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日前宣布拟推出新规，要求无人机操作员必须“实名注册”，还要参加类似驾驶理论考试的安全意识测试，试图借问责制从源头强化管理，规范无人机使用。

被喻为“上帝之眼”的无人机不仅在军事、工业勘测、商业配送等领域功用丰富，在民用领域也越来越受到青睐。据统计，2017年全球无人机的产量将接近300万架，比2016年增长39%，市值超过60亿美元。然而在技术和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安全隐忧也在不断增加。

上个月，一架无人机出现在伦敦盖特威克机场跑道上，导致数十架飞机无法降落，机场也短暂关闭。从无人机面世至今，全球各地不断有其干扰民航客机，造成后者延误、迫降甚至返航等情况。同时，无人机可能带来的对私人领域的侵犯、个人隐私的窥视也引发担忧。各国政府因此不断规划实施对无人机的管理，不过，宽严幅度则相距甚远。

在法国，一名少年因使用无人机拍摄城市全景即被起诉，理由是可能造成对他人的危害。根据法国目前颁发的法规，除机场、军事区等敏感地区禁用民用无人机，城市及周边地区，包括公路、公园、沙滩等公共场所上空同样禁用无人机。即使是私人区域，未经允许也不得随意对他人及其所有物进行拍摄，更不得以商业为目的进行传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类似严格的举措也在施行。

相比之下，爱尔兰等国家的管理措施相对宽松，爱尔兰仅要求重量在1000克以上的无人机进行登记。英国交通部的研究也显示，400克以上的无人机就有可能对商用飞机的驾驶舱玻璃造成损伤。

毋庸置疑，维护公共及私人安全领域不受市场盲目逐利的侵害，乃是监管的第一大功能。但是，采取合适的力度使之不损害行业发展的前景、不打击研发的积极性也是判断监管适当的重要标准，像英国运输部官员马丁•卡拉南所指出的，“要试图通过无人机新规优先保护公众，同时最大程度发挥无人机的潜力”。去年底，在美国的监管严规拒绝亚马逊公司测试无人机送货之后，英国作为“全新的自动化技术方面全球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欣然接受了亚马逊的测试请求，而且亚马逊也只是在英国测试类似产品的“众多大公司之一”。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发展中新的业态不断涌现，特别是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还带来商业模式、服务模式的更新与比拼，对新生事物的发展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而有效的监管一方面应该成为引导规范新兴行业发展的利器，另一方面则应成为帮助平衡其商业潜力与人们安全需求之间的天平。

完善的监管方案本身也是一种宝贵的“发明”，其价值终会在时间的检验中得以呈现。

（摘编自李应齐《给无人机直规矩》）

A．无人机被喻为“上帝之眼”，近几年来，技术和市场迅速发展，安全隐忧也在不断增加。

B．各国政府在不断规划实施对无人机的管理，不过，美洲和欧洲的宽严幅度相距甚远。

C．不损害行业发展的前景、不打击研发的积极性是判断监管适当的首要标准。

D．能有助于商业潜力与人们安全需求之间的平衡即称得上完善的监管方案，这方案本身也是一种宝贵的“发明”。

大数据将帮助静态的城市管理体系向动态的生态系统转型。人口管理政策也可以采用更具灵活性的政策工具集，为人口生命周期内的自由流动服务。我们可以观测到北京人口的实时变动情况，跟踪人口的流向，观察京津冀三地间人口流动趋势变动，通过对人口的全面、动态地监测，提供弹性、及时的设施配套和其他服务。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城市群的大空间尺度上，实现更加人性化的人口管理。城市群内部的部分城市人口减少，但整个城市群的人口空间分布会得到优化。

除了人口之外，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定量化、精细化、全面感知的技术手段，来分析检测各种真实要素流动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全面、立体、实时地识别城市群的问题，进而促进多种要素资源的高效利用。例如通过对城市群内部经济流的深度分析，可以明确不同城市、不同产业间的关联和量化关系及产业演进路径，为各城市在城市群层面的精准招商、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决策支持。多源、多维度大数据的综合，可以实现对多重要素的叠加分析，帮助城市群实现人口、产业和环境在城市群层面的合理匹配，优化城市群的布局和空间形态，提升其发展效率。

城市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而城市群作为城市的集合，生命体征的复杂度更是以指数增长。如果说传统的统计数据像传统医学一般，根据经验为城市群的发展开药方，那么，大数据则会像新兴的精准医学那样，通过对城市群体征的全息检测，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和精准的治疗方案。

对于城市管理部门来说，以数据为基础，构建动态的监测指标体系和信息化管理平台，是城市群协同发展、智慧提升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化城市群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大数据为城市群协同发展提供智能支撑，支撑区域政策的制定科学化、管理的精细化。

而对于开发商来说，随着城市群发展与区域联动的进展，以及我国大都市郊区化和要素外溢，各大城市的外围辐射区域也开始成为我国城市开发新的增长点。大数据可以帮助开发商精准研判城市群价值空间特征，寻找城市群核心城市外围辐射区域的价值潜力。通过构建全周期、集成化、定量化、智慧化的城市开发和资本运营平台，优化投资和开发效绩。

公众亦在大数据介入城市群发展的过程中获益。事实上，各种人流、车流、信息流等大数据，均来自公众的时空活动行为。每个人都在以“用脚投票”的方式，为城市群的全息观测和研究提供了行为样本。基于大数据的人口监测将促进人口的有序流动，有力推动我国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最终为城市群发展的核心主体——居民们提供更完善的福祉。

以往的智慧城市都是单一城市的发展路径，如今大数据与城市群发展的融合，将实现多个城市的“群体智能”。最新的大数据、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新IT时代”的技术，将在新时代的城市群发展和运营中全面、综合、动态地实现数据价值，为城市问题提供与时俱进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摘编自李昊《大数据激发城市群的“群体智能”》)

足下的文化与野草之美

——一个景观设计师的手记

俞孔坚

歧江公园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区，园址原为粤中造船厂旧址，总面积11公顷，其中水面3.6公顷。场内遗留了不少造船厂房及机器设备，包括龙门吊、铁轨、变压器等等。粤中造船厂始建于1953年，终止于1999年。作为工厂，它不足称道。但几十年间，粤中造船厂历经新中国工业化进程艰辛而富有意义的历史沧桑，特定年代和那代人艰苦的创业历程，也沉淀为真实并且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而在当今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高潮中，这种记忆是稍纵即逝的，甚至就连亲身经历过的人们也会怀疑其真实性，更不用说他们的后代了。

人们在追求“文化”，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而当需要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将其具体化的时候，我们习惯于把眼光投向城市与场地的久远历史——百年、千年，甚至万年。这些文化与传统，作为设计师的追求都无可厚非。而本设计所要体现的是脚下的文化——日常文化，作为生活和作为城市记忆，哪怕是昨天的记忆的历史文化，那些被遗忘，被鄙视，被践踏的人、事和自然之物的故事。这是设计师的一种理解，一种对人自我的理解，一种对文化与传统的理解。土地与土地那么不同，南方与北方那么不同，大城与小城那么不同，而人间的万家灯火又点燃了多少不同的喜怒悲欢、离合兴衰！歧江公园使我们看到了那些被熟视无睹的人们，推开了被时光默默湮没了的“单位”之门，迎面吹来清新怡和的风，听到劳动的人们在歌唱。

设计之初，本设计面临着三个设计思路上的诱惑：

第一大诱惑：借用当地古典园林风格，即岭南园林的设计方法。

第二大诱惑：设计一个西方古典几何式园林。

第三大诱惑：借用现代西方环境主义、生态恢复及城市更新的路子。

坦诚地讲，第三大诱惑是最大的，而且整个设计也贯穿了生态恢复和废旧再利用的思想，其中的许多方法也借鉴到本设计中来了。但同时本设计放弃了极端的保护与生态主义的途径，而强调了文化内涵的挖掘和通过设计来体现自然与普通的美。

人们在追求“美”，一个同样抽象的概念。我们习惯于追求园艺之美、几何之美，或古典式的小桥流水之诗情画意。这些美，作为设计师的追求也都无可厚非。而本设计所要表现的美是野草之美，平常之美，那些被遗忘、被鄙视、被践踏的自然之物的美。

儿童时代以放牛为业，每天最大的心愿是给牛找到丰盛的野草。当在林中、溪边、田埂之上看到青翠鲜嫩的野草，便有获得大发现时的激动。这种激动源于对牛的心爱，因此也期待田里长野草而非庄稼。由此也想到美的本源，特别是对园艺美的反思：野草是美的，因为它和庄稼或鲜花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

新的环境伦理则在更理性的层面上告诉人们，乡土野草是值得尊重和爱惜的，它们之于人类和非人类的价值绝不亚于红皮书上的一类或二类保护植物。在每天都有物种从地球上消失的今天，在人类日益远离自然、日益园艺化的今天，乡土物种的意义甚至比来自异域或园艺场的奇花异木重要得多。

然而并没有多少城市居民有儿童时代放牛的经历，也没有多少公园的造访者懂得环境伦理，所以，野草之美往往被埋没。景观设计师的责任是通过对自然的设计向人们展示野草之美的特质。

在本公园的设计中，大量使用了乡土野草，包括用于湖岸绿化的挺水植物，各类茅草。在与几何路网和机器的对比中，白茅、象草和莎草成为营造公园历史与工业气氛的主要材料之一。

野草不自美，因人、因设计而美。本设计的理念是，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用水生、湿生、旱生乡土植物——那些被人们践踏、鄙视的野草，来传达新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并以此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培育环境伦理。

歧江公园是一个充满时间感觉的地方。在这个结构的“丛林”里，时间是风，穿梭其中，并追逐着一些为我们所不知的东西。

（有删减）

留住正在消失的乡音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方言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②近年来，留住乡音的呼声之所以越来越高，正是因为许多方言正在萎缩，山歌、童谣、谚语在青少年中逐渐失传，戏曲和曲艺抵挡不住流行音乐的冲击。现代化越来越快，方言的萎缩如暮春时节万花纷谢，难以抗拒。一旦乡音荡然无存，模糊的乡愁便会淡出人们的记忆。

③ 心理语言学研究发现， 十来岁少年学得母语， 就具备了终生语言能力的70%；同时学会几种语言，不但不是负担，还有助于提高智商。大批老科学家小时候学方言和国语，长大又学文言和外语，比谁都聪明，就是好例子。如今的孩子却学了普通话、丢了方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学校以普通话为基本教学用语是正确的，但在教好普通话的同时，周末组织些唱山歌、讲故事的方言文艺活动，不也很好吗？

④只看到方言妨碍普通话规范是片面的。方言是通语分化出来的，也曾向通语输送有益成分；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利用对应还可帮助方言区的孩子学好普通话。例如，可告诉没有翘舌音的人，凡是方言或同声旁的字读“d”“t”的，就是翘舌音：都屠—者猪储署，迢貂—招召超绍。有的分不清“f”“h”，可指出，凡是方言或同声旁的字读“b”“p”的，只能是“f”；反饭贩—板扳，非匪痱—排悲；

凡是同声旁的字读“g”“k”的只能读“h”；胡湖—古苦，混馄—昆棍。50年代方言普查后，各地都编过这类对应字表，可惜后来没用于教学。

⑤除了语音对应，方言词汇、句型和普通话不同的，也可以列表对照。例如：赶趟/来得及，长脚/高个儿，拐脚/瘸腿；斤半/一斤半，卖没了/卖光了，找不他到/找不到他。方言调查已近百年，材料积累不少，应经挑选后，把本地常见误读音、误用的方言词和方言句式，编成语文补充教材。此外，各方言的儿歌、童谣、谚语、故事、传说中，不乏语言精炼、意义深刻的精品，比如“不怕慢，只怕站”“日日守，年年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敢拼才会赢”“兄弟同心，田土成金”“好天得存雨来粮”，把这些分类编注成册，让学生自学，既能学到方言，也能获得文化的教益。

⑥当然，留住乡音不光是学校的事。方言本是家传的母语，可许多家庭如今也不说了。有的家长怕影响孩子学普通话，家里不说“土话”。其实，为了学普通话而放弃方言，这是误解。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认知方法，多语人必有多样的思维。另外，不同方言也有共同的规律。南方方言爱说“他有去，我有来”，和英语中have的用法大体相当。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更是可以相互论证，比如闽语把“高、低”说成“悬、下”，普通话也有“悬崖”和“下策”的说法。

⑦除了学校和家庭，要留住乡音，社区也有事可做。这些年来，有些地方整治青山绿水，发掘旅游资源，修饰古树、草场、水磨、廊桥，唱山歌、吃农家菜，趣味盎然。城里人到“乡村一日游”听到难懂的方言还想探知奥妙呢。有些县政府为了传承本地文化，拨款请人编写方言志、俗语志，也能唤起乡思乡情。

⑧除了作为交际工具，方言还有艺术的形式——戏曲和曲艺。这些乡音饱含历史文化积淀，曾带给当地人精神的享受。现在，京戏、大鼓、快书、苏州评弹、泉州的梨园、穗港的粤剧等，虽不像过去那样流行，可一到国外，它们就绽放异彩。有的地方很珍视这份遗产，努力发掘加工，精心培养新手，让她继续焕发青春，值得钦佩和鼓励。

⑨现实告诉我们，要留住乡音，必须有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本文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05日12版）

近现代以来，诚信一般合并使用。作为伦理道德范畴，诚信的基本含义类似于传统信的概念，它要求政府诚信，不要朝令夕改，更不要有法不依；要求商业活动诚信，不要毁约弃约，更不要坑蒙拐骗；要求社会交往诚信，不要轻诺寡信，更不要作伪撒谎。然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诚信确实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联系在于，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两者内容基本相同，可以通用；区别在于，诚是一个形上的本体范畴，信仅仅是形下的实践概念。。

诚在儒家学说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庸》继承孔子的思想，系统论述了诚的问题。《中庸》认为，诚属于形上本体范畴，既是自然界的本质规定，又是人性本质的规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对于自然界而言，至诚无息，化生万物，“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意思是，天地的法则，可以用一个诚字给予概括：作为天地没有两个，而它生成万物则是不可计算的。对于人生而言，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提出人生的目的是“三纲领”，即明德、亲民、至善；人生的过程是“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诚意是关键，济世以修身为本，修身以诚意为要。

在早期儒家那里，信与诚不是同一序列的概念范畴。诚是与仁、智等并列的概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说明诚是仁与智、内圣与外王的关键，是一种崇高的人格，具有终极意义。而信只是良好人格的组成部分，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自孟子始，把信与诚结合在一起，“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这对信概念的发展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既提升了信的层次，又使诚落到了实处，促进了信与仁义礼智等思想范畴平起平坐。

诚为信提供了天理依据，就是为信提供了绝对性。诚是信的灵魂，信的行为因诚而立。信与诚结合在一起，应认为是一项基本义务，是不证自明的道德律，必须绝对得到遵守。同时，诚与信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诚则信矣，信则诚也”。诚与信，是天道与人性的关系。朱熹认为：“诚是自然底实，信是做人底实。”诚反映客观世界的本真状态，是自然法则；信反映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准则。自然界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都是真实的，不会作假，人间世也应像自然界一样，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诚实无欺。诚与信，又是主体内心与外化的关系。诚是主体内在的一一种本然状态，信则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内在之诚的外化，诚是信的思想基础，只有内诚于心，才能外信于人；信是诚的具体表现，无信则不足以见诚。

（节选自夏海《儒家之信所蕴含的现代意义》，《深圳特区报》2017年10月19日）

作为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丝路文化依托于文化交流的实际过程，产生了一系列文化交融的丰硕成果。首先，它本身就是文人墨客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不论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慨，还是木卡姆乐曲的悠扬，都让人们对丝路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几千年来，那些行走于丝路上的各色人等及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都通过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各种艺术形式记录下来。以骑毛驴的阿凡提为例，他机智、幽默，爱打抱不平的形象原型都可以在中亚、中东乃至东欧的文艺作品中找到。尽管在不同文化里他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和特征，故事也各有发展和特色，但其根源都来自丝绸之路。

依托于丝路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的相遇与交流，又极大地刺激了艺术家与大众的想象力和创新激情，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的山水底衬，酷似中国山水画中朦胧而有层次的泉石意境；歌德的《中德季日即景》中浸染着他对孔子、老子哲理的向往和仰慕，这些哲理诗组成了中西文学在19世纪初的共鸣。

                                                                         （摘编自李冰《丝路文化的历史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