来的历史文化，才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化。而文化、文艺的高峰，正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民族的精神标识和成果标志。

创新独造是人类活动和文明进步的本质特征。文重质美，艺贵求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而高峰者，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成果、文艺作品创新的顶尖水平。高峰作品的产生孕育于众多的精品佳作中，它不在于热闹多寡与否，而着重在其能否具有深度、温度、高度和广度，具有“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特征，以及蕴含其中的开创性、独特性。然而，“高峰”的评价称谓，常常不是由同时代人作出。能否担得“高峰”称谓，需要经过历史沉淀、学术追问、岁月过滤，由不持偏见、不含成见的史识者们给出判断。

当代中国文艺家正逢历史以来最好时期：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文艺创作环境宽松自由；人民大众的文化娱乐需求和消费能力快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发展，警惕、克服文化生产、文艺创作中伴生的多重无良弊端将是一项长期任务。此其中，拒绝深刻、瓦解崇高、调侃经典，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等现象有之；淡漠生活、淡化主题、善恶美丑不分，颠覆价值理念、标榜以反主流文艺现象有之；更有文艺批评失语、缺位，浮泛表扬远多于尖锐批评而导致良莠莫辨的失范现象形成了不良循环效应……凡此种种，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销蚀着文化产品、文艺作品铸魂、塑人的应有之义，也成为导致文艺作品“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 ”现象的症候所在。

先哲有云：文以载道。创造属于我们时代的高峰作品，离开了文艺家高尚的思想情操、文化情怀，高超的艺术修养和创新的智慧与勇气是不可想象的，这关乎作品载什么“道”的问题；其次需要文艺家较全面的综合素质、宽阔的视野和文化眼光，这关乎如何“载”的问题；然后才是想象力、驾驭作品形式风格、技术语言的能力，也就是“载”的具体方法问题。任何一个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文艺家，都不会因世俗欲望和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谬误而丧失应有的人文情怀，迷失信仰与理想，而坐视精神钙质的流失。文艺家必须自觉拒绝以创作自由、尊重多样化为借口，放松对作品的打磨锤炼、放任于低俗趣味的蔓延和资本的绑架而不自知，唯有如此，才可能使作品突破“高原”的制约与极限，向着“高峰”攀援。

（摘编自冯远《以传世之心而为传世之作》）

最早的“钱”是兽皮，是贝壳，甚至是笨重的铁块，到现在，世界各国一无例外都使用一种特殊印刷的薄纸——纸币。“钱”，说到底，仅仅是一种信用符号，随时可以兑换为等值实物。因为它便于保存、分割、携带，故而全世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古今，逐渐都接受了它。而它的信用，则主要由国家法律支持。

就在上一个千年之交的北宋，中国社会的经济交易中已经大量使用纸张印刷的货币——“交子”。交子作为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流通和支付手段，最初是由四川商人联合发行的，基本上只在四川境内流通，因为可以随时兑付，迅速得到社会承认。后来，虽然这些“钱商”破产了，但是“钱”的便利却没有破产，官府立即设立专门机构，发行“官交子”，流通范围扩及各地，虽然名义上仍可兑付，实际上却基本不能兑付，其信用仅由官府强制保证。南宋年间，虽然铜钱和白银同样流通，但是纸币已是主要货币。

元代在全国范围实行纸钞流通制度，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忽必烈在位时发行的“中统元宝钞”，虽然开始的时候一度可以兑换，但是很快就停止，并且进而禁止铜和金银货币的流通。明代发行“大明宝钞”，则从不兑现，并且还禁止铜和金银的流通，后来只是因为纸币信用太差，禁止铜金银实际上行不通，朝廷才被迫解除禁令。不可兑换的纸币，其信用受发行量的影响很大。正是由于宝钞滥发，急剧贬值，自宋朝开始的这种前现代形式的纸币流通，在明代就逐渐退出经济活动。

曾经在忽必烈宫廷供职的马可·波罗这样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奇事”：“大汗国商人所至之处，用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竟与纯金无别。”一个“竟”字，让我们知道中国的纸币对于当时外国的上智人士仍然是未曾想象过的事情。纸币，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钱”的世界如何运转，虽然现在是电子货币登场，纸币的社会角色仍然不容忽视。

“钱”变为“纸”，表面上轻了，实际上重了。最近一千年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是围绕着那张又轻又薄的“纸”展开的。

人们对“钱”的追求，开通了全球交往。以西方历史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代表，西班牙发现美洲和葡萄牙人抵达印度，后来则有“海上马车夫——荷兰”，以及把“米”字旗插到世界各地的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都是追逐着“钱”而走遍世界。

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欧洲国家是货品的净输入国。中国和中东国家都很少从欧洲进口商品，这样，欧洲国家就需要支付金、银等“硬通货”。中东国家要求黄金，这促使欧洲人从非洲等地掠夺和开采黄金，用于中东贸易；中国要求白银，这促使欧洲人到美洲等地掠夺和开采银子，与此相应的是始于18世纪的欧洲人地理发现的“白银时代”。历史上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银本位，所以货币都可以折合成“银两”，一直到民国初年。 

（摘编自王则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