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李清照”———沈祖棻

一提到沈祖棻，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要在她的名字前冠以“当代李清照”的称号。吴宓曾盛赞沈祖棻：“棻词殊佳，宓所识女中第一，”

沈祖棻1909年生于苏州一个保留着浓厚的文化传统但已衰落的地主家庭。家庭的文化熏陶使她自幼就对文学显露出强烈的爱好和天赋。1932年，这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愤然执笔，以一阕«浣溪沙»，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忧患，传递得浓密婉转，令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汪东拍案叫绝，更令沈祖棻由此赢得“沈斜阳”别号———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 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1934年，沈祖棻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1937年与小她四岁的金陵大学同学程千帆在安徽屯溪结婚，那是南京被日机疯狂轰炸后他们的匆忙避难之地。抗战期间，他俩辗转在成都、乐山等地的几所大学任教。1942年，沈祖棻在金陵大学授课时，物色了一些有造诣的学生成立正声诗词社，她还将四位学生的诗词结集成«风雨同声集»出版。正是“月里山河连夜缺”的动荡岁月，这群师生用他们对古典诗词的挚爱，坚守了对中华文化的深情。

沈祖棻是著名词人和评论家，然而，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她的一生都备受干扰：年轻时便遭逢战乱，飘摇动荡的岁月里，读书人的三尺书桌岂能安宁?38岁时剖腹产女，庸医将一块手术巾遗留在她腹内，此后几年备受折磨；她与程千帆夫妻情深，却聚少离多。1956年，沈祖棻从南京来到武汉，与任中文系主任的丈夫共同执教于武汉大学，孰料时隔不久，程千帆就被打成右派。他蒙冤和被遣送乡下劳动的近20年中，一家三代的生活多靠沈祖棻操持、负担。除了“八口曾为巧妇炊”的烦琐艰难，作为“右派家属”，更要吞咽无尽的冷眼、歧视；夫妻俩城乡两隔，唯有书信往还，她那首读来辛酸的七律，题为“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

好容易盼得到“文革”结束，沈祖棻却于1977年不幸死于车祸。那个悲伤欲绝的苦夏，程千帆挥泪、挥汗整理亡妻遗稿。这是一对患难夫妻与文字知音最后的对话，也是他对沈祖棻最体贴、周全的纪念吧。词在而人亡，让她的作品存世并传扬，成为程千帆最大的心愿。他整理、出版了她的大量遗作，包括她最负盛名、滋养了无数读者的古诗词鉴赏文字«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

沈祖棻填词的方向不是吟风弄月或仅诉一己悲欢，而是侧重于寄托国家兴亡之感，所谓“乱世死生何足道，汉家兴废总难忘”。如果说，李清照早年还有众多词作，记录了优裕日子里的闲情雅趣，沈祖棻则是从年轻起就不得不直面悲惨了：日寇肆虐，苍生蒙难，将士喋血􀆺􀆺那些人间愁苦或壮怀激烈，不能不涌入她的笔端。

从1932年到1949年，她填词500多首，其中400多首创作于抗战时，好些词让人读来愁入肝肠或热泪盈眶。1944年8月的衡阳之战，守城战士喊着“来生见”的豪言，与日寇殊死拼搏。沈祖棻闻讯，写下悲歌慷慨的«一萼红»，被词坛称为“千古一叹”。

抗战结束后的时局凋敝，民生多艰，沈祖棻在词里也多有反映并痛加针砭。最为难得的是，无论写乱世儿女的流亡之痛、相思之苦，还是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她都绝无标语口号式的直露浅白，或辞胜于情的矫揉造作。那些急管繁弦，被调度得细密婉丽，既情动于衷，又有深湛的学养支撑，发声吐字遂珠圆玉润、余韵悠长。

沈祖棻1976年6月的日记写道：“与早早（外孙女）折夹竹桃二小枝，野花草三茎，松枝二小枝，插瓶。灯光下美好有致。”

不要忘了，那正是“文革”末期，大地还笼罩着瘴气，她也行至晚年，又饱经摧折，而情致依然细腻婉约。读来不由得心生感叹：虽然沈祖棻绝无寻常闺阁诗人的小女儿口吻，但那几茎野草、闲花、树枝多么能透露信息，对女诗人来说，最理想、最相宜的场景，真应该是携一卷诗书，寻芳归来，再从容把玩案上清供。

人人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言之凿凿的公理，不知是由多少代诗人的悲剧性人生堆砌和淬炼而成。假如李清照、沈祖棻们有幸一直安享太平安闲岁月，比如，早上慵懒醒来，闲看帘外绿肥红瘦；或行舟至藕花深处，惊起一滩鸥鹭􀆺􀆺那么，诗词写得清浅、纤柔些又何妨呢? 所谓的诗家之幸，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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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祖棻，字子苾，笔名绛燕、苏珂。我国现当代最优秀的词人、诗人、文学家，文论家，著名教授。曾任教于华南多所高等学府中文系。有“当代李清照”美誉。与夫———著名文学教授程千帆合称“程沈”，曾被师友赞为“昔时赵李今程沈”。

②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出嫁后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

女教师的47个吻

①查（zhā）文红，从上海自愿来到安徽省砀（dàng）山县曹庄镇魏庙小学，当一名不拿一分钱工资的“编外教师”。开学第一天，当她兴致勃勃走进教室时，家长和孩子一看教师是个上海人，都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她。有的家长竟带着孩子离去，转到另外的班。这当头一棒把查文红打得摸不着头脑。她找到校长，问是怎么回事。校长道：“我们这里上课都是用土话，家长和孩子担心听不懂你的普通话，所以跑了。”

②查文红感到委屈，但她还是硬撑着上完了第一节课。下课时，一名学生用土话问她：“老师，'狠狠’还来吗？”查文红没听懂，便问道：“'狠狠’是什么意思？”学生们哄笑了，一个小男孩不客气地说“'狠狠’就是'狠狠’，你连'狠狠’都不知道，还来教我们吗？”教室里再次爆发哄堂大笑。查文红有些恼火，但她不便对刚进校门的一年级孩子说什么，便又去问校长：“'狠狠’是什么意思？”校长笑着说：“这是我们的土话，就是下午的意思。”“这校孩子怎么教？”查文红激动地说：“我热爱我的事业，自愿来当一名编外教师，就是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为农村孩子做点什么，可他们……”校长表情有些凝重，叹了口气说：“以前来了几个教师，都没坚持几天就走了，送给你这几个看看，你再想想吧！”

③查文红回到宿舍，展开了那张纸，一首诗呈现在眼前：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④这不是温家宝总理的那首《仰望星空》吗？此时读起来又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像温总理说的那样：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她想到农村的落后与闭塞，如果这些孩子长大后还只晓得“狠狠”，他们将永远走不出这贫瘠的土地，也将永远不能与外界对话沟通。此刻，她明白了老校长的用意。

⑤她决定倡导用普通话教学。为了让学生首先能听懂她讲课的语言，然后学会讲普通话，她开始刻苦学习当地土话，一有机会便向村民们学习。上课时，她总先用普通话讲，再“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土话。在她的推动下，普通话渐渐成了校园里“时髦”的语言。

⑥查文红为了让启蒙阶段的孩子在愉快的氛围中接受知识，通过讲故事与编顺口溜的方式进行教学，深受学生的欢迎。孩子们的学习热情高涨，期末考试时，全班的语文成绩平均达到了91.87分，名列全镇第一。家长们闻讯，纷纷买来鞭炮，来到学校放了起来。一位家长激动地说：“这么好的成绩，我们多年没见过了，感谢查老师！”面对此情此景，查文红激动得哭了，她庆幸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⑦春节已经临近，学校照顾查文红，让她把剩下的课集中讲完，好早点儿回家过年。孩子们听说老师要走，心里都很难过，竟不能集中精神听课。查文红有些生气，正要批评他们，一个名叫丁丽的小女孩站了起来，很失落地说：“老师，你不走行不行？”

⑧“不行啊，老师要回家过年。”

⑨“那你到我家过年，行吗？”

⑩“不行，因为上海的家里还有一个姐姐正等着老师回去呢。”

（11）听到这里，小丁丽哭着说：“那，那你亲我一下好吗？”

（12）查文红眼圈红了，走过去亲了亲小丁丽，止不住流下泪来。这时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都说：“老师，你也, 亲亲我吧。”于是，班上47个学生，她一一亲到。亲完最后一个学生，全班同学放声大哭起来。孩子们觉得，查老师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13） 47个孩子一起大哭，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哭声传出，全校师生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跑了过来，附近的村民也闻声从家里赶来了。哭声是如此具有感染力，一时间全校学生都哭了，面对如此感伤的场面，一些老师和村民也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来。

（14）“那惊天动地的哭声，我从未听到过，至今还在我心中回荡，这一辈子我忘不了那感人的哭声。”查文红每忆及此，还是感动得双眼湿润……

揽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金、元诸朝都很盛行，到了明代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形态上发生了新的变化。

所谓揽纳，也称包揽，就是兜揽代纳赋税。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被称为揽纳户。明代前期，揽纳户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到明代中期，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揽纳。与封建政权相 联系的乡绅阶层势力不断扩张，乡绅豪强采用“诡寄”的方式，将民户田粮兜揽到自己名下，包收代纳，多收少缴，谋取厚利。揽纳对国计民生造成损害，却屡禁不绝。

明初的赋税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实物为本，无论是田税还是上供物料，都以征 收实物为主。田税分夏税（征麦）、秋粮（征米），此外有丝绢、棉苎麻布等，部分地区还要缴纳草料。上供物料则是因需而征，包括皇室消费的食品、用品，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等。二是民收民解，即要求民户将指定物品自行运送到指定地点交纳。永乐迁都后，为了收纳全国各地解运而来的钱粮物料，北京陆续设立了众多仓场。巨额的物资解纳和众多的仓场存在，为揽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征收到入库各个 环节，都可以看到揽纳者的身影。

万历年间，户部疏请“禁包揽”，并概括包揽为“本地之包揽、在京之包揽、各衙门之包揽”。前二者是就揽纳活动发生地而言，而“各街门之包揽”是就揽纳者的身份及运作形态而言。明代仓场的官吏员役,不少自己就从事揽纳。各种包揽，危害极大。往往额外勒索，加重解纳者的负 担。永乐十七年，监察御史邓真指出：“今贪利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贯等项，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万，恣肆贪残，吮民骨血。”揽纳到手后，揽纳者又常常拖延不予上纳， 解纳者被累不堪。隆庆六年，神宗在诏书中指出：“各处解纳钱粮到京，内外管收人员掯索使用，多于原额，以致上纳挂欠。及在京势豪，在外积棍，包揽诓骗久之。贻害小民，苦累正户。”

自宋代以来，揽纳一直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治，明朝也有众多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但终明之世，揽纳一直风行不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一大原因。勋戚、宦官等权势人物染指揽纳，即使事发，也往往曲法宽贷。如天顺年间，宁阳侯陈懋纵子侄揽纳事发，英宗念其“积有劳且老疾，姑宥之”。另外，制度性弊端是又一大原因。从解运过程看，远距离运输实物，不但耗费巨大，而且面临诸多风险。如解运白粮到京，途中交纳船税，支付牵挽、转搬 费用，或被人偷盗，或日久蚕食，或因雨湿烂等，到京时大概十去三四了。即便解纳到京，到各衙门办理手续，乡野百姓人地生疏，经常受恐吓勒索；钱粮物料入仓，又往往“小脚库秤索求不已”，诸多留难，使上纳难以顺利完成。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

材料一：

以往的主流看法视“六经”为百术之源，统摄万端，从而以“六经”为髓，儒学为骨，经、史、子、集为肌肤，外翼全体学术文化。这种架构较明显地反映了传统经学的思维模式，它显然是以经学或以其为基础的儒学作为主体内容，仍是要求儒学居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支配地位，把其他各家置于从属的被支配的位置，由此所形成的依然是经学和儒学统摄下的“国学”。

基于对“传统”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特点的明确认知，“新子学”强调，“国学”在漫长的岁月中必然存在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一代有一代的“国学”。从历史上看，不可否认，“六经”是中国文化学术的最早源头，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孔子以“六经”为基础创立了儒家学说，经西汉定为一尊后，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获得了垄断性地位，成了“国学”的主导力量，后经历代统治者的追捧和提倡，渐成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流。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章太炎力倡诸子学，胡适平视各家，冯友兰更是在《中国哲学史》中明确指出，晚清便是“经学时代之结束”。由此，经学时代重回到了子学时代，儒学又复归为子学之一。这是历史的必然，“新子学”的发展亦是我们时代的要求和选择。

今日之社会更为多元复杂，而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然会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要求我们从经学思维和体系的禁锢中真正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姿态传承历史文化，维护学术开放多元的本性，积极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富于活力的“新国学”。“新子学”正是适应这样的“国学”发展要求，将应运承载“新国学”的真脉。

“新子学”的内涵，单以浅层次理解它是“旧子学”的再发展。在这种理解下，“新子学”仿佛没有摆脱在原有经学体系下旧“国学”中的位置，最多也只是经学的多样化实践与儒学的外围羽翼，显然无法承担作为“新国学”主导的重担。但“新子学”具有更深层的内涵，它是以“子学精神”为灵魂，重视晚周“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每每出现的多元性、开放性的学术文化发展趋向。国而，“新子学”视野中的“国学”将是一个思想多元性与时代发展和谐一致的图景。

“新子学”的“子学精神”主张多元并立在主导“国学”构建与发展时，将些合现有的各类学术文化。它给“国学”带来的不是简单的内容上的囊括，而是结构性的革新：“国学”将由单向封闭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交互动态的多元开放结构。简单而言，在“新国学”的结构中，各种学术之间多元、平等、互为主体没有谁统摄谁，谁要依附谁的问题。在这种体系之下经学和儒学并不占据垄断地位，不再是其他学术确立自我和位置的依据与标准，只是复合多无、动态构成的学术生态中的一个重要但又普通的组成部分而已。因此，今后的“国学”不再是一枝独秀的孤景，而将上演百家合鸣的交响。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话、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于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与“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重视家风家训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我国的家风家训文化可以追溯到周代，之后随着时光推移，产生了班昭的《女诫》、颜之推的《家训》、司马光的《家范》等家训著作，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家范”、“家则”、“家箴”、“家约”。明清时期，家风家训文化最为流行。清人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搜集了大量有关家训的名言警句，影响广泛。我国传统家训中虽有些封建主义的糟粕，但其中的尊老爱幼、勤劳俭朴、耕读传家、自立自强、勤政廉洁、为人正直、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勤奋学习等内容，至今仍不乏借鉴价值。

优良的家风形成，往往是通过创立者的建立，和几代甚至数代人的不懈努力，践行而形成的。通过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相互濡染的家庭教育氛围，在生活的点滴之中不断地践行，形成一种无言、无声的教诲。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最为重要的、无以替代的精神财富，惠泽于家庭的成员；家风也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魂魄之所在，支撑着家庭的进步与发展。

家庭是个人与社会的中间桥梁。传统的中国社会公共教育不发达，人的成长，更多的是依赖家庭的教育和文化的延传。许多大的家族组织，为了家族的发展主动承担起对本家族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有祠堂、族产、义庄、义塾等等。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礼仪性的活动取得联系，同时也接受家族的集体约束。在这一层面，“家风”家训好比家族“纲领”，指导和规训着每一位家族成员的生活和行为。

家风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好的家风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良好的道德氛围、健康的思想氛围、积极的情感氛围、认真的学习氛围、节俭的生活氛围等等。正是这种氛围，造就了一个个身心健康的人、有作为的人乃至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可以说，好家风打造了儿童成长的好摇篮。当前，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恋爱观上的拜金主义、婚姻中的草结草离、家教中的过分溺爱、孝亲中的漠视老人，甚至一些有名望和社会地位的人由于不重视家风建设致使自己尤其是子女走上了犯罪道路，教训是沉痛的。

树立端正的家风，传承优秀的家风，更是对民族文化的弘扬。“家风”是整个社会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体系的基础和前提。通过提升“家风”建设，既能使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与主流的文化融为一体，培养完美的人格；又能通过“家风”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有机的融合，从而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每个家庭都应构建起具有各自特色的家风，给力社会风尚进步发展；给力伟大的“中国梦我的梦”的实现；千万个家庭组合成一股强大的振兴中华力量。     

（《家风的重要性》有删改）

材料一：

“睡前拖延”是荷兰学者Kroese等人提出的概念，是指个体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习惯性地推迟其预定的就寝时间的行为。这一概念在国内常被称为“晚睡强迫症”或“习惯性熬夜”。已有许多研究表明，习惯性睡前拖延带来的睡眠不足会导致激素异常和免疫力下降，使人们患糖尿病、肥胖症、癌症、心血管疾病、神经精神疾病和慢性感染等各种疾病的风险加大。

由于每个人的生物钟存在个体差异，所以其睡眠——觉醒节律也不同。睡眠——觉醒节律代表了个体对睡眠和清醒时间的偏好差异，表现为不同的睡眠类型。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睡眠——觉醒节律与睡前拖延存在关联。偏晚睡晚起型的青少年更倾向于推迟就寝时间，偏早睡早起型的青少年更不易于睡前拖延。偏早睡早起型的人更容易考虑他们行为的未来后果，采取更具策略性的行动，懂得延迟满足；而偏晚睡晚起型的人则更容易冲动和冒险，寻求即时满足，更看重眼前而不顾长远。

研究显示，睡前拖延特别容易发生在个体心理能量不足或自我控制力弱的状态下，因为决定去睡觉的时间点本来就是在一天结束时，而那时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通常都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往往会自我调节失败，不能按预期的时间去睡觉。

（摘编自李露孙慧敏《睡前拖延研究综述》）

材料二：

年长、年青两辈作息规律及认识比较

“萤火虫族”的六大特征

（摘编自《2020中国睡眠指数报告》）

材料三：

《2020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国人平均睡眠时长为6.92个小时，接近六成的人每周熬夜超过3次，拥有深度睡眠的不到1/3，睡得晚、睡得短、睡得浅成为当代国民的三大睡眠现状。

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光污染打破睡眠节律，职场、社交和社会阶层压力导致身份焦虑和群体孤独，失眠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干扰睡眠的因素不断增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2019年我国手机网民达8.47亿。某科技公司数据则显示，中国人平均每天在移动设备上花费6.2个小时，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娱乐文化的繁荣和对自由时间的把控欲让熬夜成为一种主动行为，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报复性熬夜”“解压式狂欢”是职场人在内心焦虑状态下带有证明性的自我宣誓，此外，00后和年轻妈妈也是“萤火虫族”中的典型人群。00后学生党娱乐学习两手抓，而年轻妈妈处于职场和家庭双重压迫中，在“工作+带娃”的模式下过着双面黑洞的生活，20％的人甚至发生天天熬夜的现象。

（摘编自《2020中国睡眠指数报告解读》，消费日报网）

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

何云波

武侠小说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江湖世界。江湖中人何为?上者仗义行侠，除暴安良；中者为报家仇，浪迹天涯；下者纯粹只为争个天下武功第一，不惜身入魔道，视生命如草芥。一句话，都是在刀剑丛中讨生活，说得俗一点，便都是在杀人。

《笑傲江湖》中的魔教教主任我行有一句名言：老夫一生杀人如麻，快意恩仇。那些大魔头们视杀人为家常便饭，看哪个不顺眼就可以拎来宰掉，甚至可以拿活人的脑袋，炼九阴白骨爪之类，这里且不去说它。那些身负血海深仇之人，学艺寻仇，餐风露宿，忍辱负重，历尽千辛万苦，最终便是为求手刃仇敌那一刻的快感。于是乎，如果仇敌已为他人所杀，寻仇之人会茫然若失，痛心疾首。剩下来的杀人，便是名门正派之侠客，为驱除邪恶、执掌正义，正大光明之替天行道了。据说，这不仅可快一己之心，还可大快他人之心。

问题是，侠客自掌正义，不问官府也不求法律，自己认为该杀便干净利落一刀了断，这里面难免带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射雕英雄传》中的洪七公，自谓一生杀了241人，其中没有一个是好人。这里凭借的是道德律，况且，好与坏本身便是相对的。一人以为是的，可能另一人以为非，何来客观标准?比如侠客们最为嫉恨不耻的所谓淫贼淫妇，人家相好，哪怕是偷情，其实也不关你事，侠客偏要千里迢迢为民除害，岂不多管闲事?何况，侠客也是人，是人即有人作为动物的共通的劣根性，侠客也难免有杀得性起的时候。将人的生命维系在某一个人的主观好恶之中，这正是武侠的可怕之处。

如果说人类的噬血性、攻击性行为，本身便是人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以爱好和平著称的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并不逊于西方。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草菅人命、滥杀无辜之事，可谓平常之极。鲁迅先生曾讲过，中国人有两类：一类是作示众的材料，一类是看客。看人杀头，乃成国人的一大乐趣。一刀下去，血花纷飞，刺激，过瘾，乃至当阿Ｑ被枪毙，看客们竟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周作人在二七大屠杀之后的一篇题为《怎么说才好》的文章中曾大为感叹：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清朝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折，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

武侠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国人潜藏的嗜血习性。同为通俗小说，西方的侦探小说则更强调法律意识、人道意识。它只再现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而不担负惩罚的职责。因为惩罚自有法律，每个人都无权擅自处置他人的生命。中国的武侠小说，则具有一种非人道倾向。在惩恶的幌子下，千刀万剐，杀个痛快，嗜血欲望通过杀奸人而获得变态的满足，更何况，他们杀的远非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奸贼。而读者，在武侠小说的杀人如麻快意恩仇里，大约也获得了一种极大的满足。不知这是不是武侠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作为普通人，历数我们的种种焦虑。为基本保障，为生活条件，为梦想实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安全感，缺乏确定性，觉得得不到承认和肯定，体会不到信任与支持，凡此种种，这不正是我们“无家”的感觉吗?尽管在家和家园之中我们还会面临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安全的，我们不会遭受恶意的伤害甚至不会感受到敌意，我们可以得到呵护，在遇到困难时会获得照顾支持。

人类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业生产迈入工业化，从传统礼俗社会进入现代科学理性与法律的社会的过程，也是人类一步步失落家园的过程。现代的工业市场主产、大规模城市生活、科技理性支配和无情的科层制与形式主义法律统治，将人类从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共享天地之中抽离，而将其投入以功利效率的工具理性为核心的逻辑组识和运作的各个“系统世界”中，人类身处自己打造的机器般的“铁笼”之中，既失温馨家园，又怎能免得恒久的焦虑?从赋予政府更多的福利保障职能，到重新看待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发挥信仰的功能，或以人本主义来平衡科学精神，直到重建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在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内核基石上的这一切，看起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类的家园并来真正得以恢复，家园失落之痛和如影随形的普遍焦虑之感，至多只能说稍有缓和而已。

到了全球化阶段，情形变得更为复杂。借助全球流动性增长的各种媒介手段突破时空界限将全世界的人更近距离地聚拢在一起，经济市场、科学技术、科层组织这些系线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进一步地深入侵吞蚕食人们的家园，大到各国，中到各地方、各种人群共同体，小到各个家庭，其所能提供的保护屏障被一一穿透，个体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其普遍的支配逻辑中。而焦虑中的人们也将逐渐明了，如果曾经是为了正当的梦想而宁愿舍弃家园，离家逐梦，那么，该到重新回家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天性是社会的存在，我们绝不可没有家园。

我们不是简单地返回最初的家和家园。人类要往前走，我们不可能退回到过去。现代化过程不可逆转，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不可能倒流。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不时地停下匆促的脚步，反问和澄清这一切的初衷，明白有哪些要继续坚持，又有哪些必须纠正，哪怕需要为此付出更多。之所以说我们正面临重建家园的重大机遇，在于焦虑的普遍性和日益被人们认识到的焦虑的深沉性。如今，焦虑是普遍的、持续的、深刻的，不独属于某一个人、某一个群体、某一个民族，而是全人类的。而且，我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存在状态，在客观上也越来越不可持续。我们绝不可能在不重建人类共同家园和不同人群的家园的条件下，继续指望多数人能够过上满意的生活。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可以担负更大的责任，这既是由其历史的位置决定的，也是因其潜在的能量注定的。当然，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把握这位置和转化这能量的关键。在这方面，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更多的自觉性、勇气和信心，也需要创造力。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改)